本草新编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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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新编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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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医学半承傅青主、半承家学，处方用药主张攻邪不伤正，君臣佐使分明，请细读此书，自得其宜。

序一

人不学医。则不可救人；医不读《本草》，则不可用药。自神农氏尝药以来，发明《本草》者数十家，传疑传信，未克折衷至正，识者忧之，冀得一人出而辨论不可得。吾弟子陈远公，实有志未逮。丁卯失意，肆志轩岐学，著《内经》未已，著《六气》书。今又取《本草》著之，何志大而书奇乎。嗟乎!陈子欲著此书者久矣，而陈子未敢命笔也。陈于少好游，遍历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多所瞻眺，颇能抒发胸中之奇，且所如不偶。躬阅于兵戈患难兴亡荣辱者有几，亲视于得失疾病瘴疫死生者又有几，身究于书史花木禽兽鳞虫者又有几。是陈子见闻广博而咨询精详，兼之辨难纵横，又足佐其笔阵。宜其书之奇也，而陈子之奇不在此。陈子晚年逢异人燕市，多获秘传，晨夕研求，几废寝食，竟不知身在客也。嗟乎!真奇也哉。然而陈子雅不见其奇，遇异人忘其遇，著奇书忘其书。若惟恐人不可救而用药误之也。汲汲于著书为事，著《内经》、《六气》之书甫竣，复著《本草》。嗟乎，真奇也哉，而陈子更奇。谓医救一世其功近，医救万世其功远。欲夫用药之人，尽为良医也，则本草之功用，又乌可不亟为辨论哉。甚矣，陈子之奇也。予怦阅而序之首，喜得人仍出吾门而折衷至正，实可为万世法，是则余之所深幸者乎。

吕道人岩题于大江之南时康熙己已灯宵后三日

序二

山阴陈子远公，壮游宇内，得老湖丛著，轩岐之书。其见闻所暨及，既广且博，宜其书之奇也。虽然无识不可著书，无胆亦不可著书，阅览于山川草木禽兽鱼龙昆虫之内，而识不足以辫其义，胆不足以扬其论，欲书之奇得乎。陈子之识，上下千古，翻前人旧案。阐厥精微，绝非诡异，一皆理之所必有也。异胆横绝，浩浩落落。无一语不穷厥秘奥，绝无艰涩气晦于笔端。是识足以壮胆。而胆又足以济识也。欲书之不奇。难矣。吾与天师岐伯、纯阳吕公，嘉陈子有著作。下使再读碧落文。其奇应不止此。丁卯秋．访陈子燕市。陈予拜吾三入于座上，天师将碧落文尽传之，余传《六气》诸书。陈子苦不尽识。余牖迪三阅月。陈子喜曰：吾今后不敢以著述让后人也。著《内经》、《灵枢》、《六气》告竣。又著《本草》，奇矣!而陈子未知奇也。百伤不遇，叹息异才之湮没不彰。嗟乎!有才不用，亦其常也。抱可以著作之才，不用之于著作。致足惜也。今陈子不遇，仍著书以老。是有才而不违其才矣，又胡足惜乎。况陈子得碧文助其胆识，则书之奇，实足传远，然则陈子之不遇老而著书，正天之厚陈子也。陈子又何必自伤哉。

康熙己已暮春望后汉长沙守张机题于芜江

序三

粤稽神农氏，首尝百草，悯生民夭折不救也。历代久远，叠婴兵燹，祖龙一炷，竹简化烬，虽医人诸书，诏告留存，士民畏秦法，尽弃毁靡遗，收藏汲冢，缮写讹舛，非复神农氏古本。嗣后医者多有附会，是《本草》在可信不可信问，近更创扬异说，竞尚阴寒，杀人草木中，世未识也，予甚悯之。神农氏救世著(本草)，后人因《本草》祸世。失帝心矣。纯阳子吕岩与余同志，招余、长沙使君张机，游燕市，访陈子远公，辩晰刀圭，陈子再拜，受教古书，尽传之。张公又授《六气》诸书，因劝陈子著述，不可让之来者之。陈子著《内经》成，著《六气》，今又著《本草》，勤矣!陈子幼读六籍，老而不遇，借《本草》之味，发扬精华，其文弘而肆，其书平而奇。世必惊才大而学博也，谁知皆得之吾三人助哉。天下有才学者甚众，吾辈何独厚陈子?救世心殷，无异神农氏，则《本草新编》，其即救世之书乎。

云中逸老岐伯天师题于大江之南时康熙乙已孟春念九日也

序四

陈子远公，所著《石室秘录》，皆传自异人，而于青囊肘后，阐发尤多，故拨盲起疲，捷如响应。余既序之，梓以行世矣。无何，复邮《本草新编》，余读竟而益叹其术之奇也，服其心之仁也。粤稽烈山氏，躬尝百草．教后世以医；轩辕、岐伯，相与论性命之学，即今《金匮》、《灵枢》、《素问》、《难经》。一以天地阴阳、四时寒燠、五行屈伸、悔吝之道，通于人身之风寒暑热、五脏六腑、相生互伐、强弱通塞之机。盖古先哲明乎天人合一之理，而后颐指意会，将使天下之人之病无有不治，且并其病也而无之而后快焉。是道也，犹之政也。先王固以不忍人之心行之矣。后世若淳于意、华元化、孙思邈、许胤宗、庞安时诸公，咸以医鸣，而长沙张公能集大成者，得是道也。得是心也。其间继起，立论著方，或少偏畸，犹滋訾议，而况其凡乎。自晚近以来，家执一言，人持一见，纷然杂然之说。天人合一之旨晦，由是习焉莫测其端。狙焉莫穷其变，而冀得心应手也。必无几矣。陈子乃概然以著作自任，上探羲皇，密证仙真，寤寐通之。著书累千万言。

而《本草》一编，略人所详，详人所略，考《纲目》，辨疑诸善本，惟探注方与真赝、与甘温凉热治病炮制而已。兹则一药必悉其功用，权其损益，入某经通某脏，人能言之；入某经而治阴中之阳、阳中之阴。通某脏而补水中之火、火中之水，人不能言也。至或问辨疑，茧抽蕉剥，愈入愈细。

举《灵枢》以上诸书，后世有误解误用者，必引经据史，以辨明之，使人不堕云雾中。洵乎陈子术之奇也。且其论滋补则往复流连，论消散则殷勤告诫，而于寒凉之味则尤其难其慎，不翅（此字不解）涕泣而道之，固唯恐轻投于一二人，贻害者众；错置于一二时，流毒者远也。斯其心可不谓仁矣乎。

今医统久替似续。殊难其人。若陈子所云岐伯、雷公、纯阳诸先哲，或显形而告语，或凭乩而问答，殆亦悯医理之不明，欲以斯道属斯人也，陈子何多让焉。谋也，三载薪劳。一官丛脞，不能仰副圣主如天之仁以广仁政。而独于民人死生之际，三致意焉，故得是书而乐为之序。又减俸而付诸梓。亦欲举世读是书者，务求尽乎其心之仁，而不徒惊乎其术之奇焉，则夫古先哲王之所传．贤士大夫之所述，庶不至如伯牙海上，知音旷绝，而于以济世利物也，思过半矣。

康熙三十年岁次辛未仲春中浣之吉华川金以谋敬书于上元署中

凡例十六则

《本草》自神农以来，数经兵燹，又遭秦火，所传书多散轶，鲁鱼亥豕，不能无误，一字舛错，动即杀人。铎躬逢岐伯天师于燕市，得闻轩辕之道，而《本草》一书，尤殷质询，凡有所误，尽行改正。

此书删繁就简，凡无关医道者，概不入选。即或气味竣烈，损多益少，与寻常细小之品，无大效验者，亦皆屏弃。

本草善本，首遵《纲目》，其次则逊《经疏》。二书铎研精有素，多有发明，非辟二公，实彰秘奥。

本草诸书，多首列出产、收采、修制等项，铎概不登列者，以前人考核精详，无容再论。惟七方十剂之义尚多缺略。所以畅为阐扬，更作或问或疑附后，使医理昭明，少为用药之助。

是书删《神农》原本者十之三，采(名医》增入者十之二，总欲救济生人，非好为去取。

气运日迁，人多柔弱，古方不可治今病者，非言补剂也，乃言攻剂耳，故所登诸品，补多于攻。

《本草》非博通内典，遍览儒书，不能融会贯通，以阐扬秘旨。铎见闻未广，而资性甚钝，所读经史，每善遗忘，记一遗万之讥，实所未免，尤望当代名公之教铎也。

本草贵多议论发微，不尚方法矜异。铎所以叙功效于前，发尚论于后，欲使天下后世，尽知草木之精深，人物金石之奥妙，庶不至动手用药有错。

此书多得之神助，异想奇思，命笔时有不自知其然而然之象。世有知心，自能深识，不敢夸诩也。

铎素学刀圭，颇欲阐扬医典，迩年来，未遗尚论。甲子秋，遇纯阳吕夫子于独秀山，即商订此书，辄蒙许可。后闻异人之教助，铎不逮者，皆吕夫子赐也。

是书得于岐天师者十之五．得于长沙守仲景张夫子者十之二，得于扁鹊秦夫子者十之三。若铎鄙见，十中无一焉。

铎少喜浪游，凡遇名山胜地，往往探奇不倦。登眺时，多逢异人，与之辩难刀圭，实能开荡心胸。增益神智，苟有所得，必书笥中。每入深山，见琪花瑶草、异兽珍禽，与昆虫介属异于凡种者，必咨询土人，考订靡已。倘获奇闻，必备志之，今罄登兹编。

行医不读《本草》。则阴阳未识，攻补茫然，一遇异症，何从用药。况坊刻诸书，苦无善本，非多则略。锋斟酌于二者之间，繁简得宜，使读者易于观览。

是书药味无多，而义理详尽，功过不掩，喜忌彰明，庶攻补可以兼施，寒热可以各用。倘谓铎多事，翻前人以出奇。或咎铎无文，轻当世而斗异，则铎岂敢。

著书非居胜地，则识见不能开拓。铎幸客舟中，目观江涛汹涌，云峦层叠，助人壮怀，故得畅抒独得，颇无格格之苦。然同心甚少。考订未弘，终觉画守一隅，不能兼谈六合。

铎晚年逢异入于燕市，传书甚多，著述颇富，皆发明《灵》、《素》秘奥，绝不拾世音浅渖，有利于疾病匪浅，惜家贫不能灾梨．倘有救济心殷，肯损资剞劂者，铎当罄囊与之，断不少吝，以负异人之托。

山阴陈士铎远公别号朱华子识

劝医六则

人生斯世，无病即是神仙。能节欲寡过，使身心泰然，俯仰之间，无非乐境，觉洞丹丘无以过也。无如见色忘命，见财忘家，营营逐逐，堕于深渊，沉于苦海，忧愁怨恨之心生，嗔努斗争之事起，耗精损气，而疾病随之矣。苟或知非悔悟，服药于将病之时，觅医于已病之日，则随病随痊，又何虑焉。乃求人之过甚明，求己之过甚拙。而且讳病忌医，因循等待，及至病成，始叹从前之失医也，已无及矣。铎功世人幸先医治。

人病难痊，宜多服药。盖病之成，原非一日，则病之愈，岂在一朝。无如求速效于目前，必至堕成功于旦夕。更有射利之徒，止图酬谢之重，忘顾侥幸之危，或用轻粉劫药，取快须臾，未几，毒发病生，往往不救。何若攻补兼施，损益并用，既能去邪，复能反正．虽时日少迟，而终身受惠无穷。铎劝世人毋求速效。

病关生死，医能奏效。厥功实弘。世有危急之时，悬金以许，病痊而报之甚薄。迨至再病，医生望门而不肯入，是谁之咎欤。

等性命于鸿毛，视金钱如膏血，亦何轻身而重物乎。铎功世人毋惜酬功。

病痊忘报，俗子负心；病痊索报，亦医生惭德。盖治病有其功，已报而功小；治病忘其功，不报而功大。要当存一救人实意，不当惟利是图。勿以病家富，遂生觊觎心；勿以病家贫，因有懒散志。或养痈贻患，或恐吓取钱，皆入恶道。铎劝行医幸毋索报。

人不穷理，不可以学医；医不穷理，不可以用药。理明斯知阴阳、识经络、洞脏腑、悟寒热虚实之不同、攻补滑涩之各异，自然守经达权，变通于指下也。否则，徒读(脉诀》，空览《本草》，动手即错，开口皆非，欲积功反损德矣。铎劝学医幸务穷理。

医道讲而愈明，集众人议论，始可以佐一人识见。倘必人非我是，坚执不移，则我见不化，又何能受益于弘深乎。迩来医术纷纭，求同心之助，杳不可多得。然而天下之大，岂少奇人。博采广谘，裒获非浅。铎劝学医幸尚虚怀。

大雅堂主人远公识

七方论

注《本草》而不论方法，犹不注也。《本草》中，草木昆虫介属之气味寒热，必备悉于胸中，然后可以随材任用。使胸次无出奇制胜方略，则如无制之师，虽野战亦取胜于一时，未必不致败于末路。与其焦头烂额，斩杀无遗，何如使敌人望风而靡之为快哉。此七方之必宜论也。七方者，大小缓急奇偶复也。吾先言其大方。岐伯夫子曰：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凡病有重大，不可以小方治之者，必用大方以治之。大方之中，如用君药至一两者，臣则半之，佐又半之。不可君药少于臣药，臣药少于佐使。设以表里分大小，是里宜大而表宜小也，然而治表之方，未尝不可大。设以奇偶分大小，是奇宜大而偶宜小也。然而用偶之方，未尝不可大。设以远近分大小，是远宜大则近宜小也，然而治近之方，又未尝不可大。故用大方者乃宜大而大，非不可大而故大也。

或问：大方是重大之剂，非轻小之药也，重大必用药宜多而不可少矣。何以君一而臣三佐用九耶?是一方之中计止十三味，似乎名为大而非大也。不知大方者，非论多寡，论强大耳。

方中味重者为大，味厚者为大，味补者为大．味攻者为大，岂用药之多为大乎。虽大方之中，亦有用多者，而终不可谓多者即是大方也。

或疑药大方不多用，终难称为大方，不知大方之义在用意之大。不尽在用药之多也。譬如补也，大意在用参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白术、茯苓之多以为臣使也。如用攻也，大意在用大黄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厚朴、枳实之多以为臣使也。推之寒热表散之药，何独不然，安在众多之为大哉。

或疑药大方在用意之大，岂君药亦可小用之乎。夫君药原不可少用也，但亦有不可多用之时，不妨少用之。然终不可因少用而谓非君药，并疑少用而谓非大方也。

小方若何?岐伯夫子曰：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中即小之义。

凡病有轻小不可以大方投者，必用小方以治之。小方之中，如用君药至二钱者，臣则半之。佐又半之，亦不可以君药少于臣，臣药少于佐也。夫小方所以治轻病也，轻病多在上，上病而用大方，则过于沉重，必降于下而不升于上矣。小方所以治小病也，小病多在阳，阳病而用大方，则过于发散，必消其正而裒其邪矣。故用小方者，亦宜小而小，非不可小而故小也。

或问：小方是轻小之剂，所以治小病也。然君一臣三佐五，方未为小也。若君一臣二而无佐使，无乃太小乎。不知小方者，非论轻重，论升降耳，论浮沉耳。方中浮者为小，升者为小也。

岂用药之少者为小乎。虽小方多用。而要不可谓少用药之方即是小方也。

或疑小方不少用药，终不可名为小方。不知小方之义，全不在用药之少也。病小宜散。何尝不可多用柴胡；病小宜清，何尝不可多用麦冬；病小宜提，何尝不可多用桔梗；病小宜降，何尝不可多用厚朴。要在变通于小之内。而不可执滞于方之中也。

或疑小方变通用之，是小可大用矣。小方而大用，仍是大方而非小方也。日小方大用，非大方之可比，药虽多用，方仍小也。

缓方若何?岐伯夫子曰："补上治上。制以缓。缓者，迟之之谓也。上虚补上。非制之以缓，则药趋于下而不可补矣。上病治上，非制之以缓，则药流于下而不可治矣。然而缓之法不同。

有甘以缓之之法，凡味之甘，其行必迟也；有升以缓之之法，提其气而不下陷也；有丸以缓之之法，作丸而不作汤。使留于上焦也；有作膏以缓之之法，使胶粘于胸膈间也；有用无毒药以缓之之法，药性平和，功用亦不骤也。有缓治之方，庶几补上不补下，治上不治下矣。

或问：缓方以治急也，然急症颇有不可用缓之法，岂一概可用缓乎?曰：宜缓而缓．未可概用缓也。若概用缓，必有不宜缓而亦缓者矣。

或疑缓方故缓，恐于急症不相宜。不知急症缓治，古今通议，然而缓方非治急也，大约治缓症者为多。如痿症也，必宜缓；如脱症也，不宜急。安在缓方之皆治急哉。

或问：缓方君论至备，不识更有缓之之法乎?曰：缓之法在人而不在法也。执缓之法以治宜缓之病，则法实有穷；变缓之方以疗至缓之病，则法何有尽。亦贵人之善变耳，何必更寻缓方之治哉。

急方若何?岐伯夫子曰：补下治下，制以急。夫病之急也，岂可以缓治哉。大约治本之病宜于缓，治标之病宜于急。然而标本各不同也。有本宜缓而急者，急治其本；有标不宜急而急者。急治其标。而急之方实有法焉。有危笃急攻之法，此邪气壅阻于胸腹肠胃也。有危笃急救之法，此正气消亡于阴阳心肾也。有急用浓煎大饮汤荆之法，使之救火济水，援绝于旦夕也。

有急用大寒大热毒药之法，使之上涌下泄，取快于一时也。有急治之方，庶几救本而不遗于救标，救标而正所以救本矣。

或问：急方治急，不识亦可以治缓症乎?曰：缓方不可以治急，而急方实所以治缓。遇急之时，不用急方以救其垂危将绝，迨病势少衰而后救之，始用缓治之法不已晚乎。然则急方治急，非即所以治缓乎。

或疑急方救急，似乎相宜。急方救缓，恐不相合。不知缓急同治者，用药始神耳。

或疑缓急相济，固为治病妙法，然毕竟非治急之急方也。曰：以急救急，因病之急而急之也；以急救缓，亦因病虽缓而实急，故急之也。然则缓急相济，仍治急而非治缓也。

或疑急症始用急方，则急方不可用缓也明矣。然古人急病缓治，往往有之，似乎急方非救急也。曰：急方不救急，又将何救乎?急病缓治者，非方用缓也。于急方之中，少用缓药，以缓其太急之势，非于急方之中，纯用缓药，以缓其太急之机也。

奇方若何?岐伯夫子曰：君一臣二，君二臣三，奇之制也。所谓奇之制者，言数之奇也。盖奇方者．单方也。用一味以出奇，而不必多味以取胜。药味多，未免牵制，反不能单刀直入。凡脏腑之中，止有一经专病者，独取一味而多其分两，用之直达于所病之处，自能攻坚而奏功如神也。

或问：奇方止取一味出奇，但不知所用何药。夫奇方以一味取胜，《本草》中正未可悉数也。吾举其至要者言之。用白术一味以利腰脐之湿也，用当归一味以治血虚头晕也，用川芎一味以治头风也，用人参一味以救脱救绝也，用茯苓一味以止泻也，用菟丝子一味以止梦遗也，用杜仲一味以除腰疼也，用山栀子一味以定胁痛也。用甘草一味以解毒也，用大黄一味以攻坚也，用黄连一味以止呕也，用山茱萸一味以益精止肾泄也，用生地一味以止血也，用甘菊花一味以降胃火也，用薏仁一味以治脚气也，用山药一味以益精也，用肉苁蓉一味以通大便也，用补骨脂一味以温命门也，用车前子一味以止水泻也，用蒺藜一味以明目也，用忍冬藤一味以治痈也，用巴戟天一味以强阳也，用荆芥一味以止血晕也，用蛇床子一味以壮阳也，用元参一味以降浮游之火也，用青蒿一味以消暑也，用附子一味以治阴（疑误，应为阳）虚之喉痛也，用艾叶一味以温脾也，用地榆一味以止便血也，用蒲公英一味以治乳疮也，用旱莲草一味以乌须也，用皂荚一味以开关也，用使君子一味以杀虫也，用赤小豆一味以治湿也，用花蕊石一味以化血也。以上皆以一味取胜，扩而充之，又在人意见耳。

或疑奇方止用一味则奇，虽奏功甚神，窃恐有偏胜之弊也。顾药性未有不偏者也，人阴阳气血亦因偏胜之病，用偏胜之药以制偏胜之病，则阴阳气血两得其平，而病乃愈。然则奇方妙在药之偏胜，不偏胜不能去病矣。

或疑方用一味，功虽专而力必薄，不若多用数味则力厚而功专。不知偏胜之病，非偏胜之药断不能成功。功成之易，正因其力厚也，谁谓一味之方力薄哉。

偶方若何?岐伯夫子曰：君二臣四，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又曰：远者偶之，下者不以偶。盖偶亦论数耳。是偶方者，重味也，乃二味相合而名之也。如邪盛。用单味以攻邪而邪不能去，不可仍用一味攻邪，必更取一味以同攻其邪也；如正衰，用单味补正而正不能复，不可仍用一味补正，必另取一味以同补其正也。非两方相合之为偶，亦非汗药三味为奇，下药四味为偶也。

或问：奇方止取一味以出奇，而偶方共用两味以取胜，吾疑二昧合方，正不可多得也。夫二味合而成方者甚多，吾不能悉数，示以成方，不若商以新方也。人参与当归并用，可以治气血之虚。黄芪与白术同施，可以治脾胃之弱。人参与肉桂同投，可以治心肾之寒。人参与黄连合剂，可以治心胃。人参与川芎并下，则头痛顿除。人参与菟丝并煎，则遗精顿止。黄芪与川芎齐服，则气旺而血骤生。黄芪与茯苓相兼，则利水而不走气。黄芪与防风相制，则去风而不助胀。是皆新创之方，实可作偶之证。

至于旧方，若参附之偶也，姜附之偶也，桂附之偶，术苓之偶，芪归之偶，归芎之偶，甘芍之偶，何莫非二味之合乎。临症裁用，存乎其人。

或疑偶方合两味以制胜，似乎有相合益彰之庆，但不知有君臣之分、佐使之异否乎。夫方无君臣佐使者，止奇方也。有偶则君臣自分，而佐使自异矣。天无二日，药中无二君也。偶方之中，自有君臣之义、佐使之道，乌可不分轻重多寡而概用之耶。

复方若何?岐伯夫子曰：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是谓重方。重方者，复方之谓也。或用攻于补之中，复用补于攻之内，或攻多而补少，或攻少而补多，调停于补攻之间，斟酌于多寡之际，可合数方以成功，可加他药以取效，或分两轻重之无差，或品味均齐之不一，神而明之，复之中而不见其复，斯可谓善用复方者乎。

或问：复方乃合众方以相成，不必拘拘于绳墨乎?曰：用药不可杂也，岂用方而可杂乎。用方而杂，是杂方而非复方矣。古人用二方合之，不见有二方之异，而反觉有二方之同，此复方之所以神也。否则，何方不可加减，而必取于二方之相合乎。

或疑复方合数方以成一方，未免太杂。有前六方之妙，何病不可治．而增入复方，使不善用药者，妄合方以取败乎。曰：复方可删，则前人先我而删矣，实有不可删者在也。虽然，知药性之深者，始可合用复方．否则不可妄用，恐相反相恶，反致相害。

或疑复方不可轻用，宁用一方以加减之，即不能奏效．亦不致取败。曰：此吾子慎疾之意也。然而复方实有不可废者，人苟精研于《本草》之微，深造于《内经》之奥．何病不可治，亦何法不可复乎，而犹谨于复方之不可轻用也，未免徒读书之讥矣。

十剂论

有方则必有剂，剂因方而制也。剂不同，有宣剂、有通剂、补剂、泻剂、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剂各有义，知其义可以用药。倘不知十剂之义而妄用药。是犹弃绳墨而取曲直，越规矩而为方圆也。虽上智之士，每能变通于规矩绳墨之外，然亦必先经而后权，先常而后变。

苟昧常求变，必诡异而不可为法，离经用权。必错乱而不可为型。深知十剂之义，则经权常变，折衷至当，又何有难治之病哉。此十剂之必宜论也。

一论宣剂。岐伯夫子曰：宣可去壅。又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皆宣之之谓也。夫气郁则不能上通于咽喉头目口舌之间，血郁则不能下达于胸腹脾胃经络之内，故上而或哕或咳或嗽或呕之症生，中而或痞或满或塞或痛或饱或胀之症起。下而或肿或泻或利或结或畜或黄之症出。设非宣剂以扬其气。则气壅塞而不舒。设非宣剂以散其血，则血凝滞而不走。必宣之而木郁可条达矣，必宣之而火郁可启发矣，必宣之而金郁可疏泄矣，必宣之而水郁可曲折矣，必宣之而土郁可杀夺矣。

或问：吾子发明宣剂，几无剩义，医理无尽，不识更可发明乎?曰：郁症不止五也。而宣郁之法亦不止二。有郁之于内者，有郁之于外者，有郁之于不内不外者。郁于内者，七情之伤也；郁于外者，六淫之伤也；郁于不内不外者，跌扑坠堕之伤也。治七情之伤者，开其结；治六淫之伤者，散其邪；治跌扑坠堕之伤者，活其瘀，皆所以佐宣之之义也。

或疑宣剂止开郁解郁，遂足尽宣之之义乎。夫宣不止开郁解郁也。邪在上者，可宣而出之；邪在中者，可宣而和之；邪在下者，可宣而泄之；邪在内者，可宣而散之；邪在外者，可宣而表之也。宣之义大矣哉。

或疑宣剂止散邪而已乎，抑不止散邪而已乎。夫宣之义，原无尽也。可宣而宣之，不必问其邪；宜宣而宣之，不必问其郁。总不可先执宣邪之意，以试吾宣之之汤，并不可先执宣郁之心，以试吾宣之之药也。

二论通剂。岐伯夫子曰：通可去滞。盖留而不行，必通而行之。是通剂者，因不通而通之也。通不同，或通皮肤，或通经络，或通表里，或通上下，或通前后，或通脏腑，或通气血。既知通之异，而后可以用通之法。通营卫之气，即所以通皮肤也；通筋骨之气，即所以通经络也；通内外之气，即所以通表里也；通肺肾之气，即所以通上下也；通膀胱之气，即所以通前后也；通脾胃之气，即所以通脏腑也，通阴阳之气，即所以通气血也。虽因不通而通之，亦因其可通而通之耳。

或问：子论通剂，畅哉言之矣。然而通之意则出，通之药未明也。曰：通之药又何不可示也。通营卫，则用麻黄、桂枝；通筋骨，则用木瓜、仙灵脾；通内外，则用柴胡、薄荷；通肺肾，则用苏叶、防已；通膀胱，则用肉桂、茯苓；通脾胃。则用通草、大黄；通阴阳，则用附子、葱、姜。虽所通之药不止于此，然亦可因此而悟之矣。

或疑通剂药甚多，子何仅举数种以了义，将使人执此数味以概通之剂乎。不知通不同，而通剂之药，又何可尽同乎。虽然通药不可尽用通也。用通于补之中，用通于塞之内，而后不通者可通，将通者即通，已通者悉通也。然则用通之剂，全在善用通也。善用通，而吾所举之药已用之而有余，又何不可概通之荆哉。

或疑通剂之妙，用之如神，但我何以用通剂之妙，使之有如神之功乎。嗟呼。通之法可以言，而通之窍不可言也。不可言而言之，亦惟有辨虚实耳。虚之中用通剂。不妨少而轻；实之中用通剂，不妨多而重。虽不能建奇功，亦庶几可无过矣。

三论补剂。岐伯夫子曰：补可去弱，然而补之法亦不一也。补其气以生阳焉，补其血以生阴焉，补其味以生精焉，补其食以生形焉。阳虚补气，则气旺而阳亦旺；阴虚补血，则血盛而阴亦盛；精虚补味，则味足而精亦足；形虚补食，则食肥而形亦肥。

虽人身之虚，不尽于四者，而四者要足以尽之也。

或问：补法尽于气血味食乎?曰：补法尽于四者，而四者之中实有变化也。补气也，有朝夕之异，有脏腑之异，有前后之异；补血也，有老少之异，有胎产之异，有衰旺之异，有寒热之异；补味也，有软滑之异，有消导之异，有温冷之异，有新久之异，有甘苦之异，有燔熬烹炙之异；补食也，有南北之异，有禽兽之异，有果木之异，有米谷菜豆之异，有鱼鳖虾蟹之异。补各不同，而变化以为法，又何能一言尽哉，总在人临症而善用之也。

或疑虚用补剂，是虚病宜于补也。然往往有愈补愈虚者，岂补剂之未可全恃乎。吁!虚不用补，何以起弱哉。愈补愈虚者，乃虚不受补，非虚不可补也。故补之法亦宜变。补中而少增消导之品，补内而用制伏之法，不必全补而补之，不必纯补而补之，更佳也。

或疑补剂无多也，吾子虽多举其补法，而终不举其至要之剂，毕竟补剂以何方为胜?曰：补不同，乌可举一方以概众方乎。知用补之法，则无方不可补也。况原是补剂，又何必问何方之孰胜哉。

四论泻剂。岐伯夫子曰：泄可去闭。然而泻之法，亦不一也。有淡以泻之，有苦以泻之，有滑以泻之，有攻以泻之，有寒以泻之，有热以泻之。利小便者，．淡以泻之也；利肺气者，苦以泻之也；利大肠者，滑以泻之也；逐痛祛滞者，攻以泻之也；陷胸降火者，寒以泻之中；消肿化血者，热以泻之也。虽各病之宜泻者甚多，或于泻之中而寓补，或于补之中而寓泻．总不外泻之义也。

或问：泻之义，古人止曰葶苈、大黄，而吾子言泻之法有六，岂尽可用葶苈、大黄乎?曰：执葶苈、大黄以通治闭症，此误之甚者也。吾言泻之法有六，而泻之药实不止葶苈、大黄二味。所谓淡以泻之者，用茯苓、猪苓；苦以泻之者，用黄芩、葶苈；滑以泻之者，用当，归、滑石；攻以泻之者，用芒硝、大黄；寒以泻之者，用瓜蒌、厚朴；热以泻之者，用甘遂、巴豆也。夫泻之药不止此，广而用之，全恃乎人之神明。

或疑泻剂，所以治闭乎?抑治开乎?开闭俱可用也。不宜闭而闭之，必用泻以启其门，不宜开而开之，必用泻以截其路。然而治开即所以治闭，而治闭即所以治开，正不可分之为二治也。

或疑泻剂用之多误，易致杀人，似未可轻言泻也。曰：治病不可轻用泻剂，而论剂又乌可不言泻法乎。知泻剂而后可以治病，知泻法而后可以用剂也。

五论轻剂。岐伯夫子曰：轻可去实。夫实者，邪气实而非正气实也。似乎邪气之实，宜用重剂以祛实矣。谁知邪实者，用祛邪之药，药愈重而邪反易变，药愈轻而邪反难留。人见邪实而多用桂枝。反有无汗之忧；人见邪实而多用麻黄，又有亡阳之失。

不若少用二味，正气无亏而邪又尽解，此轻剂之妙也。

或问：轻剂所以散邪也，邪轻者药可用轻，岂邪重者亦可用轻乎。曰：治邪之法，止问药之当与否也。用之当则邪自出，原不在药之轻重也。安在药重者始能荡邪哉。

或疑邪气既重，何故轻剂反易去邪?盖邪初入之身，其势必泛而浮，乘人之虚而后深入之，故治邪宜轻不宜重也。倘治邪骤用重剂，往往变轻为重，变浅为深，不可遽愈。何若先用轻剂，以浮泛之药少少发散，乘其不敢深入之时。易于祛除之为得乎。

或疑用轻剂以散邪，虽邪重者亦散，似乎散邪在药味之轻，而不在药剂之轻也。曰：药味之轻者，药剂亦不必重。盖味愈轻而邪尤易散，剂愈重而邪转难解也。

六论重剂。岐伯夫子曰：重可去怯。夫怯者，正气怯而非邪气怯也。正气强则邪气自弱，正气损则邪气自旺。似乎扶弱者必须锄强，补损者必须抑旺矣。然而正气既怯．不敢与邪相斗，攻邪而邪愈盛矣。故必先使正气之安固，无畏乎邪之相凌相夺，而后神无震惊之恐，志有宁静之休。此重剂所以妙也。

或问：正气既怯，扶怯可也，何必又用重剂，吾恐虚怯者反不能遽受也。曰：气怯者心惊，血怯者心动。心惊必用止惊之品，心动必用安动之味。不用重药，又何以镇静之乎。惟是重药不可单用。或佐之以补气，则镇之而易于止惊；或佐之以补血，则静之而易于制动也。

或疑重剂止怯，似乎安胆气也。曰：怯之意虽出于胆，而怯之势实成于心．以重剂镇心，正所以助胆也。

或疑重剂去怯，怯恐不止心与胆也。天下惟肾虚之极者，必至伤肺，肺伤则不能生精，成痨怯疾。恐重剂者，重治肾与肺也。

不知怯不同。五脏七腑皆能成怯。治怯舍重剂。何以治之哉。

又在人之善于变通耳。

七论滑剂。岐伯夫子曰：滑可去着。邪留于肠胃之间。不得骤化。非滑剂又何以利达乎。

然而徒滑之正无益也。有润其气以滑之者，有润其血以滑之者，有润其气血而滑之者。物碍于上焦，欲上而不得上，吾润其气而咽喉自滑矣；食存于下焦，欲下而不得下。吾润其血而肛门自滑矣；滞秽积于中焦，欲上而不得。欲下而不得，欲留中而又不得，吾润其气血而胸腹自滑矣。

滑剂之用，又胡可少乎。

或问：滑剂分上、中、下治法为得宜矣。然而用三法以治涩，而涩仍不解者，岂别有治法乎。

夫滑之法虽尽于三，而滑之变不止于三也。有补其水以滑之，有补其火以滑之。补水者，补肾中真水也；补火者，补肾中真火也。真水足而大肠自润，真火足而膀胱自通，又何涩之不滑哉。

此滑之变法也。

或疑补水以润大肠，是剂之滑也，补火以通膀胱，恐非剂之滑矣。不知膀胱得火而不通者，乃膀胱之邪火也。膀胱有火则水涩，膀胱无火，水亦涩也。盖膀胱之水，必得命门之火相通，而膀胱始有流通之乐，然则补火正所以滑水，谓非滑之之剂乎。

或疑滑剂治涩，然亦有病非涩而亦滑之者，何也?盖滑剂原非止治涩也。滑非可尽治夫涩，又何可见涩而即用滑剂乎。不宜滑而滑之，此滑剂之无功也。宜滑而滑之，虽非涩之病，偏收滑之功。

八论涩剂。岐伯夫子曰：涩可去脱。遗精而不能止，下血丽不能断，泻水而不能留，不急用药以涩之，命不遽亡乎。然而涩之正不易也。有开其窍以涩之者，有遏其流以涩之者，有因其势以涩之者。精遗者，尿窍闭也，吾通尿窍以闭精，则精可涩；水泻者，脾土崩也，吾培土气以疏水，则水泻可涩；血下者，大肠热也，吾滋金液以杀血，则血下可涩矣。涩剂之用，又胡可少乎。

或问：涩剂，古人皆以涩为事，吾子反用滑于涩之中，岂亦有道乎。曰：徒何能涩也。涩之甚，斯滑之甚矣。求涩于涩之内，则涩止见功于一旦，而不能收功于久长；用滑于涩之中。则涩难收效于一时，而实可奏效于永远，谁云涩之必舍滑以涩之耶。

或疑滑以治涩，终是滑荆而非涩剂。曰：滑以济涩之穷，涩以济滑之变，能用滑以治涩，则滑即涩剂也。况涩又不全涩乎，欲谓之不涩不可也。

或疑涩剂治脱．而脱症不止三病也，不识可广其法乎。曰：涩剂实不止三法也，举一可以知三，举三独不可以悟变乎。

九论燥剂。岐伯夫子曰：燥可去湿。夫燥与湿相反，用燥所以治湿也。然湿有在上在中在下之分，湿有在经、在皮、在里之异，未可一概用也。在上之湿，苦以燥之；在中之湿，淡以燥之；在下之湿。热以燥之；在经之湿，风以燥之；在皮之湿，薰以燥之；在里之湿，攻以燥之。燥不同，审虚实而燥之，则无不宜也。

或问：湿症甚不一，吾子治湿之燥，亦可谓善变矣。然而湿症最难治，何以辨其虚实而善治之乎?夫辨症何难，亦辨其水湿之真伪而巳。真湿之症，其症实；伪湿之症，其症虚。知水湿之真伪，何难用燥剂哉。

或疑燥剂治湿。而湿症不可全用燥也，吾恐燥剂之难执也。曰：湿症原不可全用燥，然舍燥又何以治湿哉。燥不为燥，则湿不为湿矣。

或疑湿症必尚燥剂，而吾子又谓不可全用燥，似乎燥剂无关轻重也。然而湿症有不可无燥剂之时，而燥剂有不可治湿症之日。

此燥剂必宜讲明，实有关轻重，而非可有可无之剂也。

十论湿剂。岐伯夫子曰：湿可去枯。夫湿与燥相宜，用湿以润燥也。然燥有在气在血在脏在腑之殊，有在内在外在久在近之别，未可一概用也。气燥辛以湿之；血燥，甘以湿之；脏燥，咸以湿之；腑燥，凉以湿之；内燥，寒以湿之；外燥，苦以湿之；久燥，温以湿之，近燥。酸以湿之。燥不同。审虚实而湿之，则无不宜也。

或问：燥症之不讲也久矣，幸吾子畅发燥症之门，以补六气之一。又阐扬湿剂以通治燥症。

岂气血脏腑内外久近之湿，遂足以包治燥之法乎。嗟乎。论燥之症，虽百方而不足以治其常；论湿之方，若八法而已足以尽其变。正不可见吾燥门之方多。即疑吾湿剂之法少也。

或疑湿剂治燥，而燥症实多，执湿剂以治燥，而无变通之法，吾恐前之燥未解，而后之燥更至矣。曰：变通在心，岂言辞之可尽哉。吾阐发湿剂之义，大约八法尽之，而变通何能尽乎。亦在人临症而善悟之耳。

或疑湿剂之少也，人能变通，则少可化多，然而能悟者绝少，子何不多举湿剂以示世乎。嗟乎。燥症前代明医多不发明，故后世无闻焉。铎受岐天师与张仲景之传，《内经》已补注燥之旨，《六气》门已畅论燥之文，似不必《本草》重载燥症。然而湿剂得吾之八法，治燥有余，又何必多举湿剂之法哉。

以上十剂，明悉乎胸中，自然直捷于指下，然后细阅新注之《本草》，通经达权，以获其神，守常知变，以造于圣，亦何死者不可重生，危者不可重安哉。

辟陶隐居十剂内增入寒热二剂论

陈远公曰：十剂之后，陶隐居增入寒热二剂。虽亦有见，缪仲醇辟寒有时不可以治热，热有时不可以治寒，以热有阴虚而寒有阳虚之异也。此论更超出陶隐居，但未尝言寒热二剂之宜删也。后人偏信陶隐居妄自增寒热二剂，又多歧路之趋，不知寒热之病甚多，何症非寒热也。'七方十剂之中。何方、何剂不可以治寒热。若止用寒热二剂以治寒热，则宜于寒必不宜于热，宜于热必不宜寒，亦甚拘滞而不弘矣。故分寒热以治寒热，不可为训。

或问：陶隐居增入寒热二剂，甚为有见。吾子何党仲醇而删之。虽日七方十剂俱可治寒热，然世人昧焉不察，从何方何剂以治之乎6不若增寒热二荆，使世人易于治病也。嗟乎。子言则美矣，然非用剂之义也。寒热之变症多端，执二剂以治寒热，非救人，正杀人也。予所以删之，岂党仲醇哉。

或疑寒热之变端虽多，终不外于寒热之二病，安在不可立寒热之二剂耶。目：寒之中有热，热之中有寒。有寒似热而实寒，有热似寒而反热。有上实寒而下实热，有上实热而下实寒。有朝作寒而暮作热，有朝作热而暮作寒。有外不热而内偏热，有外不寒而内偏寒。更有虚热虚寒之分，实热实寒之异，偏寒偏热之别，假寒假热之殊。不识寒热二剂，何以概治之耶。予所以信寒热二剂断不可增于十剂之内，故辟陶隐居之非，而嘉缪仲醇之是也。

或疑寒热不常，方法可定，临症通变，全在乎人，不信寒热二剂之不可增也。嗟乎。立一方法，必先操于无弊，而后可以垂训，乃增一法．非确然不可移之法，又何贵于增乎，故不若删之为快耳。

辟缪仲醇十剂内增升降二剂论

陈远公曰：缪仲醇因陶隐居十剂中增入寒热二剂。辟其虚寒虚热之不可用也，另增入升降二剂。虽亦有见，而终非至当不移之法。夫升即宣之义，降即泻之义也。况通之中未尝无升，通则气自升矣；补之中未尝无升，补则气自升矣。推而轻重滑涩燥湿，无不有升之义在也。况通之内何常非降，通则气自降矣；补之内何常非降，补则气自降矣。推而轻重滑涩燥湿。无不有降之义在也。是十剂无剂不可升阳，何必再立升之名，无剂不可降阴，何必重多降之目。夫人阳不交于阴贝Ⅱ病，阴不交于阳则亦病。十剂方法，无非使阳交阴而阴交阳也。阳既交，阴则阳自降矣；阴既交阳，则阴自升矣。阳降则火自安于下，何必愁火空难制；阴升则水自润于上，何必虞水涸济。此升降二剂所以宜删。而前圣立方实无可议也。

或问：升降二剂经吾子之快论，觉十剂无非升降也，但不识于吾子所论之外，更可阐其微乎?曰：升降不外阴阳，而阴阳之道何能以一言尽。有升阳而阳升者，有升阳而阳反降者，有降阴而阴降者，有降阴而阴愈不降者，又不可不知也。然而升降之法，实包于十剂之中。有十剂之法，则可变通而甚神，舍十剂之法，而止执升降之二剂，未免拘滞而不化，此升降之二剂所以可删耳。

或疑执升降二剂，不可尽升降阴阳也，岂增入之全非耶。曰：升降可增，则前人早增之矣，何待仲醇乎。正以阴阳之道无穷，升降之法难尽，通十剂以为升降，可以尽症之变，倘徒执升降之二剂，又何以变通哉。

或疑可升可降，十剂中未尝言也，何不另标升降之名，使世人一览而知升降哉。曰：有升有降者，病之常也；宜升宜降者，医之术也。切人之脉，即知阴阳之升降矣。阴阳既知，升降何难辨哉。使必览剂而后知之，无论全用十剂，不可升降人之阴阳，即单执升降二剂，又何能治阴阳之升降哉。夫十剂之中，皆可升可降之剂也。人知阴阳，即知升降矣。何必另标升降之多事哉。

卷之一宫集

人参人参，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无毒。乃补气之圣药，活人之灵苗也。能入五脏六腑。无经不到，非仅入脾、肺、心而不入肝、肾也。五脏之中，尤专入肺、入脾。其入心者十之八，入肝者十之五。

入肾者十之三耳。世人止知人参为脾、肺、心经之药，而不知其能入肝、入肾。但肝、肾乃至阴之经，人参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下。故遇肝肾之病，必须多用之于补血补精之中，助山茱、熟地纯阴之药，使阴中有阳，反能生血生精之易也。盖天地之道，阳根于阴，阴亦根于阳。无阴则阳不生，而无阳则阴不长，实有至理，非好奇也。有如气喘之症。乃肾气之欲绝也，宜补肾以转逆。故必用人参，始能回元阳于顷刻，非人参入肾，何能神效如此。又如伤寒厥症，手足逆冷，此肝气之逆也，乃用四逆等汤，亦必多加人参而始能定厥，非人参入肝，又何能至此。是人参入肝、肾二经，可共信而无疑也。惟是不善用人参者，往往取败。盖人参乃君药，宜同诸药共用，始易成功。如提气也。必加升麻、柴胡；如和中也，必加陈皮、甘草；如健脾也，必加茯苓、白术；如定怔忡也，必加远志、枣仁；如止咳嗽也，必加薄荷、苏叶；如消痰也，必加半夏、白芥子；如降胃火也，必加石膏、知母；如清阴寒也，必加附子、干姜；如败毒也，必如芩、连、栀子；如下食也，必加大黄、枳实。用之补则补，用之攻则攻，视乎配合得宜，轻重得法耳。然而人参亦有单用一味而成功者，如独参汤，乃一时权宜，非可恃为常服也。盖人气脱于一时，血失于顷刻，精走于须臾，阳绝于旦夕，他药缓不济事，必须用人参一二两或四五两．作一剂，煎服以救之。否则，阳气遽散而死矣。此时未尝不可杂之他药，共相挽回，诚恐牵制其手，反致功效之缓，不能返之于无何有之乡。一至阳回气转，急以他药佐之，才得保其不再绝耳。否则阴寒逼入，又恐变生不测。可见人参必须有辅佐之品，相济成功，未可专恃一味，期于必胜也。

或疑人参乃气分之药，而先生谓是入肝、入肾，意者亦血分之药乎?夫人参岂特血分之药哉，实亦至阴之药也。肝中之血，得人参则易生。世人以人参为气分之药，绝不用之以疗肝肾，此医道之所以不明也。但人参价贵，贫人不能长服为可伤耳。

或疑人参即是入肾之药，肾中虚火上冲，以致肺中气满而作嗽。亦可用乎?此又不知人参之故也。夫肾中水虚，用参可以补水；肾中火动，用参反助火矣。盖人参入肝、入肾。

止能补血添精。亦必得归、芍、熟地、山茱，同群以共济，欲其一味自入于肝、肾之中，势亦不能。如肾中阴虚火动，此水不足而火有余，必须补水制火，而凡有温热之品，断不可用。

即如破故、杜仲之类，未尝非直入肾中之味，亦不可同山茱、熟地而并用。况人参阳多于阴之物，乌可轻投。其不可同用明甚。不知忌而妄用之。则肺气更满，而嗽且益甚，所谓肺热还伤肺者，此类是也。至火衰而阴虚者，人参断宜重用。肾中下寒之剧，则龙雷之火不能下藏于至阴之中，热必直冲而上，至于咽喉，往往上热之极而下身'反畏寒，两足如冰者有之。倘以为热，而投以芩、连、栀、柏之类，则火焰愈炽，苟用人参同附子、桂、姜之类以从治之，则火自退藏，消归乌有矣。盖虚火不同，有阳旺而阴消者，有阴旺而阳消者，正不可执之概用人参以治虚火也。

或问：人参乃纯正之品，何故攻邪反用之耶?不知人参乃攻邪之胜药也。凡人邪气入身，皆因气虚不能外卫于皮毛，而后风寒暑湿热燥之六气始能中之。是邪由虚入，而攻邪可不用参以补气乎。然而用参以攻邪，亦未可冒昧也。当邪之初入也，宜少用参以为佐，及邪之深入也，宜多用参以为君，及邪之将去也，宜专用参以为主。斟酌于多寡之间，审量于先后之际，又何参之不可用，而邪之不可攻哉。故邪逼其气，陷之至阴之中，非人参何能升之于至阳之上；邪逼其气，拒于表里之间。

非人参何能散于腠理之外；邪逼其气，逆于胸膈之上，非人参何能泻之于膀胱之下。近人一见用人参，病家先自吃惊，而病人知之有死之心，无生之气，又胡能取效哉。谁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用人参于攻邪之中，始能万无一失。余不得不畅言之，以活入于万世也。

用人参于攻邪之中，亦自有说。邪之轻者。不必用也。人之壮实者，不必用也。惟邪之势重而人之气虚，不得不加人参于攻药之中，非助其攻。乃补其虚也。补虚邪自退矣。

或问：人参阳药，自宜补阳，今日兼阴，又宜补阴，是人参阴阳兼补之药，何以阳病用参而即宜，阴病用参反未安也?不知人参阳多阴少。阳虚者阴必虚，阳旺者阴必旺。阳虚补阳，无碍于阴，故补阳而阳受其益，补阳而阴亦受其益也。阳旺补阳，更助其阳，必有火盛之虞，阳火盛则阴水必衰，阴水衰而阳火更盛，阳且无补益之宜，又安望其补阴乎，故谓人参不能补阴非也。人参但能补阳虚之阴，不能补阳旺之阴耳。又何疑于人参之是阳而非阴哉。

或问：人参不能补阳旺之阴，自是千秋绝论。然吾以为补阴之药中，少加人参，似亦无碍。使阴得阳而易生，不识可乎。此真窥阴阳之微，则深识人参之功用也。但用参于补阴之中．不制参于补阴之内，亦有动火之虞，而制参之法何如。参之所恶者，五灵脂。五灵脂研细末，用一分。将水泡之，欲用参一钱，投之五灵脂水内，即时取起，入于诸阴药之内，但助阴以生水，断不助阳以生火。此又千秋不传之秘。余得异人之授，亲试有验。公告天下，以共救阳旺阴虚之症也。

或问：喘胀之病，往往用参而更甚，是人参气药，以动气也，吾子不言治喘胀，深有卓见。嗟乎。人参定喘之神方，除胀之仙药，如何说气药动气耶。夫喘胀不同，有外感之喘，有内伤之喘；有外感之胀，有内伤之胀。外感之喘，乃风邪入于肺也，用山豆根、柴胡、天花粉、桔梗、陈皮、黄芩之类即愈，固非人参所能治也。若内伤之喘，乃平日大亏其脾胃之气，一时气动，挟相火而上冲于咽喉，觉脐下一裹之气升腾，出由胸膈，直奔而作喘，欲睡不能，欲行更甚，其状虽无抬肩作声之象，然实较外感之症而大重。盖病乃气不归原，肾气虚绝，下无藏身之地，不得不上而相冲，看其气若盛而实虚，非有余之症，乃不足之症也，此时若用外感之药，则气更消亡，不得不用人参以挽回于垂绝。然而少用则泛上。转觉助喘，必须用至一二两，则人参始能下行，生气于无何有之乡，气转其逆而喘可定也。外感之胀，乃水邪也，按之皮肉必如泥土之可捻，用牵牛、甘遂各二钱泻之，一利水而症愈，不必借重人参也。若内伤之胀，似水而非水，乃脾胃之气大虚，虚胀而非实胀也。此时若作水治，则气脱而胀益甚。不得不用人参以健脾胃之气。然而骤用人参，则脾胃过弱，转不能遽受，反作饱满之状，久则胃气开而脾气亦健，渐渐加用人参，饱满除而胀亦尽消也。谁谓人参非治喘胀者哉。

或问：人参乃升提气分之药，今用之以定喘，是又至阴之药也。吾子言人参入肾，信矣，然何以舍喘之外，别不能用参以补肾，此予所未解也。曰：人参入肾，乃一时权宜，非中和之道也。大凡气绝者，必皆宜用人参以救之。盖气绝非缓药可救，而肾水非补阴之药可以速生。人参是气分药，而又兼阴分。所以阳生而阴亦生，救元阳正所以救真阴也。．君以为舍喘之外，别不能用参以补肾，吾以为凡用参救绝者．无非补肾也。肾气不生。绝必难复。然则救绝者，正救肾也。故肾不至绝，不必用参；肾既至绝，不得不用参矣。

或问：人参生气者也，有时不能生气而反破气，其故何也?夫人参生气而不破气者也。

不破气而有时如破气者，盖肺气之太旺也。

肺气旺则脾气亦旺，肺气之旺，因脾气之旺而旺也。用人参以助气，则脾愈旺矣，脾旺而肺有不益旺乎。于是咳嗽胀满之病增，人以为人参之破肺气也，谁知是人参之生脾气乎。

夫脾本生肺，助气以生肺之不足，则肺受益；助气以生肺之有余，则肺受损。惟是肺气天下未有有余者也，何以补其不足而反现有余之象?因肺中有邪火而不得散，不制其克肺金之邪，而反补其益肺金之气，此肺金之全不受生而转且受克也。然则治之法，制其邪火而兼益其肺气，则自得人参之生，不得人参之破矣。又乌可舍人参而徒泻肺气哉。

或问：人参健脾土之旺，以克水者也，何以水湿之症，用人参而愈加肿胀乎?曰：此非人参之不健脾土。乃脾土之不能制肾水耳。

肾水必得脾土之旺，而水乃不敢泛滥于中州。

惟其土之不坚，而后水之大旺，欲制水，必健土矣。健土之药，舍人参何求。然而土之所不坚者，又因于火之太微也。火在水之中，不在水之外，补土必须补火，则补火必在水之中补之。用人参以健土，是克水也，克水则火愈微矣，火愈微则水愈旺，水愈旺而土自崩，又何能克水哉。故水胀之病，愈服人参而愈胀也。然则治之法奈何?先补水以生火，后补火以生土，用人参于补肾之中，亟生火于水之内，徐用人参于补肾之内，再生土于火之中，自然肾生水而水不泛，肾生火而土不崩，又何必去人参以防其增胀哉。

或又问：补火以生土，则土自不崩，补水以生火，欲水之不泛难矣，岂人参同补肾药用之，即可制水以生火乎?曰：水宜补以消之，不宜制以激之，水火之不相离也，补火不补水，则火不能生；补水更补火，则水不能泛。

补水以生火者，即于水中补火也。益之以人参者．以人参同补肾之药兼施，则人参亦能入肾，使阳气通于肾内而火尤易生。盖阴无阳不长，肾水得阳气而变化，肾火即随阳气而升腾。然而人参终是健脾之物，自然引火而出于肾内，入于脾矣。火既入脾，土自得养。是人参乃助水以生火，非克水以生土也。又何疑于补水而水泛哉。

或疑人参功用，非一言可尽，宜子之辩论无穷，然吾恐议论多而成功少，反不若从前简约直捷痛快之为妙也。嗟乎。余岂好辩哉。

其不得已之心，窃比于子舆氏耳。盖当今之世，非畏人参，即乱用人参。畏用之弊，宜用而不用；乱用之弊，不当用而妄用，二者皆能杀人。余所以辩人参之功，增畏用者之胆；辩人参之过，诛乱用者之心。

或疑人参补气血之虚，虚即用人参可矣，何必问其症，而先生多论若此。恐世人心疑，反不敢用人参矣。曰：用人参不可无识，而识生于胆之中。故必讲明其功过，使功过既明，胆识并到，自然随症用参，无先后之背缪，无多寡之参差，无迟速之舛错，既收其功，而又绝其害矣。

或问：人参阳药，何以阴分之病用之往往成功?先生谓阴非阳不生是矣。然而世人执此以治阴虚之病，有时而火愈旺，岂非阴虚不宜用参之明徵乎?古人云：肺热还伤肺。似乎言参之能助肺火也。夫人参何能助火哉，人参但能助阳气耳。阴阳虽分气血，其实气中亦分阴阳也。阴气必得阳气而始生，阳气必得阴气而始化，阴阳之相根，原在气之中也。人参助阳气者十之七，助阴气者十之三。

于补阴药中，少用人参以生阳气，则阳生而阴愈旺；倘补阴药中，多用人参以生阳气，则阳生而阴愈亏。故用参补阴，断宜少用，而非绝不可用也。

或问：先生阐发各病用人参之义，既详且尽，而独于伤寒症中略而不言，岂伤寒果不可以用参乎?不知伤寒虚症，必须用参，而坏症尤宜用参也。虚症如伤寒脉浮紧，遍身疼痛，自宜用麻黄汤矣，但其人尺脉迟而无力者，又不可轻汗，以荣中之气血亏少故耳。气血亏少，不胜发汗，必须仍用麻黄汤而多加人参以补之，使元气充足，能生气血于无何有之乡，庶乎可矣。倘少用人参而多加麻黄，则元气既虚，力难胜任，亦取败之道也。

或问：伤寒脏结，亦可用人参以救之乎?夫脏结之病，乃阴虚而感阴邪，原是死症，非人参可救。然舍人参又无他药可救也。

盖人参能通达上下，回原阳之绝，返丹田之阴，虽不能尽人而救其必生，亦可于死中而疗其不死也。

或问：伤寒烦躁，亦可用人参乎?夫烦躁不同，有下后而烦躁者，有不下而烦躁者。不下而烦躁者，乃邪感而作祟，断不可用人参。

若下后而烦躁，乃阴阳虚极，不能养心与膻中也，必须用人参矣。但其中阴虚阳虚之不同，必须分别。阴虚者，宜于补阴之中少用人参以补阴；阳虚者，宜于补阳之中多用人参以补阳。而阴虚阳虚何以辨之。阴虚者，夜重而日轻；阳虚者，日重而夜轻也。

或问：阳明病谵语而发潮热，脉滑而疾，明是邪有余也，用承气汤不大便，而脉反变为微涩而弱，非邪感而津液干乎?欲攻邪而正气益虚，欲补正而邪又未散，此际亦可用人参乎?嗟乎。舍人参又何以夺命哉，惟是用参不敢据为必生耳。法当用人参一两、大黄一钱，同煎治之。得大便而气不脱者即生，否则未可信其不死。

或问：先生谓伤寒坏症，尤宜用参，不识何以用之?夫坏症者，不宜汗而汗之，不宜吐而吐之，不宜下而下之也，三者皆损伤胃气。

救胃气之损伤，非人参又何以奏功乎。故不宜汗而汗之，必用人参而汗始收；不宜吐而吐之，必用人参而吐始安；不宜下而下之，必用人参而下始止也。用人参则危可变安，死可变生。然不多加分两，则功力有限，亦未必汗吐下之可皆救也。

或问：伤寒传经，入于少阴，手足四逆，恶寒呕吐，而身又倦卧，脉复不至，心不烦而发躁，是阳已外越而阴亦垂绝也。用人参于附子之中，亦能救乎?嗟乎。阴阳两绝，本不可救，然用人参于附子之中，往往有生者。盖真阴真阳，最易脱而最难绝也，有一线之根，则救阳而阳即回，救阴而阴即续也。以真阴真阳原自无形，非有形可比。宁用参、附以生气于无何有之乡，断不可先信为无功，尽弃人参不用，使亡魂夜哭耳。

或问：伤寒传经，入少阴，脉微细欲绝，汁出不烦，上吐而下又利，不治之症也，亦可用人参以救之乎?夫舍人参又何以救之哉。但须加入理中汤内，急固其肾中之阳，否则真阳扰乱，顷刻奔散，单恃人参，亦无益矣。

或问：伤寒下利，每日十余次，下多亡阴，宜脉之虚矣，今不虚而反实，亦可用人参以补其虚乎?夫下利既多，脉不现虚而反现实，非脉之正气实，乃脉之邪气实也。邪实似乎不可补正，殊不知正虚而益见邪盛，不亟补正，则邪盛而正必脱矣。论此症，亦死症也。于死中求生，舍人参实无别药。虽然，徒用人参而不用分消水邪之味佐之，则人参亦不能建非常之功。宜用人参一二两，加茯苓五六钱同服，庶正气不脱，而水邪可止也。

吕道人总批曰：今人不比古人之强壮，无病之时，尚不可缺人参以补气，况抱病之时，消烁真气乎。是人参非惟宜用，实宜多用也。

但不知人参之功用，冒昧用之，而不中肯綮，往往不得参之益，反得参之损。此陈子远公悯之，欲辨明人参功用以告世，著人参，因著《本草》也。余读之而惊其奇，逐条评之，有赞叹而无褒贬。因其所论，折衷于正，非一偏之辞也。况《本草》何书，一言之误，流害万世，可阿其所好乎。道人实心醉此书，又总评之如此。

黄芪黄芪，味甘，气微温，气薄而味厚，可升可降，阳中之阳也，无毒。专补气。人手太阴、足太阴、手少阴之经。其功用甚多，而其独效者，尤在补血。夫黄芪乃补气之圣药，如何补血独效。盖气无形，血则有形。有形不能速生，必得无形之气以生之。

黄芪用之于当归之中，自能助之以生血也。夫当归原能生血。

何藉黄芪。不知血药生血其功缓，气药生血其功速，况气分血分之药，合而相同，则血得气而速生，又何疑哉。或疑血得气而生，少用黄芪足矣，即不少用，与当归平用亦得，何故补血汤中反少用当归而倍用黄芪?不知补血之汤，名虽补血，其实单补气也。失血之后，血已倾盆而出，即用补血之药，所生之血不过些微，安能遍养五脏六腑，是血失而气亦欲失也。在血不能速生，而将绝未绝之气，若不急为救援，一旦解散，顷刻亡矣。故补血必先补气也。但恐补气则阳偏旺而阴偏衰，所以又益之当归以生血，使气生十之七而血生十之三，则阴阳有制，反得大益。生气而又生血，两无他害也。至于补中益气汤之用黄芪，又佐人参以成功者也。人参得黄芪，兼能补营卫而固腠理，健脾胃而消痰食，助升麻、柴胡，以提气于至阴之中，故益气汤中无人参，则升提乏力，多加黄芪、白术，始能升举。倘用人参、白术而减去黄芪，断不能升气于至阴也。

故气虚之人，毋论各病，俱当兼用黄芪，而血虚之人尤宜多用。惟骨蒸痨热与中满之人忌用，然亦当临症审量。

或问：黄芪性畏防风，而古人云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谓是相畏而相使也，其说然乎?此说亦可信不可信之辞也。黄芪无毒，何畏防风，无畏而言畏者，以黄芪性补而防风性散也，合而用之，则补者不至大补，而散者不至大散，故功用反大耳。

或问：黄芪补气，反增胀满，似乎黄芪不可补气也，岂有药以解其胀，抑可不用黄芪耶?夫黄芪乃补气药，气虚不用黄芪，又用何药。然服之而增胀满者，非黄芪之助气，乃黄芪之不助气也。阴阳有根，而后气血可补。

阴阳之根将绝，服补药而反不受补。药见病不能受，亦不去补病矣。此黄芪补气而反增胀满，乃不生气之故。然亦因其不可生而不生也，又岂有别药以解其胀哉。

或问：黄芪气分之药，吾子以为补血之品，是凡有血虚之症，俱宜用黄芪矣，何以古人用补血之药多，用四物汤、佛手散，绝不见用黄芪之补血者，岂古人非欤?古人未尝非也，第以血症不同，有顺有逆。顺则宜用血药以补血，逆则宜用气药以补血也。盖血症之逆者，非血逆而气逆也，气逆而后血逆耳。血逆而仍用血分之药，则气不顺而血愈逆矣，故必须补气以安血也。气逆则血逆，气安则血安，此不易之理也。凡血不宜上行，呕咯吐衄之血，皆逆也。血犹洪水，水逆则泛滥于天下，血逆则腾沸于上焦，徒治其血，又何易奏平成哉。故必用补气之药于补血之中，虽气生夫血，亦气行夫血也。此黄芪补血汤所以独胜于千古也。

或问：黄芪以治气逆之血，发明独绝，然而亦有用四物汤、佛手散以止血而效者，又是何故?洵乎吾子之善问也。夫血逆亦有不同，有大逆，有小逆。大逆者，必须补气以止血；小逆者，亦可调血以归经。用四物汤、佛手散治血而血止者，血得补而归经也。盖血最难归经，何以四物、佛手偏能取效，正因其血逆之轻耳。逆轻者，气逆之小也；逆重者，气逆之大也。以四物汤、佛手散治血而血安，虽亦取效，终必得效之迟，不若补血汤治气而血止得效之捷也。

或问：黄芪补气，初作胀满，而少顷安然者，何也?此气虚见补，反作不受也。黄芪补气之虚，而胃中之望补，更甚于别脏腑。黄芪一人胃中，惟恐有夺其补者，乃闭关而不肯吐，此胀满所由生也。治之法，用黄芪不可单用，增入归、芎、麦冬三味，使之分散于下之间，自无胀满之忧矣。故服黄芪胀满有二症，一不能受而一过于受也。过于受者，服下胀而少顷宽；不能受者，初胀轻而久反重。以此辨之最易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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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黄芪补气圣药，宜乎凡气虚者，俱可补之矣，何喘满之病反不用者?恐其助满而增胀也。先生既明阴阳之道，深知虚实之且，必有以教我也。曰：黄芪补气而不可治胀满者，非黄芪之故，不善用黄芪之故也。夫大喘大满，乃肾气欲绝，奔腾而上升，似乎气之有余，实是气之不足。古人用人参大剂治之者，以人参不能助胀而善能定喘耳，用之实宜。然天下贫人多而富人少，安得多备人参救急哉。古人所以用黄芪代之，而喘满增剧，遂不敢复用，且志之书曰：喘满者不可用黄芪。因自误而不敢误人也。谁知黄芪善用之以治喘满实神。铎受异人传，不敢隐也。黄芪用防风之汁炒而用之，再不增胀增满，但制之实有法。

防风用少，则力薄不能制黄芪，用多则味厚，又嫌过制黄芪，不惟不能补气，反有散气之忧。大约黄芪用一斤，用防风一两。

先将防风用水十碗煎数沸，漉去防风之渣，泡黄芪二刻，湿透，以火炒之干。再泡透，又炒干，以汁干为度。再用北五味三钱。煎汤一大碗，又泡半干半湿，复炒之，火焙干，得地气，然后用之。凡人参该用一两者，黄芪亦用一两。定喘如神，而又不增添胀满，至妙之法，亦至便之法也。凡用黄芪，俱宜如此制之。

虽古人用黄芪加入防风，治病亦能得效，然其性尚未制伏，终有跳梁之虞，不若先制之为宜，彼此畏忌而成功更神，又何喘病之不可哉。

或疑黄芪得防风其功更大，用黄芪加入防风足矣，而必先制而后用，毋乃太好奇乎?不知用黄芪而加防风，则防风之性与黄芪尚有彼此之分，不若先制之，调和其性情，制伏其手足，使之两相亲而两相合，绝不知有同异之分。如异姓之兄凝胜于同胞，相顾而收其全功也。

或疑黄芪补气之虚，止可补初起之虚，而不可补久病之虚，予问其故。曰：初虚之病，用黄芪易受；久虚之病，用黄芪难受也。嗟乎。虚病用补，宜新久之皆可受。其不可受者，非气之虚，乃气之逆也。气逆之虚，必用人参，而不可用黄芪。在初虚气逆之时，即忌黄芪，何待久病而后不可用哉。若气虽虚而无逆，则久病正宜黄芪，未有不服之而安然者也。谁谓黄芪之难受乎。

或疑黄芪补气，何以必助之当归以补血，岂气非血不生耶?不知气能生血．而血不能生气，不能生气，而补气必补血者，非取其助气也。盖气之虚人，未有不血亦随之而俱耗者也。我大用黄芪以生气，则气旺而血衰，血不能配气之有余，气必至生血之不足，反不得气之益，而转得气之害矣。故补气必须补血之兼施也。但因气虚以补气，而复补其血，则血旺而气仍衰，奈何。

不知血旺则气不去生血，故补血而气自旺，不必忧有偏胜之虞。然多补其气而少补其血，则又调剂之甚宜也。

或问：黄芪何故必须蜜炙，岂生用非耶?然疮疡之门，偏用生黄芪，亦有说乎?曰：黄芪原不必蜜炙也，世人谓黄芪炙则补而生则泻，其实生用未尝不补也。

甘草甘草，味甘，气平，性温，可升可降，阳中阳也。他书说阴中阳者，误。无毒。反甘遂，不可同用，同用必至杀人。入太阴、少阴、厥阴之经。能调和攻补之药，消痈疽疖毒，实有神功。尤善止诸痛，除阴虚火热，止渴生津。

但其性又缓，凡急病最宜用之。故寒病用热药，必加甘草，以制桂、附之热。热病用寒药，必加甘草，以制石膏之寒。下病不宜速攻，必加甘草以制大黄之峻。上病不宜遣升，必加甘草以制栀子之动，缓之中具和之义耳。独其味甚甘，甘则善动，吐呕家不宜多服，要亦不可拘也。甘药可升可降，用之吐则吐，用之下则下，顾善用之何如耳。

或问：中满症忌甘，恐甘草助人之胀乎?不知中满忌甘，非忌甘草也。中满乃气虚中满。气虚者，脾胃之气虚也。脾胃喜甘，安在反忌甘草。因甘草性缓，缓则入于胃而不即入于脾。胃气即虚，得甘草之补，不能遽然承受，转若添其胀满者，亦一时之胀，而非经久之胀也。故中满之症，反宜用甘草，引人参、茯苓、白术之药，入于中满之中，使脾胃之虚者不虚，而后胀者不胀，但不可多用与专用耳。盖多用则增满，而少用则消满也；专用则添胀，而同用则除胀也，谁谓中满忌甘草哉。

或问：甘草乃解毒之圣药，古人盛称而吾子约言。岂甘草不可以解毒也?嗟乎。甘草解毒，无人不知，然尽人皆知解毒，而尽人不知用之也。愚谓甘草解毒，当分上、中、下三法。上法治上焦之毒，宜引而吐之；中法治中焦之毒，宜和而解之；下法治下焦之毒，宜逐而泻之。吐之奈何?用甘草一两，加瓜蒂三枚，水煎服。凡有毒，一吐而愈。和之奈何?用甘草一两五钱，加柴胡三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三钱、当归三钱、陈皮一钱，水煎服，毒自然和解矣。泻之奈何?用甘草二两，加大黄三钱、当归五钱、桃仁十四粒、红花一钱，水煎服，毒尽从大便出矣。此三者，虽不敢谓解毒之法尽乎此，然大约亦不能出乎此。毋论服毒、中毒与初起疮毒，皆可以三法治之。此用甘草解毒之法，人亦可以闻吾言而善用之乎。

或问：甘草乃和中之药，攻补俱用，不识亦有不宜否?夫甘草，国老也，其味甘，甘宜于脾胃。然脾胃过受其甘，则宽缓之性生，水谷入之，必不迅于传导，而或至于停积瘀滞。

夫水谷宜速化者也，宜速化而不速化，则传于各脏腑，未免少失其精华，而各脏腑因之而不受其益者有之。世人皆谓甘草有益而无损。

谁知其益多而损亦有之乎；知其益而防其损，斯可矣。或疑甘草在药中不过调和，无大关系，此论轻视甘草矣。甘草实可重用以收功，而又能调剂以取效，盖药中不可缺之药，非可有可无之品也。

或问：细节甘草，其性少寒，可泻阴火，不识阴虚火动之症，亦可多用之乎?吾谓甘草乃泻火之品，原不在细小也。细小泻火，岂粗大者反助火乎。惟是甘草泻火，用之于急症者可以多用，用之于缓症者难以重加。盖缓症多是虚症，虚则胃气必弱，而甘草性过于甘，多用难以分消，未免有饱胀之虞，不若少少用之，则甘温自能退大热耳。若阴虚之症，正胃弱也，如何可多用乎。毋论粗大者宜少用，即细小者亦不可多用也。

白术白术，味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阴也，无毒。人心、脾、胃、肾、三焦之经。除湿消食，益气强阴，尤利腰脐之气。有汗能止，无汗能发，与黄芪同功，实君药而非偏裨。往往可用一味以成功，世人未知也，吾今泄天地之奇。如人腰疼也，用白术二三两，水煎服，一剂而疼减半，再剂而痛如失矣。夫腰疼乃肾经之症，人未有不信。肾虚者用熟地、山茱以补水未效也，用杜仲、破故纸以补火未效也，何以用白术一味而反能取效。不知白术最利腰脐。腰疼乃水湿之气侵入于肾宫，故用补剂，转足以助其邪气之盛，不若独用白术一味，无拘无束，直利腰脐之为得。夫二者之气，原通于命门，脐之气通，而腰之气亦利，腰脐之气既利，而肾中之湿气何能久留，自然湿去而痛忽失也。通之而酒湿作泻，经年累月而不愈者，亦止消用此一味，一连数服，未不效者。而且湿去而泻止，泻止而脾健，脾健而胃亦健，精神奋发，颜色光彩，受益正无穷也。

是白术之功，何亚于人参乎。不特此也，如人患疟病，用白术二两、半夏一两，米饭为丸，一日服尽即愈。夫疟病，至难愈之病也。用柴胡、青皮散邪不效，用鳖甲、首乌逐邪不效，用草果、常山伐邪不效，何以用白术二两为君。

半夏一两为臣，即以奏功。不知白术健脾开胃之神药，而其妙尤能去湿，无痰不成疟，而无湿亦不成痰。利湿则痰已清其源，消痰则疟已失其党，况脾胃健旺，无非阳气之升腾，疟鬼又于何地存身哉。此效之所以甚捷也。

由此观之，则白术非君药而何。推之二陈汤，必多加白术所以消痰也；四君子汤，必多加白术所以补气也；五苓散，必多加白术所以利水也；理中汤，必多加白术所以祛寒也；香蔫饮，必多加白术所以消暑也。至于产前必多加白术以安胎，产后必多加白术以救脱，消食非多用白术何以速化，降气非多用白术何以遽定，中风非多用白术安能夺命于须臾，痞块非多用白术安能救困于败坏哉。人知白术为君药而留心于用也，必能奏功如神矣。

或问：白术利腰脐而去湿，若湿不在腰脐者，似非可利，胡为凡有湿病皆不能外耶?此未明乎腰脐之义也。人之初生，先生命门。

命门者，肾中之主，先天之火气也。有命门而后生五脏七腑，而脐乃成，是脐又后天之母气也。命门在腰而对乎脐，腰脐为一身之主宰。

腰脐利而人健，腰脐不利而人病矣。凡有水湿，必侵腰脐，但有轻重之分耳。治水湿者，一利腰脐而水即入于膀胱，从小便而化出，所以得水必须利腰脐，而利腰脐必须用白术也。

况白术之利腰脐者，利腰脐之气，非利腰脐之水也。腰脐之气利，则气即通于膀胱，而凡感水湿之邪，俱不能留，尽从膀胱外泄，是白术不利之利，正胜于利也。

或问：白术健脾去湿，为后天培土圣药，真缓急可恃者也。虽然人知白术益人，而不知白术之损人也。白术利水，则其性必燥。

世人湿病，十居其四，而燥症十居其六。肺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肺气烁尽津液，必有干嗽之忧；胃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胃气炎蒸津液，必有口渴之虑；脾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脾气焦枯津液，必有肠结之苦。盖宜湿，不宜于燥也。去湿既受其益，则添燥安得不受其损哉。

或疑白术乃去湿生津之上品，而先生谓其性燥，不可治肺、胃、脾三家之燥病，吾不得其义也。夫白术生津，但能生水火既济之津，不能生水火未济之津也。如湿病宜去其湿，则燥病宜解其燥，亦明矣，乃不解其燥，而反用燥以治之，即能生津，亦为火所烁矣。况白术去湿，则内无津液而外元水气，又从何而生津乎。此白术止可治湿而不可治燥也。虽然白术性虽燥，终是健脾之物，脾健而津液自生。用润药以佐其燥，则白术且自失其燥矣，又何能助燥哉。

或疑白术健脾生胃，有时用白术而脾胃不能受补者何也?此虚不受补也。脾胃之气，喜生发而不喜闭塞。白术正开胃开脾之圣药，何至用之而反无功，明是土崩瓦解之象。而土崩瓦解之故，由于肾火之大败也。

土非火不生，火非土不旺，脾胃之土必得肾中之火相生，而土乃坚刚，以消水谷。今因肾水既枯，而肾火又复将绝，土既无根培之，又何益乎。徒用白术以健脾开胃，而肾中先天之火已耗尽无余，如炉中烬绝，益之薪炭，而热灰终难起焰。此生之不生，乃脾不可生，非白术能生而不生也。

或又问：脾土固肾火所生，而胃土实心火所生，肾火绝而心火未绝，宜用白术以健胃，尚可以生土也。夫胃土非心火不生，而心火必得肾火以相济，肾火绝，又何以济心之不足乎。心火因肾火之绝，而心火欲救肾火而未遑，又何能救胃哉。胃既不可救，则胃无二火之生，胃气欲不亡，不可得矣。胃气既亡，而白术虽能健脾，而欲生胃无从也。

或又问：心、肾二火既绝，故用白术而无功，吾救心、肾之火而兼用白术，则不生者可以生矣。嗟乎。先天之火虽绝而未绝也，后天之火一绝而俱绝矣。肾中之火，先天之火也。心中之火。后天之火也。后天火绝者，由于先天之火先绝也。救先天之火，则后天之火自生。救后天之火，则先天之火难活。故救火者，必须先救肾中之火，肾火生则心火不死，肾火绝则心火不生。

故欲救脾胃之生，不可徒救心火之绝，非心火之不宜救也，救肾火正所以救心火耳。倘肾火之绝不及救，而徒救夫心火，多用桂、附于白术、人参之中，欲救心以救肾也，终亦必亡而巳矣。况仅用白术，又何以救之哉。

或疑白术性燥，脾胃有火者不宜用，恐其助热也。此等议论，真民生之大不幸也。夫白术甘温，正能去热，脾胃有火者，安在不相宜。惟胃中邪火沸腾，不可用之以助邪。倘胃中虚火作崇，非白术之甘温，又何以解热哉。世人一见白术，无论有火无火，与火之是虚是邪，一概曰白术助火不宜用，更有疑白术为闭气者，尤为可笑。白术利腰脐之气，岂有腰脐利而脾胃反不利者乎。

或疑白术闭气，闭上焦之气也。先生谓利腰脐之气，乃利下焦之气，上下各不相同，恐未可以利下而并凝上焦之俱利也。曰：腰脐为生气之根，岂有根本大利而枝叶不舒发之理。彼言白术之闭气者，言气虚散失者，白术能补而收闭其耗散之气也。世人错认闭字，致使白术利气之药，反同闭气之品而弃之。此千古之冤也。

或问：白术阳药，能益脾土之阴，是白术自能生阳中之阴乎，抑必有藉于补阴之味以生阳也?曰：阳药补阳，而白术偏能于阳中补阴，是白术亦阴分之药也。白术既阴阳兼补，得阴阳之药，皆相济而成功，安在入诸补阴以生阳，入诸补阳而不能生阴哉。

或疑白术阳药，而补脾气之阴，是阳能生阴也，又何以阳又能生阳乎?夫阴阳原两相生也，阳以生阳，不若阳以生阴之速，但不可谓阳不生阳也。白术阳药，以生脾中之阴者十之八，而生脾中之阳者十之二耳。

苍术苍术，气辛，味厚，性散能发汗。人足阳明、太阴经。亦能消湿，去胸中冷气，辟山岚瘴气，解瘟疫尸鬼之气，尤善止心疼。

但散多于补，不可与白术并论。《神农经》曰：必欲长生，当服山精。此言白术，非指苍术也。苍术可辟邪，而不可用之以补正。各本草诸书混言之，误矣。然而苍术善用之，效验如响。如人心气疼，乃湿挟寒邪，上犯膻中也，苍术不能人膻中，然善走大肠而祛湿，实其专功也。

故与川乌同用，引湿邪下行，使寒气不敢上犯膻中，而心痛立定。若不用苍术而用白术，则白术引入心中，反大害矣。

或问：苍术阳药，最能辟邪，宜乎凡有邪气，皆可尽除，何以有效有不效也?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然而气虚亦有不同，有气虚而兼湿痰者，有气虚而带燥痰者。苍术补气，兼善去湿，以治气虚湿痰而中邪者，自是神效。

以治气虚燥痰之中邪者，则苍术性燥，不燥以增燥乎。势必邪得燥而更甚，又何以祛邪哉，此所以治之而不效也。

或问：苍术发汗，不及白术远甚，谓白术能止汗也。嗟乎。苍术之妙，全在善于发汗，其功胜于白术。凡发汗之药，未有不散人真气者，苍术发汗，虽亦散气，终不甚也。虚人感邪，欲用风药散之者，不若用苍术为更得。盖邪出而正又不大伤，汗出而阳又不甚越也。

或疑苍术之功，不及白术远甚，何《神农本草》不分别之耶?不知苍术与白术，原是两种，以神农首出之圣智，岂在后人下哉，是必分辨之明矣。因传世久远，叠遭兵火，散失不存耳。今经后人阐发甚精，其不可同治病也。

既彰彰矣，又何可二术之不分用哉。

或问：苍术与白术，性既各别，而神农未辨明者，必有其故。吾子谓是世久散失，似乎臆度之辞，非定论也。嗟乎。白术止汗，苍术出汗，其实相反，关系甚钜，安有此等之悬殊。

以神农之圣而不亟为指示乎。吾故信其必先辨明而后乃遗失也。

熟地熟地，味甘，性温，沉也，阴中之阳，无毒。入肝肾二经。生血益精，长骨中脑中之髓。

真阴之气非此不生，虚火之焰非此不降。洵夺命之神品，延龄之妙味也。世人以其腻滞，弃而不用，亦未知其功效耳。夫肾有补而无泻，是肾必宜补矣。然而补肾之药。正苦无多。山茱萸、牛膝、杜仲、北五味之外。舍熟地又用何药哉。况山茱萸、牛膝不可为君。而杜仲又性过于温，可以补肾火之衰，而不可补肾水之乏。此熟地之必宜用也。熟地系君药，可由一两以用至八两。盖补阴之药与补阳之药，用之实有不同。补阳之药，可少用以奏功，而补阴之药，必多用以取效。以阳主升而阴主降。阳升，少用阳药而气易上腾；阴降，少用阴药而味难下达。熟地至阴之药，尤与他阴药有殊，非多用之，奚以取胜。或谓熟地至阴之药，但其性甚滞，多用之而腻膈生痰，万一助痰以生喘，亦甚可危也。此正不知熟地之功力也。自神农尝草之后，将此味失谈，遂使后世不知其故。虽历代名医多有发明，而亦未尝言其秘奥。未熟地岂特不生痰，且能肖痰，岂特不滞气，且善行气，顾人用之何如耳。夫痰有五脏之异。痰出脾、肺者，同熟地则助其湿，用之似乎不宜。倘痰出于心、肝、肾者，舍熟地又何以逐之耶。故人有吐痰如清水者，用二陈消痰化痰之药，百无成功，乃服八味汤，而痰气之汹涌者顷刻即定，非心、肝、肾之痰用熟地之明验乎。更有一种，朝夕之间，所吐皆白沫，日轻而夜重，甚则卧不能倒。用六味汤。大加熟地、山茱萸，一连数服，而痰即大减，再服数十剂，白沫尽消而卧亦甚安，又非熟地消痰之明验乎。熟地消痰而不生痰，又何疑哉。至于气之滞也，服地黄汤而消痰于顷刻，犹谓气之不行也可乎。

人生饮食，脾肾之气行，水谷人腹，不变痰而变精。惟其脾肾之虚也，水谷人腹，不化精而化痰矣。用地黄汤而痰消者，往往多能健饭，是熟地乃开胃之圣品也。其所以能开胃者何也?胃为肾之关，肾水旺而胃中之津液自润，故肾气足而胃气亦足，肾气升而胃气亦升也。

然则熟地行气而非滞气，不又可共信哉。气行痰消，乌能作喘，尤所不必疑者矣。

或问：熟地既是君药，亦可单用一味以奏功乎?夫熟地虽是君药，不可独用之以取胜。

盖阳药可以奇用，。而阴药必须耦用也。况熟地乃至阴之品，性又至纯，非佐之偏胜之药，断断不能成功，此四物汤补血所以必益之当归、白芍、川芎也。推之而与人参同用，可以补心肾之既济；与白术同用，可以补脾肾之有亏；与麦冬、五味同用，可以滋肺肾之将枯；与白芍同用，可以益肝肾之将绝；与肉桂同用，可以助命门之火衰。与枣仁同用，可以安膻中之火沸；与元参同用，可以泻阳明之焰。然必用至一两、二两为君，而加所佐之味，或五钱或八钱，自易取胜于万全也。徜熟地少用，其力不全，又何以取胜哉。内惟肉桂止可用一二钱。不可用至三钱之外，余则可与熟地多用而无忌者也。

或问：产前必用熟地以补血，不识产后亦可重用乎?曰：产后正宜重用也。产妇血大亏，不用熟地以生新血，用何药乎?虽佛手散乃产后圣药，然能加入熟地，则生血尤奇。凡产后血晕诸病，同人参、当归并用，必建殊功，不特产后脐腹急痛者始可用之也。夫肾中元气，为后天之祖，熟地禀先天之气而生，产妇亏损血室，元气大耗，后天之血既不能速生，正藉先天之气以生之。用熟地以助后天，实有妙理，非泛论也。

或问：熟地腻膈生痰，世人以姜汁、砂仁制之可乎?，顾熟地何尝腻膈也，熟地味甘而性温，味甘为脾胃所喜，性温为脾胃所宜，脾胃既不相忤，又何所忌而腻膈哉。况熟地乃阴分之药，不留胃中，即留肾中。胃为肾之关门，胃见肾经之味，有不引导至肾者乎。腻膈之说，起于不知医理之人，而不可惑深知医理之士也。虽姜汁开胃，砂仁苏脾，无碍于熟地，而终不可谓熟地之腻膈生痰耳。

或谓熟地既不腻隔，何以六味地黄丸中加茯苓、山药、泽泻，非因其腻隔而用之乎?是以茯苓、山药、泽泻，为制熟地之品，亦何其轻视茯苓、山药、泽泻哉。肾宜补而不宜泻，既用熟地以补肾，岂可复用利药以泻肾，况又用利药以制补肾之药，使之有泻而元补乎，是熟地之不宜制也明矣。熟地既不宜制，用茯苓、山药、泽泻之三昧，非因制熟地也，亦明矣。熟地既不宜制，用茯苓、山药、泽泻之三味，非因熟地之腻膈也，抑又明矣。然则用三味之意谓何?因熟地但能滋阴而不能去湿，但能补水而不能生阳，用三味以助其成功，非用三味而掣其手足也。

或问：熟地既不腻膈，何以生痰，前人言之，岂无见而云然乎?曰：熟地实消痰圣药，而世反没其功，此余所以坚欲辨之也。

凡痰之生也，起于肾气之虚，而痰之成也，因于胃气之弱。肾气不虚，则胃气亦不弱。肾不虚则痰无从生，胃不弱则痰无由成也。然则欲痰之不成，必须补胃，而欲痰之不生，必须补肾。肾气足而胃气亦足，肾无痰而胃亦无痰。

熟地虽是补肾之药，实亦补胃之药也。胃中津液原本于肾，补肾以生胃中之津液，是真水升于胃矣。真水升于胃，则胃中邪水自然难存，积滞化而痰涎消，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

热地消痰不信然乎，而可谓其腻膈而生痰乎。

或问：熟地补肾中之水，何必又用山药、山萸以相佐。盖肾水非得酸不能生，山茱萸味酸而性又温，佐熟地实有水乳之合。然而山茱萸味过于酸，非得熟地之甘温，山茱萸亦不能独生肾水也。配合相宜，如夫妇之好合，以成既济之功也。

或问：熟地入于八味地黄丸中，何独为君?盖八味丸补肾中之火也。然火不可以独补，必须于水中补之。补火既须补水，则补水之药必宜为君矣。方中诸药，惟熟地乃补水之圣药，故以之为君。有君则有臣，而山药、山茱佐之；有臣则有佐使，而丹皮、泽泻、茯苓从之。至于桂、附，反似宾客之象。益桂附欲朴火而无能自主，不得不推让熟地为君，补水以补火也。

或问：熟地可独用以治病乎?熟地亦可以独用者也。凡遇心肾不交之病，只消熟地二两，煎汤饥服，而心肾交于眉睫。人以为熟地乃肾经之药，谁知其能上通于心乎。夫心肾不交之病，多是心火太过而肾水大亏也。

用熟地以滋其肾中之枯干，肾得水之滋，而肾之津即上济于心，心得肾之济，而心之气即下交于肾，又何黄连、肉桂之多事哉。

或问：熟地既可单用以成功，凡遇心肾不交之病，竟用熟地一味为丸，朝夕吞服之得乎?此则又不宜也。熟地单用，止可偶尔出奇，要必须辅之以茯神、山药，佐之以山茱、枣仁，始可久用以成功耳。

或问：熟地宜多用以奏功，抑宜少用以取效乎?熟地宜多不宜少也。然而用之得宜，虽重用数两不见多；用之失宜，虽止用数钱未见少。用之于肾水大亏之日，多用犹觉少；用之于脾土大崩之时，少用亦觉多；用之于肾火沸腾之病，用多面殊欠其多；用之于胃土喘胀之症，用少而殊憎其少。全在用之得宜，而多与不多，不必计也。

或疑熟地腻滞，补阴过多，终有相碍，未可单用一味以取胜，然前人亦有用一味以成功者何也?愚谓熟地单用以出奇，实偶然权宜之法，不若佐之他味，使两味以建功之更胜。如治心肾之亏也，加入龙眼肉；如肝肾之亏也，加入白芍；如治肺肾之亏也，加入麦冬；如治脾肾之亏也，加入人参，或加白芍。既无腻膈，更多捷效，是在人之权变耳。

或疑肾虚者，宜用熟地，以阴补阴也，何以补胃者亦用之，补胆者亦用之耶?此固古人权宜之法，然亦至当之法也。夫胃为肾之关门，肾虚则胃亦虚，补肾正所以补胃也。胆虽附于肝，而胆之汁必得肾之液渗入，始无枯涸之优。肾虚则胆亦虚，补肾正所以补胆也。

倘见胃之虚而徒用补胃之药，则香燥之品，愈烁其肾水之干；见胆之虚而止用补胆之味，则酸涩之剂，愈耗其肾水之竭。肾水既虚．而胃胆愈弱矣。惟用熟地以补肾，而胃与胆取给于肾而有余，自然燥者不燥，而枯者不枯，谁谓阳症不宜补阴哉。

或疑熟地至阴之药，多用之以滋肾宜也。

然何以至阳之病，古人亦用以奏效，岂熟地亦阳分药乎?熟地非阳分药也。非阳分之药而偏用之以治阳病者，阳得阴而平也。

阳非阴不伏，用熟地以摄至阳之气，则水升火降。阴阳有既济之美矣。

或疑熟地滋阴而不能开胃，孰知熟地正开胃之神药也。胃为肾之关门，肾中枯槁，全藉胃之关门，搬运水谷以济其困乏，岂有肾中所喜之物，而胃反拒绝之理。况肾虚无水，则胃中无非火气，亦望真阴之水以急救其干涸也。然则熟地正胃之所喜，不独肾之所喜也。

安有所喜者投之，不亟为开关以延入者乎，所以肾虚之人，必用熟地以开胃耳。至于肾水不亏，胃中无火，一旦遽用熟地，未免少加胀闷，是不善用熟地也。谁谓熟地尽闭胃之物哉？生地生地，味苦甘，气寒，沉也，阴也。入手少阴及手太阴。凉头面之火，清肺肝之热。亦君药也。其功专于凉血止血，又善疗金疮，安胎气，通经，止漏崩，俱有神功。但性寒，脾胃冷者不宜多用。夫生地既善凉血，热血妄行，或吐血、或衄血、或下血，宜用之为君，而加入荆芥以归其经，加和三七根末以止其路，又何热之不除而血之不止哉。然而此味可多用而不可频用，可暂用而不可久用也。当血之来也，其势甚急，不得已重用生地，以凉血而止血。

若血一止。即宜改用温补之剂，不当仍以生地再进也。今人不知其故，惊生地止血之神，视为灵丹妙药，日日煎服，久则脾胃太凉，必至泄泻，元气困顿，而血又重来。不悟生地用多，反疑生地用少，仍然更进，且有增其分两，至死而不悟者，亦可悲也夫。

或问：生地与熟地同是一物，而寒温各别，人汤煎服，非生地变为熟地耶?曰：生地不先制为熟，则味苦，苦则凉。生地巳制为熟，则味甘，甘则温，'何可同日而语。譬如一人，先未陶淑，其性刚，后加涵养，其性柔，生熟地何独不然。

或问：生地凉血以止血，是生地实救死妙药也。吾见世人服生地以止血，不敢再用，改用他药，而仍然吐血，一服生地而血又即止，安在生地之不宜久服乎?曰：服生地止血之后，改用他药，而仍吐血者，非不用生地之故，乃改用他药，不得其宜之故耳。夫止血之后，不可不补血，然而补血实难。补血之药，未有不温者，而吐血之后，又最忌温，恐温热之性引沸其血也。补血之药，又未有不动者，而吐血之后，又最忌动，恐浮动之气又催迫其血也。然则用生地止血，当用何药以普其后乎?六味地黄汤加五味、麦冬，则平而不热，静而不动，服之则水升火降，永无再犯之忧，又安在生地之必宜服哉。

或疑生地虽凉，要亦不甚，以治虚热之病，似应相宜，何禁用甚严也?不知生地之凉，不特沁入于胃，且沁入于脾，不特沁入于脾，又沁入于肾。故久服则脾肾俱伤，往往致大瘕之泻，不可不慎用也。

或疑生地止血甚神，而泻中有补，似亦与元参之类可齐驱而并驾也。然而元参尚可重用，而生地断宜轻用也。盖生地沉阴之性，凉血是其所长，退火是其所短，不比元参既退浮游之火，而又滋枯涸之水也。生地凉血，则血虽止而不行。生地不能退火，则火欲炎而难静，久则火上腾而血亦随沸矣。

或疑生地寒凉，可以止血，以血得寒而止乎，抑血得补而止乎?夫生地凉中有补，血得凉而止，亦得补而止也。盖血非凉则无以遏其上炎之势，非补亦无以投其既济之欢，故生地止血建功实神者，正以凉中有补也。

或疑生地清肺肝之热，肺肝俱属阴，补阴即不能奏功之速，自宜久服之为得，安在生地止可暂用而不可常服耶?曰：生地清肺肝之热，亦止清一时之热耳。肺肝之火，初起多实，久病多虚。生地清初起之热。则热变为寒；清久病之热，则热愈增热。盖实火得寒而势解。虚火得寒而焰起也。故生地止可一时暂用，而断断不可长用耳。

当归当归，味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之阴，无毒。虽有上下之分，而补血则一。东垣谓尾破血者，误。人心、脾、肝三脏。

但其性甚动。入之补气药中则补气，入之补血药中则补血，入之升提药中则提气，人之降逐药中则逐血也。而且用之寒则寒，用之热则热，无定功也。功虽无定。然要不可谓非君药。如痢疾也，非君之以当归，则肠中之积秽不能去；如跌伤也，非君之以当归，则骨中之瘀血不能消；大便燥结，非君之以当归，则硬粪不能下，产后亏损，非君之以当归，则血晕不能除。肝中血燥，当归少用，难以解纷；心中血枯，当归少用，难以润泽；脾中血干，当归少用，难以滋养。是当归必宜多用，而后可以成功也。倘畏其过滑而不敢多用，则功用薄而迟矣。而或者谓当归可臣而不可君也，补血汤中让黄芪为君，反能出奇以夺命，败毒散中让金银花为君，转能角异以散邪，似乎为臣之功胜于为君。然而当归实君药，而又可以为臣为佐使者也。用之彼而彼效，用之此而此效，充之五脏七腑，皆可相资，亦在人之用之耳。用之当，而攻补并可奏功；用之不当，而气血两无有效。用之当，而上下均能疗治；用之不当，而阴阳各鲜成功。又何论于可君'而不可臣。

可臣而不可佐使哉。

或问：当归补血，而补气汤中何以必用，岂当好非血分之药乎?曰：当归原非独补血也，实亦气分之药，因其味辛而气少散，恐其耗气，故育补血，而不育补气耳。其实补气者十之四，而补血者十之六，子试思产后非气血之大亏乎。佛手散用当归为君，川芎为佐，人以为二味乃补血之圣药也，治产后血少者，似乎相宜，治产后气虚者，似乎不足。乃何以一用佛手散而气血两旺，非当归补血而又补气，乌能至此，是当归亦为气分之药，不可信哉。

或问：当归性动而滑，用之于燥结之病宜也，用之下利之症，恐非所宜，何以痢症必用之耶?夫痢疾与水泻不同。水泻者，脾泻也。

痢疾者，肾泻也。脾泻最忌滑，肾泻最忌涩。

而肾泻之所以忌涩者何故?盖肾水得邪火之侵，肾欲利而火阻之，肾欲留而火迫之，故有后重之苦。夫肾水无多，宜补而不宜泻也。

若下多亡阴，肾水竭而愈加艰涩矣。故必用当归以下润其大肠。大肠润而肾水不必来滋大肠，则肾气可安。肾气安而大肠又有所养，火自不敢阻迫于肾矣，自然火散而痢亦安，此当归所以宜于下痢而必用之也。

或问：当归不宜少用，亦可少用以成功乎?曰：用药止问当与不当，不必问多与不多也。大约当归宜多用者，在重病以救危，宜少用者，在轻病以杜变。不敢多用，固非疗病之奇，不肯少用，亦非养病之善也。

或问：当归滑药也，有时用之而不滑者何故?凡药所以救病也。肠胃素滑者，忌用当归，此论其常也。倘变生意外，内火沸腾，外火凌逼，不用润滑之当归，又何以滋其枯槁哉。当是时，吾犹恐当归之润滑。尚不足以救其焦涸也，乌可谓平日畏滑而不敢用哉。

或问：当归专补血而又能补气，则是气血双补之药矣。曰：当归是生气生血之圣药，非但补也。血非气不生，气非血不长。当归生气而又生血者。正其气血之两生，所以生血之中而又生气，生气之中而又生血也。苟单生气，则胎产之门，何以用芎、归之散，生血于气之中；苟单生血，则止血之症，何以用归、芪之汤，生气于血之内。惟其生气而即生血，血得气而自旺，惟其生血而即生气，气得血而更盛也。

或问当归气味辛温，虽能活血补血，然终是行走之性，每致滑肠。缪仲醇谓与胃不相宜，一切脾胃恶食与食不消，并禁用之，即在产后、胎前亦不得入，是亦有见之言也。嗟嗟!此似是而非，不可不亟辨也。当归辛温，辛能开胃，温能暖胃，何所见而谓胃不相宜耶。夫胃之恶食，乃伤食而不能受也。辛以散之，则食易化。食不消者，乃脾气寒也。脾寒则食停积而不能化矣，温以暖之，则食易消，至于产前产后，苟患前症，尤宜多用，则胃气开而脾气健，始可进饮进食，产前无堕产之忧，产后无退母之怯。试问不用当归以救产后之重危，又用何物以救之。岂必用人参而后可乎。夫人参止可治富贵之家，而不可疗贫寒之妇，天下安得皆用人参以尽救之哉。

此当归之不可不用，而不可误昕仲醇之育，因循坐视，束手而不相救也。如畏其滑肠，则佐之白术、山药之味，何不可者。

或疑当归滑肠，产妇血燥，自是相宜。然产妇亦有素常肠滑者，产后亦可用当归乎?曰：产生不用当归补血，实无第二味可以相代。即平素滑肠，时当产后，肠亦不滑，正不必顾忌也。或过虑其滑，即前条所谓佐之白术、山药，则万无一失矣。

或疑当归乃补血之圣药，凡见血症自宜用之，然而用之有效有不效者，岂当归非补血之品乎?当归补血，何必再疑，用之有效有不效，非当归之故，乃用而不得其法之故也。夫血症有兼气虚者，有不兼气虚而血虚者，有气血双虚而兼火者，原不可一概用当归而单治之也。血症而兼气虚，吾治血而兼补其气，则气行而血自归经；血症而气血双虚，吾平补气血，而血亦归经；血症气血双虚而兼火作祟，吾补其气血而带清其火，则气血旺而火自消，又何至血症之有效有不效哉。

或问：缪仲醇谓疔肿痈疽之未溃者，忌用当归，亦何所见而云然耶?夫仲醇之谓不可用者，恐当归性动，引毒直走胃中，不由外发，致伤胃气故耳。殊不知引毒外散。不若引毒内消之为速。用当归于败毒化毒药中，正取其性动，则引药内消，直趋大便而出，奏功实神。故已溃者断宜大用，使之活血以生肌，即未溃者尤宜急用，使之去毒而逐秽也。

牛膝牛膝，味甘酸，气平，无毒。蜀产者佳。

善走十二经络，宽筋骨，补中绝续，益阴壮阳，除腰膝酸疼，最能通尿管涩痛，引诸药下走。

近人多用此药以治血症血痕，绝无一效，亦未取其功用而一思之也。夫血症血瘕，乃脾经之病。牛膝能走于经络之中，而不能走于肠腹之内。况症瘕之结痰包血也。牛膝乃阴分之药，总能逐血而不能逐痰。此所以终岁而无效耳。至于血晕血虚，儿枕作痛，尤不宜轻用，而近人用之，往往变生不测，亦未悟用牛膝之误也。牛膝善走而不普守，产晕，血虚之极也，无血以养心，所以生晕。不用归芎以补血，反用牛膝以走血，不更下之石乎。虽儿枕作痛，似乎有瘀血在复，然而产后气血大亏，多有阴寒之变，万一不是瘀血，而亦疑是儿枕之作痛，妄用牛膝以逐瘀，去生远矣。故必手按之而痛甚者，始可少用牛膝于归芎之内，否则勿轻用耳。

或问：牛膝最善堕胎，是非补剂，似产前均宜忌之。然前人间用于产前，而胎安然不损者何耶?夫牛膝岂堕胎药哉，乃补掼药也。

凡有断续者，尚可再接，岜未损者而反使之堕乎。古人有用牛膝，合之麝香之中，外治以堕胎，取其性走之意。然而堕胎实麝香之故。而非牛膝也。从未闻用牛膝内治而能堕胎者，但性既善走，在胎产亦不宜多用，而终不可谓牛膝是堕胎之物也。

或问：牛膝乃下部之药，用之以补两膝，往往未见功效，岂牛膝非健步之药乎。夫牛膝治下部，前人言之未可尽非，但膝之坚实，非牛膝之可能独健也。膝之所以健者，由于骨中之髓满，髓空斯足弱矣。故欲膝之健者，必须补髓，然而髓之所以满者，又由于肾水之足，肾水不足，则骨中之髓何由满。故欲补骨中之髓者，又须补肾中之精也。虽牛膝亦补精之味，而终不能大补其精，则单用牛膝以治肾虚之膝，又何易奏效哉。

或问：牛膝健足之药，近人见下部之病辄用之，而取效甚少，得毋止可健膝而不可健足耶?不知健膝即所以健足，而健膝不可徒健夫膝也。凡足之所以能步者，气充之也。不补气以运足，而徒用牛膝以健膝，膝且不能健，又何以健足哉。

或疑牛膝血分之药，入气分药中转易成功，其故何也?盖牛膝性善走，气亦善走，两相合则气无止遏，而血无凝滞，自然血易生而气易旺。又安有不成功者哉。

或疑牛膝乃补中续绝之圣药，何子反略而不谈?曰：牛膝补续绝．前人巳言之矣，何必再论。惟是补中续绝，实别有说。盖牛膝走而不守，能行血于断续之间，而不能补血于断续之内，必须用牛膝于补气补血之中，而后能收其续绝之效。此补中续绝之义，实前人所未及也。

远志远志，味苦，气温，无毒。而能解毒，安心气，定神益智。多服强记，亦能止梦遗，乃心经之药，凡心经虚病俱可治之。然尤不止治心也，肝、脾、肺之病俱可兼治，此归脾汤所以用远志也。面吾以为不止治心、肝、脾、肺也。

夫心肾常相通者也，心不通于肾，则肾之气不上交于心，肾不通于心，则心之气亦不下交于肾。远志定神，则君心宁静而心气自通于肾矣，心之气既下通于肾，谓远志但益心而不益肾，所不信也。是远志乃通心肾之妙药。故能开心窍而益智，安肾而止梦遗，否则心肾两离，何能强记而闭守哉。

或问：远志既是心经之药，心气一虚，即宜多加以益心，何故前人少用也?不知心为君主，君心宁静则火不上炎。心虚而少益其火，则心转受大补之益。倘多用远志以益心，必至添火以增焰，是益心而反害心矣。所以远志止可少用，而断不可多用也。

或问：远志益心，而子又日益肾，毕竟补心多于补肾，抑补肾多于补心乎?盖远志益心，自是心经主药，补心多于补肾，何必辨哉。

虽然心肾之气，实两相通也，既两相通，则远志之补心肾，又何有于两异。惟是用药者或有重轻，则补心补肾亦各有分别。补心之药多用，远志重在补心。补肾之药多用，远志重在补肾。补心补肾虽若有殊，而通心通肾正无或异也。

或问：远志上通心下通肾，有之乎?曰：有之。有则何以上通心者每用远志，而下通肾者绝不用远志耶?不知肾药易通于心，而心药难通于肾，故用肾药，不必又用远志，而用心药，不可不用远志也。

或问：远志益心而不效，岂多用之故乎，然未尝多用而仍然不效者何也?盖肾气乘之也。夫肾益心者也。虽日水克火，实水润心也。然则肾何以乘心也。肾之乘心者，非肾气之旺，乃肾气之衰。肾水旺则肾益心，肾水衰则肾克心也。不滋肾以益水，徒用远志以益火，则火愈旺而心愈不安矣，毋怪其少用而亦不效也。苟用远志于熟地、山茱之内，则肾得滋而心火胥受益矣。

或问：陈言《三因方》用远志酒，治一切痈疽、发背、阴毒有效，子何略而不言?非不言也。陈言单举远志一味以示奇，其实酒中不止远志也。单藉远志以治痈，未有不败者。

盖痈毒至于发背，其势最横、最大，岂区区远志酒汁传之，即能奏功乎，此不必辨而知其非也。或用金银花为君，佐之远志则可，然亦蛇足之说。不若竟用金银花半斤，加当归一二两，甘草四五钱，治之之为神。

或疑远志不可治痈，前人何故载之书册，以误后人，想亦有功于痈，吾子未识耳。嗟乎。远志治痈，余先未尝不信，每用之而不效。今奉岐夫子之教，不觉爽然自失，悔从前误信耳。至于用金银花方治痈，屡获奇效，故敢辟陈言而特载用新方，无使后人再误如铎也。

或疑远志益心而不益肾，而吾子必日兼益肾，似乎心肾之亏者，单用远志一味，而心肾两补矣。何以肾虚者，必另加补肾之药，不单用远志乎?不知远志可引肾之气以通心，非助肾之水以滋心也。故通心肾者，用远志一味，而心肾已受两益矣。若心肾两虚者，乌或全恃远志哉。

石菖蒲石菖蒲，味辛而苦，气温，无毒。能开心窍，善通气，止遗尿，安胎除烦闷，能治善忘。

但必须石上生者良，否则无功。然止可为佐使，而不可为君药。开心窍，必须君以人参，通气，必须君以芪、术。遗尿欲止，非多加参、芪不能取效。胎动欲安，非多加白术不能成功。除烦闷，治善忘，非以人参为君，亦不能两有奇险也。

或问：石菖蒲必得人参而始效，是石菖蒲亦可有可无之药也。此吾子过轻石菖蒲矣。

石菖蒲实有专功也。凡心窍之闭，非石菖蒲不能开，徒用人参，竞不能取效。是人参必得菖蒲以成功，非菖蒲必得人参而奏效。盖两相须而两相成，实为药中不可无之物也。

或问：石菖蒲何故必取九节者良，市上易者，且不止九节，节之多寡，可不问乎?石上菖蒲，凡细小者俱可用，而前人取九节者，取九窍之俱可通也。其实菖蒲俱能通心窍。心窍通而九窍俱通矣。

或疑石菖蒲能治健忘，然善忘之症用之绝少效验，何耶?善忘之症，因心窍之闭耳。

心窍之闭者，由于心气之虚，补心之虚，舍人参无他药也。不用人参以补虚。惟恃菖蒲以开窍，窍开于一时而仍闭。又何益哉。夫开心窍尚君以人参，岂治善忘而反遗人参能取效乎。

卷之二商集

天门冬天门冬，味苦而甘，性凉，沉也，阴(一本作"降")也，阴中有阳，无毒。入肺、肾二经。补虚痨，杀虫，润五脏，悦颜色。

专消烦除热，止嗽定咳尤善，止血消肺痈有神。但性凉，多服颇损胃。世人谓天门冬善消虚热，吾以为此说不可不辨。天门冬止可泻实火之人也，虚寒最忌，而虚热亦宜忌之。盖虚热未有不胃虚者也。胃虚而又加损胃之药，胃气有不消亡者乎。胃伤而传之脾，则脾亦受伤。脾胃两伤，上不能受水谷，而下不能化糟粕矣，又何望其补哉。大约天冬，凡肾水亏而肾火炎上者，可权用之以解氛，肾大寒而肾水又弱者。断不可久用之以滋阴也。

或谓天之冬性润，可以解火，即可以益水，先生谓不可久用者，以肾火之寒也，但肾火寒者，自不可用矣，肾水未竭，而肾火未寒者，亦可用之乎。此则愚所未言也。肾水未竭，而肾火未寒者，是平常无病之人也。似乎服天冬，可以无碍。然而补之药胜于天冬者甚多，何必择此性凉者，以日伐其火乎。夫人非水火不生活，且水非火不生，火非水不养。

止补其水而泻其火，初则火渐衰而水旺，久则火日去而水亡。此天冬所以止可暂以补水，而不可久以泻火也。

或问：天冬同地黄用之，可以乌须发，此久治之法以滋肾者，而吾子谓天冬止宜实火之人，岂乌须发而亦可谓实火耶?夫须发之早白，虽由于肾水之不足，亦因于肾水之有余也。夫火之有余，既因于水之不足，刚寒凉以补水，正寒凉以泻火也。况天冬与地黄同用，则天冬之凉者不凉，肾得其滋补之益，而须发之焦枯，有不反黑者哉。然则天冬之乌须发，仍泻实火，而非泻虚火矣。

或问：天门冬治痨瘵之病甚佳，而吾子谓止可暂服，岂治痨疾者，可一二剂愈乎?嗟乎。天门冬治痨瘵者，必脾健而大肠燥结、肺气火炎者宜之。然亦止可少服，而不可多服也。夫寒凉之物，未有不损胃者也。脾健则胃气亦健。大肠燥结、则肺气亦必燥结。天冬凉肺而兼凉胃，宜其无恶，但久用天冬，胃凉则脾亦凉，肺凉则大肠亦凉，又势所必至也，乌可不先事而预防哉。

或问：湿热不去，下流于肾，能使骨痿。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天门冬、黄柏之类是也。是天门冬味苦气寒，正入肾以除热，可以治痿，而竟置不言，何也?此吾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治痿必治阳明。骨痿虽属肾，而治法必兼治胃。天门冬大寒，不利胃气，暂服可以治痿，久服必至损胃，胃损而肾又何益耶。况胃又肾之关门，关门无生气之固，而欲肾宫坚牢，以壮骨生髓，必不得之数也。世人遵黄柏、知母之教，以损伤胃气。铎又何敢复扬天门冬治痿之说，以劝人再用寒凉乎。此所以宁缺，以志予过也。

或疑天冬泻实火，不泻虚火，虚火禁用，实火安在不可常用耶?夫火虽有虚、实之分。

而泻火之药，止可暂用，而不可常用也。天门冬泻实火，未尝不佳，特怪世人久服耳。人非火不活，哲损其有余，使火不烁水已耳，乌可经年累月服泻火之药哉。泻之日久，未有实火而不变为虚火者也。此常服之断宜戒也。

或疑天门冬性虽寒，以沙糖、蜜水煮透，全无苦味，则寒性尽失，不识有益阴虚火动之病乎?夫天门冬之退阴火，正取其味苦涩也。

若将苦涩之味尽去，亦复何益。或虑其过寒。

少去其苦涩，而加入细节甘草，同糖、蜜共制，庶以之治阴虚咳嗽，两有所宜耳。

或问：天门冬，古人有服而得仙，吾子贬其功用，谓多服必至损胃，然则古语荒唐乎?嗟乎!《神农本草》服食多载长生，岂皆不可信乎?大约言长生者，言其能延生也，非即言不死也。天门冬，食之而能却病，吾实信之，谓采服飞升，尚在阙疑。麦门冬麦门冬，味甘，气微寒，降也，阳中微阴，无毒。人手太阴、少阴。泻肺中之伏火，清胃中之热邪，补心气之劳伤，止血家之呕吐，益精强阴，解烦止渴，美颜色，悦肌肤。退虚热神效，解肺燥殊验，定嗽咳大有奇功。真可恃之为君，而又可藉之为臣使也。但世人未知麦冬之妙，往往少用之而不能成功，为可惜也。不知麦冬必须多用，力量始大。盖火伏于肺中，烁干内液，不用麦冬之多，则火不能制矣。热炽于胃中，熬尽真阴，不用麦冬之多，则火不能息矣。夫肺为肾之母，肺燥则肾益燥，肾燥则大小肠尽燥矣。人见大小肠之干燥，用润肠之药。然肠滑而脾气愈虚，则伤阴而肾愈虚矣。肾虚必取给于肺金。而肺又素燥，元气以滋肾，而干咳嗽之症起，欲以些小之剂益肺气以生肾水，必不得之数也。抑肺又胃之子也，胃热则土亏，土亏而火愈炽。

火炽，必须以水济之，而胃火太盛，肾水细微，不特不能制火。而且熬干津液。苟不以汪洋之水，速为救援，水立尽矣。然而大旱枯涸，滂沱之水，既不可骤得。倘肾水有源，尚不至细流之尽断，虽外火焚烁，而渊泉有本，犹能浸润，不至死亡也。故胃火之盛，必须补水，而补水之源，在于补肺。然而外火既盛，非杯水可解。阴寒之气，断须深秋白露之时，金气大旺，而后湛露湑湑，多且浓也。故欲肺气之旺，必用麦冬之重。苟亦以些小之剂，益其肺气，欲清胃火之沸腾也，又安可得哉。更有议者，肝木畏肺金之克者也。然肺过于弱，则金且不能克木，而肝且欺之。于是，木旺而挟心火以刑金，全不畏肺金之克。肺欲求救肾子，而肾水又衰，自顾不遑，又安能顾肺金之母哉。乃咳嗽胀满之病生，气喘痰塞之疾作。

人以为肺之病也，用泻肺之药，益虚其肺气，而肝木更炽，心火愈刑．，病有终年累月而不痊者。苟不用麦冬大补肺气，肝木之旺，何日能衰乎。此麦冬之必须多用，又不可不知也。

更有膀胱之火，上逆于心胸，小便点滴不能出。人以为小便大闭，由于膀胱之热也，用通水之药不效，用降火之剂不效，此又何故乎?盖膀胱之气，必得上焦清肃之令行，而火乃下降，而水乃下通。夫上焦清肃之令，禀于肺也，肺气热，则清肃之令不行，而膀胱火闭，水亦闭矣。故欲通膀胱者，必须清肺金之气。

清肺之药甚多，皆有损无益，终不若麦冬清中有补，能泻膀胱之火，而又不损膀胱之气，然而少用之，亦不能成功。盖麦冬气味平寒，必多用之，而始有济也。

或问：麦冬以安肺气，救肺即可生肾子矣，何以补肺者，仍须补肾乎?曰：肺肾之气，未尝不两相须也。肺之气，夜必归于肾，肾之气，昼必升于肺。麦冬安肺，则肺气可交于肾，而肾无所补，则肾仍来取给于肺母，而肺仍不安矣。此所以补肺母者，必须补肾子也。

肾水一足，不取济于肺金之气，则肺气自安，且能生水，而肺更安也。麦冬止可益肺，不能益肾。古人所以用麦冬必加入五味子，非取其敛肺，正取其补肾也。

或问：麦冬加五味以补肾，敬闻命矣，何孙真人加入人参为生脉散?吾子善辨，幸明以教我。此则子不下问，而铎亦急欲阐明之也。夫肺主气也，人参补气，汤名补气，谁日不然。而孙真人不言生气而言生脉者，原有秘旨。心主脉，是生脉者，生心之谓也。或疑心主火，而肺主金，生心火，必至克肺金矣。

益气之谓何?而讵知心之子，乃胃土也。肺金非胃土不生，胃弱以致肺金之弱。补心火。

自生胃土矣，胃土一生，而肺金之气自旺。又恐补心以克肺金，加麦冬以清肺，则肺不畏火之炎，加五味以补肾，则肾能制火之盛，调和制伏之妙，为千古生人之法，示天下以补心之妙，不必畏心之刑金也。所以不言生气而日生脉者，其意微矣，人未之思尔。

或问：麦冬补肺金而安肺气，肺气之耗者，宜加用麦冬以补肺金矣，然而日用麦冬，而不见肺金之气旺者，何故?盖肺金之母胃土之衰也。胃喜温而不喜寒，日用麦冬之寒以益肺，而反致损胃，胃寒而气不能生金，徒用麦冬何益哉。必须用温胃之药，以生胃气，而后佐之以麦冬，则子母两朴，自然胃气安，而肺气亦安也。

或疑胃中有火，最宜麦冬以清之，而吾子日胃喜温不喜寒，不相反耶?非反也。胃乃土也，土自喜温。胃中宜火，何以恶火?夫火多宜泻，而火少宜补，况胃中之火乃邪火。非正火也。邪火宜泻，而正火亦宜补。服麦冬而胃寒者，乃正火衰微，自宜补之，未可以胃中之正火，错认作邪火而并观也。

或问：麦冬滋肺气者也，何以有时愈用而愈不效，岂麦冬非滋肺药乎?夫麦冬不滋肺气，又何药以滋肺。然用之不效者，非麦冬不滋肺气，乃肺绝不受麦冬之滋也。肺为娇脏，治肺原不宜直补肺也。肺至麦冬之不可滋者，脾胃之母气、肾经之子气，已先绝于肺之前，而欲用麦冬以救肺绝之际，又何可得哉。

或疑用麦冬以救肺气，肺绝而不可救，是麦冬为无用矣。不识舍麦冬，又用何药可救耶?曰：脾胃已绝，金不能生矣；肾经已绝，金无以养矣，实无药可以相救。惟胃气不绝者，尚有可救之机，仍用麦冬为君。加于人参、熟地、山药、山茱萸之内，尚可延留一线。然不节欲慎疾，亦徒然也。

或问：麦冬乃肺经之药，凡肺病固宜用之，不识于治肺之外，尚有何症宜用也?夫麦冬不止治肺也，胃火用之可降，肾水用之可生，心火用之可息，肝木用之可养。胆木用之可滋，心包火用之可旺，三焦火用之可安，膀胱水用之可泻，所治之病甚多，何独于治肺耶。

或问：麦冬但闻可以内治成功，未知亦可以治外症乎?曰：麦冬之功效，实于内治独神，然又能外治汤火，世人固不识也。凡遇热汤滚水泡烂皮肉，疼痛呼号者，用麦冬半斤，煮汁二碗，用鹅翎扫之，随扫随干，随干随扫，少顷即止痛生肌，神效之极，谁谓麦冬无外治哉。

五味子五味子，昧酸，气温，降也。阴中微阳，非阳中微阴也。元毒。此药有南北之分，必以北者为佳，南者不可用。古人为南北各有所长，误也。最能添益肾水，滋补肺金，尤善润燥，非特收敛肺气。盖五味子人肺、肾二经，生津止渴，强阴益阳，生气除热，止泻痢有神。

但不宜多用，多用反无功，少用最有效。尤不宜独用，独用不特无功，且有大害。必须同补药用人汤丸之内，则调和无碍，相得益彰耳。

或问：五味子乃收敛之药，用之生脉散中，可以防暑，岂北五味亦能消暑耶?曰：五味子，非消暑药也。凡人当夏热之时，真气必散，故易中暑。生脉，用人参以益气，气足则暑不能犯；用麦冬以清肺，肺清则署不能侵；又佐之北五昧，以收敛其耗散之金。则肺气更旺，何惧外署之热。是五味子助人参、麦冬以生肺气，而非辅人参、麦冬以消暑邪也。

或问：五味子补肾之药，人皆用之于补肺，而吾子又言宜少用，而不宜多用，不愈示人以补肺。而不补肾乎?曰：北五味子补肾，正不必多也，其味酸而气温，味酸则过于收敛，气温则易动龙雷，不若少用之，反易生津液，而无强阳之失也。

或问：五味子，古人有独用以闭精，而吾子谓不宜独用，不独无功，且有大害，未知所谓大害者，何害也?夫五味子性善收敛，独用之者，利其闭精而不泄耳。精宜安静，不宜浮动。服五味子而能绝欲者，世无其人，保其遇色而不心动乎。心动，则精必离宫，无五味子之酸收，则精将随小便而暗泄。惟其不能不心动也，且有恃五味子之闭涩，搏久战以贪欢，精不泄而内败，变为痈疽发背而死者，多矣。所谓大害者如此，而可独用一味，经年累月知服，以图闭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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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五味子滋不足之肾水，宜多用为佳，乃古人往往少用，岂能生汪洋之肾水耶?曰：天一生水，原有化生之妙，不在药味之多也。孙真人生脉散，虽名为益肺，其实全在生肾水。盖补肾以生肾水，难为力，补肺以生肾水，易为功。五味子助人参，以收耗散之肺金，则金气坚凝，水源渊彻，自然肺足而肾亦足也。又何必多用五味子始能生水哉，况五味子多用，反不能生水，何也?味酸故也。酸能生津，而过酸则收敛多，而生发之气少，转夺人参之权，不能生气于无何有之乡，即不能生精于无何有之宫矣。此古人所以少用，胜于多用也。

或问：北五味补肾益肺，然有时补肾而不利于肺，或补肺而不利于肾，何也?曰：肾乃肺之子，肺乃肾之母，补肺宜益于肾，补肾宜益于肺。何以有时而不利耶?此邪火之作祟。补肾，则水升以入肺，而肺且恃子之水，与邪相斗，而肺愈不安矣。益肺，则金刚以克肝，而肝且恃母之水，与邪相争，而肾亦不安矣。然则五味子之补肾益肺，宜于无邪之时，而补之益之也。

或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未必非五味子之味也。嗟乎，何子言之妙也，实泄天地之奇。精不足者宜补，五味之补也。世人见五味子不可多用，并疑五味子不能生水。谁知此物补水，妙在不必多也。古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人参、羊肉是也。谁知人参、五味子之更胜哉?或问：五味子生精敛气之外，更有何病可以兼治之乎?五味子敛耗散之肺金，滋涸竭之肾水，二治之外，原无多治法也。然子既求功于二者之外，我尚有一法以广其功。五味子炒焦，研末，敷疮疡溃烂，皮肉欲脱者，可保全如故，不至全脱也。

菟丝子．菟丝子，昧辛、甘，气温，无毒。人心、肝、肾三经之药。益气强阴，补髓添精，止腰膝疼痛，安心定魂，能断梦遗，坚强筋骨，且善明日。可以重用，亦可一味专用，世人未知也。

余表而出之。遇心虚之人，日夜梦精频泄者，用菟丝子三两，水十碗，煮汁三碗，分三服，早、午、夜各一服即止，且永不再遗。其故何也?盖梦遗之病，多起于淫邪之思想，思想未已，必致自泄其精，精泄之后，再加思想，则心火暗烁，相火乘心之虚，上夺君权，火欲动而水亦动矣，久则结成梦想而精遗。于是，玉关不闭，不必梦而亦遗矣。此乃心、肝、肾三经齐病，水火两虚所致。菟丝子正补心肝肾之圣药，况又不杂之别味，则力尤专，所以能直入三经以收全效也。他如夜梦不安，两目错暗，双足乏力，皆可用至一二两。同人参、熟地、白术、山茱之类用之，多建奇功。古人云：能断思交，则不尽然也。

或问：菟丝可多用以成功，何千古无人表出，直待吾子而后未奇乎?曰：轩岐之秘，不传于世也久矣。吾躬受岐夫子真传而秘之，则是轩岐之道，自我而传，亦自我而绝矣。故铎宁传之天下，使当世怀疑而不敢用，断不可不传之天下，使万世隐晦而不知用也。

或疑菟丝子元根之草，依树木而生，其治病，亦宜依他药而成功，似未可专用也。噫，何论之奇也。夫菟丝子，神药也，天下有无根草木如菟丝子者乎，亡有也。故其治病，有不可思议之奇。人身梦遗之病，亦奇病也。无端而结想，无端而入梦，亦有不可思议之奇。虽《灵枢经》有"淫邪发梦"之篇，备言梦症。而终不得其所以入梦之故。虽圣人，亦难言也。

用菟丝子治梦遗者，以异草治异梦也，乃服之而效验如响，亦有不可思议之奇，吾不意天地间之多奇如此。虽然菟丝治梦遗者何足奇，奇在吾子之发论，余得共阐其奇耳。惟其奇，故菟丝专用以出奇，又胡必依草木共治而后成功哉。

或问：菟丝子治梦遗，奇矣，亦可更治他病，能收奇功乎?夫菟丝子，实不止治梦遗也，更能强阳不倒。用一味至二两，煎汤服，则阳坚而不泄矣。或人不信吾方之奇。不知菟丝子，实神药也，以神通神，实有至理。凡人人房而易泄者，以心君之神先怯耳。心之神怯，则相之神旺矣。相之神旺，则阳易举。

亦易倒。心之神旺，则相之神严肃．而不敢犯君，则君之权尊。君之权尊．则令专而不可摇动，故阳不举则已，举则坚而不易倒也。菟丝子，能安心君之神，更能补益心包络之气，是君火与相火同补，阳安有不强者乎。况菟丝子更善补精髓,助阳之旺，又不损阴之衰，此强阳不倒之可以无虞，而不至有阴虚火动之失也。虽然铎创此论，宣菟丝子神奇，非导淫也。倘阳火衰徼，服此方，可以获益而种子。

设或阴虚火盛，服此方，必有虚阳亢炎之祸，至痨瘵而不可救者，非铎之过也。

甘菊花甘菊花，味甘、微苦。性徽索，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无毒。人胃、肝二经。能除大热，止头痛晕眩，收眼泪翳膜，明日有神，黑须鬓颇验，亦散湿去瘴，除烦解燥。但气味轻清，功亦甚缓，必宜久服始效，不可贵以近功。惟目痛骤用之，成功甚速，余．财俱迂缓始能取效也。近人多种菊而不知滋补方，问有用之者，又止取作茶茗之需以为明日也。然而。甘菊花不但明目，可以大用之者，全在退阳明之胃火。盖阳明内热，必宜阴寒之药以泻之。如石膏、知母之类。然石膏过于太竣，未免太寒。

以损胃气。不若用甘菊花至一二两，同元参、麦冬共济之，既能平胃中之火，而不伤胃中之气也。

或问：甘菊花治目最效，似乎肝经之专药，而吾子独云可退阳明之胃火，不识退阳明何等之火病耶?夫甘菊花，凡有胃火，俱可清之，而尤相宜者，痿病也。瘘病，责在阳明。然而治阳明者，多用白虎汤，而石膏过于寒凉．恐伤胃气。而瘘病又多是阳明之虚热，白虎汤又泻实火之汤也，尤为不宜。不若用甘菊花一、二两，煎汤以代茶饮。既退阳明之火，而又补阳明之气，久服而痿病自痊。甘菊花退阳明之火病，其在斯乎。

或问：甘菊花，人服之延龄益算。至百岁外仙去者，有之乎?抑好事者之言也?吾子既遇异人传异术，必有所闻，幸勿自秘。曰：予实未闻也。或人固请，乃喟然叹曰：吾今而后，不敢以异术为一人延龄益算之资也，敢不罄传，与天下共之乎。夫菊得天地至清之气，又后群卉而自芳，傲霜而香，挹露而葩，而花又最耐久，是草木之种，而欲与松柏同为后凋也，岂非长生之物乎。但世人不知服食之法，徒作茶饮之南非，又不识何以修合，是弃神丹于草莽，可惜也。我今将异人所传，备书于后，原人依方服食，入仙不难。岂独延龄益算已哉。方名菊荚仙丹。采家园黄菊花三斤，晒干，人人参三两、白术六两、黄芪十两、干桑椹十两、熟地一斤、生地三两、茯苓六两。当归一斤、远志四两、巴戟天一斤、枸杞子一斤、花椒三两、山药四两、茯神四两、菟丝八两、杜仲八两，各为细末，蜜为丸，白滚水每日服五钱。

三月之后，自然颜色光润，精神健强，返老不童。可以久服，既无火盛之虞，又有添精之益，实可为娱老之方也，勿以铎之轻传。而易视火元能。盖菊英为仙人所采，实有服之而仙去者，非好事者之谈，乃成仙之实录也。

或疑甘菊花药味平常，未必服之可以延龄。古人采食而仙去者，徒虚语耳。嗟乎。

采菊英而仙去，吾不敢谓古必有是人。然菊英仙丹，实异人授铎。吾睹其方中之配合得宜，既无燥热之忌，实多滋益之良，服之即不能成仙，未必不可藉以难老也。

或疑甘菊花治目，杭人多半作茶饮，而且疾未见少者，是菊花非明目之药，而菊英仙丹亦不可信之方矣。嗟乎。菊花明目，明虚人之目，而非明有病人之目也。有病之目，即可用菊花治。亦必与发散之药同治，而不可单恃之以去风去火也。夫人之疾病不常。而人之慎疾各异。菊花之有益于人目者甚多。岂可因一二病目成于外感，而即疑菊花之非明目也，亦太拘矣。若菊英仙丹，纯是生气生精之神药，非止明目已也。又乌可因杭城之病目，疑菊而并疑仙丹哉。

或疑真菊益龄，野菊泄人，有之乎?曰：有之。或日有之，而子何以不载也?夫菊有野种、家种之分，其实皆感金水之精英而生者也。但家种味甘，补多于泻；野菊味苦，泻多于补。欲益精以平肝，可用家菊。欲息风以制火，当用野菊。人因《本草》之书有泄人之语，竟弃野菊不用，亦未知野菊之妙。除阳明之焰，正不可用家菊也。

薏苡仁薏苡仁，味甘，气微寒，无毒。人脾、肾二经，兼入肺。疗湿痹有神，舒筋骨拘挛，止骨中疼痛，消肿胀，利小便，开胃气，亦治肺痈。

但必须用至一、二两，始易有功，少亦须用五钱之外，否则，力薄味单耳。薏仁最善利水，又不损耗真阴之气。凡湿感在下身者，最宜用之。视病之轻重，准甩药之多寡，则阴阳不伤，而湿病易去。人见用药之多，动生物议。

原未知药性，无怪其然。余今特为阐明，原世人勿再疑也。凡利水之药，俱宜多用，但多用利水之药，必损真阴之气，水未利，而阴且虚矣，所以他利水之药，不敢多用。惟薏仁利水，而又不损真阴之气，诸利水药所不及者也。可以多用，而反不用，与不可多用，而反大用者，安得有利乎。故凡遇水湿之症，用慧仁一、二两为君，而佐之健脾去湿之味，未有不速于奏效者也。倘薄其气味之平和而轻用之，无益也。

或问：薏仁味薄而气轻，何以利水之功犹胜?盖薏仁感土气而生，故利气又不损阴。

所以可多用以出奇，而不必节用以畏缩也。

或问：薏仁有取之酿酒者，亦可藉为利湿之需乎?夫薏仁性善利湿，似乎所酿之酒，亦可以利湿也。然用薏酒以治湿，而湿不能去，而特湿不能去，而湿且更重，其故何哉?酒性大热，薏仁既化为酒，则薏仁之气味亦化为热矣，既化为热，独不可化为湿乎。湿热以治湿热，又何宜哉。此薏仁之酒，断不可取之，以治湿热之病也。

或问：薏仁可以消瘴气，而未言及，岂忘之耶?非忘也。薏仁止能消湿气之瘴，而不能消岚气之瘴。虽岚气即湿气之然，然而湿气从下受，而岚气从上感，又各不同。薏仁消下部之湿，安能消上部之湿哉。

或问：薏仁得地之燥气，兼禀乎天之秋气，似与治痿相宜，何子忘之也?亦未曾忘也。经曰：治痿独取阳明。阳明者，胃与大肠也。二经湿热则成痿，湿去则热亦随解。故治痿者，必去湿也。吾前言用薏仁至一、二两者，正言治痿病也。天下惟痿病最难治，非多用薏仁，则水不易消，水不消，则热不能解，故治痿病断须多用耳。推之而凡有诸湿之症，无不宜多用。正不可因铎之未言，即疑而不用也。

或问：薏仁功用甚薄，何不用猪苓、泽泻，可以少用见功，而必多用薏仁，何为乎?不知利水之药，必多耗气，薏仁妙在利水而又不耗真气，故可重用之耳。

山药山药，味甘，气温平，无毒。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人脾、胃。治诸虚百损，益气力，开心窍，益知慧，尤善止梦遗，健脾开胃，止泻生精。山药可君可臣，用之无不宜者也，多用受益，少用亦受益，古今颇无异议，而余独有微辞者，以其过于健脾也。夫人苦脾之不健，健脾，则大肠必坚牢，胃气必强旺而善饭，何故独取而贬之?不知脾胃之气太弱，必须用山药以健之，脾胃之气太旺，而亦用山药，则过于强旺，反能动火。世人往往有胸腹饱闷，服山药而更甚者，正助脾胃之旺也。人不知是山药之过，而归咎于他药，此皆不明药性之理也。盖山药人心，引脾胃之邪，亦易人心。山药补虚，而亦能补实，所以能添饱闷也。因世人皆信山药有功而无过，特为指出，非贬山药也。山药舍此之外，别无可议矣。

或问：山药用乃补阴精之物，而吾子谓是健脾胃之品，何子之好异也?曰：山药益人无穷，损人绝少。余谈《本草》，欲使其功过各不掩也。山药有功而无过。言其能助脾胃之火者，是求过于功之中也。然而天下之人脾胃太旺者，千人中一、二，不可执动火之说，概疑于脾胃之未旺者，而亦慎用之也。脾胃未旺，则肾气必衰，健脾胃正所以补阴精也。予道其常，何好异之有。

或问：山药补肾，仲景张公所以用之于六味地黄丸中也，然而山药实能健脾开胃，意者六味丸非独补肾之药乎?曰：六味丸实直补肾水之药也，山药亦补肾水之药，同群共济何疑。然而，六味丸中之用山药，意义全不在此。山药，乃心、肝、脾、肺、肾无经不入之药也。六味丸虽直补肾中之水，而肾水必分资于五脏，而五脏无相引之使，又何由分布其水，而使之无不润乎。

倘别用五脏佐使之品。方必杂而不纯，故不若用山药以补肾中之水。而又可遍通于五脏。此仲景张夫子补一顾五，实有鬼神难测之机也。

或问：山药入于六味丸中之义，予既巳闻之，不识入于八味丸中，亦有说乎?曰：八昧丸，由六味而加增者也，似乎知六味，即可知八味之义矣。谁知八味丸中之用山药，又剔有妙义乎。六昧，补肾中之水；而八味，则补肾中之火也。补肾中之火者，补命门之相火也。夫身之相火有二：一在肾之中，一在心之外。补肾中之相火，则心外之相火，必来相争，相争则必相乱，宜豫有以安之，热必下朴肾中之火，即当上补心下之火矣。然而既因肾寒而补其下，又顾心热以补其上，毋论下不能温其寒，而上且变为热矣。用药之杂，可胜叹哉。妙在用山药于八味丸中，山药人肾者十之七，人心者十之三，引桂、附之热，多温于肾中，少温于心外，使心肾二火各有相得，而不致相争，使肾之气通于心，而心之气通于肾，使脾胃之气安然健运于不息，皆山药接引之功也。仲景公岂漫然用之哉。

或疑山药不宜多用，何以六味地黄丸终年久服而无害也，得毋入于地黄丸可以多用，而入于他药之中即宜少用耶?不知山药可以多用而无忌。吾前言脾健之人宜忌者，虑助火以动燥，而非言其不可以多用也。

或疑山药津滑，何能动燥?曰：山药生精，自然非助燥之物。吾言其助燥者，助有火之人，非助无火之人也。

或问：山药色白，何能乌须，何吾子用之为乌须圣药?日；山药何能乌须哉。山药入肾，而尤通任督。任督之脉，上行于唇颊，故山药用之于乌芝麻、黑豆、地黄、南烛、何首乌之内，导引以黑须鬓，非山药之能自乌也。或又问山药既为引导之药，则不宜重用之为君矣。不知山药虽不变白，而性功实大补肾水者也。肾水不足者，须鬓断不能黑，我所以重用山药而奏功也。

知母知母，味苦、辛，气大寒，沉而降，阴也，无毒。入足少阴、阳明，又人手太阴。最善泻胃、肾二经之火，解渴止热，亦治久疟。此物止可暂用，而不可久服。丹溪加入六味丸中，亦教人暂服，以泻肾中浮游之火，非教人长服也。近世竟加知母、黄柏，谓是退阴虚火热之圣方，令人经年长用，以致脾胃虚寒，不能饮食，成痨成瘵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幸薛立斋、赵养葵论知母过寒，切戒久食，实见到之语，有功于世。总之，此物暂用，以泻胃中之火，实可夺命；久用，以补肾中之水，亦能促命。

谓知母竟可杀人，固非立论之纯，谓知母全可活人。亦非持说之正也。

或问：知母泻肾，肾有补而无泻，不可用知母，宜也。若用之以泻胃，似可常用，何吾子亦谓止可暂用乎?曰：胃火又何可常泻也，五脏六腑皆仰藉于胃，胃气存则生，胃气亡则死。胃中火盛，恐其消烁津液，用石膏、知母以救胃，非泻胃也。然而石膏过于峻削，知母过于寒凉，胃火虽救，而胃土必伤。故亦宜暂用以解氛，断不宜常用以损气也。

或问：知母古人皆言是补肾滋阴妙药，吾子乃言是泻火之味，此余所以疑也。不知母疑也。天下味温者能益人，未闻苦寒者而亦益也。知母苦而大寒，其无益于脾胃，又何必辨。惟是既无益于脾胃，何以泻胃中之火，能夺命于须臾乎。似乎泻即补之之义了。然而暂用何以相宜，久用何以甚恶?是泻火止可言救肾，而终不可言补肾也。

或问：知母性过寒凉，久服损胃，何不改用他药以救胃，而白虎汤中必用知母，以佐石膏之横，不以寒济寒乎?嗟乎。何问之善也。

夫白虎汤，乃治胃火之初起，单用石膏以救胃，犹恐不胜，故又加知母，以止其肾中之火，使胃火之不增焰也。若胃火已炽之后与将衰之时，知母原不必加入之也。或去知母，而易之天冬、元参之味，亦未为不可也。

或问：知母、黄柏用之于六味丸中，朱丹溪之意以治阴虚火动也，是岂无见者乎?嗟乎。阴虚火动，六味汤治之足矣，何必又用知母、黄柏以泻火乎。夫火之有余，因水之不足也，补其水，则火自息矣。丹溪徒知阴虚火动之义，而加入二味，使后人胶执而专用之，或致丧亡，非所以救天下也。

或问：知母既不宜轻用，何不竟删去之，乃既称其功，又辟其过耶?嗟乎。吾言因丹溪而发，岂谓知母之等于鸠毒哉。盖知母止可用之以泻胃火之有余，而不可用之以泻肾火之不足，故泻胃火则救人，而泻肾火则杀人也。丹溪止主泻肾，而不主泻胃，此生死之大关，不可不辨也。

或问：李时珍发明知母是气分之药，黄柏是血分之药。黄柏入肾，而不人肺；知母下润肾，而上清肺金，二药必相须而行。譬之是之不能离水母也。是黄柏、知母，必须同用为佳，而吾子谓二药不可共用，得毋时珍非欤?曰：时珍殆读书而执者也。不知黄柏未尝不入气分，而知母未尝不入血分也。黄柏清肾中之火，亦能清肺中之火；知母泻肾中之热，而亦泻胃中之热。胃为多气多血之腑，岂止入于气分，而不入于血分耶?是二药不必兼用，不可即此而悟哉。

金钗石斛金钗石斛，味甘、微苦，性微寒，无毒。不可用竹斛、木斛，用之无功。石斛却惊定志，益精强阴，尤能健脚膝之力，善起痹病，降阴虚之火，大有殊功。今世吴下之医，颇喜用之，而天下人尚不悉知其功用也。盖金钗石斛，生于粤闽岩洞之中，岩洞乃至阴之地，而粤闽又至阳之方也，秉阴阳之气以生，故寒不为寒，而又能降虚浮之热。夫虚火，相火也，相火宜补，而不宜泻。金钗石斛妙是寒药，而又有补性，且其性又下行，而不上行。若相火则易升，而不易降者也，得石斛则降而不升矣。夏月之间，两足无力者，服石斛则有力，岂非下降而兼补至阴之明验乎。故用黄柏、知母泻相火者，何如用金钗石斛之为当乎。

盖黄柏、知母泻中无补，而金钗石斛补中有泻也。

或问：金钗石斛降阴虚之火，乃泻阴之物也，何以能健脚膝之力，其中妙义，尚未畅发。

曰：肾有补而无泻，何以金钗石斛泻肾，而反补肾，宜子之疑也。余上文虽已略言之，而今犹当罄言之。夫肾中有水、火之分，水之不足，火之有余也；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是水火不能两平者，久矣。脚膝之无力者，肾水之不足也。水不足则火觉有余，火有余则水又不足，不能制火矣。不能制火，则火旺而熬干骨中之髓，欲其脚膝之有力也，必不得之数矣。金钗石斛，本非益精强阴之药，乃降肾中命门虚火之药也，去火之有余，自然益水之不足，泻肾中之虚火，自然添骨中之真水矣，故曰：强阴而益精。此脚膝之所以健也。然则黄柏、知母亦泻肾火之药，何以不能健脚膝?不知肾中之火，大寒则泻而不补，微寒则补而能泻。此金钗石斛妙在微寒，以泻为补也。

或问：子恶用黄柏，知母之泻火，何又称金钗石斛?不知金钗石斛，非知母、黄柏可比。知母、黄柏大寒，直入于至阴，使寒入于骨髓之中。金钗石斛不过微寒，虽入于至阴，使寒出于骨髓之外，各有分别也。

或疑金钗石斛使寒出于骨髓，实发前人之未发，但无徼难信耳。曰：石斛微寒，自不伤骨，骨既不伤，则骨中之热自解，骨中热解，必散于外，此理之所必然，不必有徵而后信也。

肉苁蓉肉苁蓉，味甘温而咸、酸、无毒。人肾。

最善兴阳，止崩漏。久用令男女有子，暖腰膝。但专补肾中之水火，余无他用。若多用之，能滑大肠。古人所以治虚人大便结者，用苁蓉一两，水洗出盐味，另用净水煮服，即下大便，正取其补虚而滑肠也。然虽补肾，而不可专用，佐人参、白术、熟地、山茱萸诸补阴阳之药，实有利益。使人阳道修伟，与驴鞭同用更奇，但不可用琐阳。盖琐阳非苁蓉可比，苁蓉，乃马精所化，故功效能神；琐阳，非马精所化之物，虽能补阴兴阳，而功效甚薄，故神农薄而不取。近人舍苁蓉，而用琐阳，余所以分辨之也。至于草苁蓉，尤不可用。凡用肉苁蓉，必须拣其肥大而有鳞甲者，始可用。否则，皆草苁蓉而假充之者，买时必宜详察。

或问：肉苁蓉既大补，又性湿无毒。多用之正足补肾，何以反动大便?不知肉苁蓉肉，乃马精所化之物，马性最淫，故能兴阳。马精原系肾中所出，故又益阴。然而马性又最动。

故骤用之多，易动大便，非其味滑也。

或问：肉蓉之动大便，恐是攻剂，而非补药也?夫苁蓉，乃有形之精所生，实补而非泻。试观老人不能大便者，用之以通大便。

夫老人之闭结，乃精血之不足，非邪火之有余也，不可以悟其是补而非攻乎。

或疑肉苁蓉性滑而动大便，凡大肠滑者，可用乎，抑不可用乎?夫大肠滑者，多由于肾中之无火，肉苁蓉兴阳，是补火之物也。补火而独不能坚大肠乎。故用之而滑者，久用之而自涩矣。

或疑肉苁蓉，未必是马精所生，此物出之边塞沙土中，岁岁如草之生，安得如许之马精耶?曰：肉苁蓉，是马精所生，非马精所生，吾何由定。但此说，实出于神农之《本草》，非后人之私臆也。肉苁蓉不得马精之气，而生于苦寒边塞之外，又何能兴阳而补水火哉。

或问：王好古曾云："服苁蓉以治肾，必妨于心"，何子未识也?曰：此好古不知苁蓉，而妄诫之也。凡补肾之药，必上通于心．心得肾之精，而后元焦枯之患。苁蓉大补肾之精，即补心之气也。又何妨之有。

补骨脂补骨脂，即破故纸也。味苦、辛，气温，无毒。入脾、肾二经。治男子劳伤，疗妇人血气，止腰膝酸疼，补髓添精，除囊涩而缩小便，固精滑而兴阳事，手足冷疼，能定诸逆气。但必下焦寒虚者，始可久服。倘虚火太旺，止可暂用，以引火归原，否则，日日服之，反助其浮游之火上升矣。古人用破故纸，必用胡桃者，正因其性过于燥，恐动相火，所以制之使润，非故纸必须胡桃也。

或问：补骨脂既不可轻用，而青娥等丸，何以救人终日吞服，又多取效之神耶?不知青娥丸，治下寒无火之人也。下寒无火者，正宜久服，如何可禁其少用乎。命门火衰，以致腰膝之酸疼，手足之逆冷，甚则阳痿而泄泻。

苟不用补骨脂，急生其命门之火，又何以回阳而续命乎。且补骨脂尤能定喘，肾中虚寒，而关元真气上冲于咽喉，用降气之药不效者，投之补骨脂，则气自归原，正藉其温补命门，以回审而定喘也。是补骨脂，全在审其命门之寒与不寒而用之耳，余非不教人之久服也。

或问：破故纸虽善降气，然亦能破气，何子未言也?曰：破故纸，未尝破气，人误见耳。

破故纸，乃纳气归原之圣药，气之不归者。尚使之归，岂气之未破者而使之破乎?惟是性过温，恐动命门之火，火动而气动，气动而破气者有之。然而用故纸者，必非单用，得一、二味补阴之药以济之，则火且不动，又何能破气哉?或问：补骨脂治泻有神，何以脾泻有宜有不宜乎?不知补骨脂，非治泻之药，不治泻而治泻者，非治脾泄，治肾泄也。肾中命门之火寒，则脾气不固，至五更痛泻者，必须用补骨脂，以温补其命门之火，而泻者不泻矣。若命门不寒而脾自泻者，是有火之泻，用补骨脂正其所恶，又安能相宜哉。

或问：补骨脂无胡桃，犹水母之无虾，然否?嗟乎。破故纸何藉于胡桃哉。破故纸属火，收敛神明，能使心包之火与命门之火相通，不必胡桃之油润之，始能人心入肾也。盖破故纸，自有水火相生之妙，得胡桃仁而更佳，但不可谓破故纸，必有藉于胡桃仁也。

或疑破故纸阳药也，何以偏能补肾?夫肾中有阳气，而后阴阳有既济之美。破故纸，实阴阳两补之药也，但两补之中，补火之功多于补水。制之以胡桃仁，则水火两得其平矣。

或问：破故纸补命门之火，然其气过燥，补火之有余，恐耗水之不足。古人用胡桃以制之者，未必非补水也。不知胡桃以制破故纸者，非制其耗水也，乃所以助肾中之火也。

盖肾火非水不生，胡桃之油最善生水，肾中之水不涸，则肾中之火不寒，是破故纸得胡桃，水火有两济之欢也。

羌活附独活羌活，味苦、辛，气平而温，升也，阳也，无毒。入足太阳、足少阴二经，又入足厥阴。善散风邪，利周身骨节之痛，除新旧风湿，亦止头痛齿疼。古人谓羌活系君药，以其拨乱反正，有旋转之力也，而余独以为止可充使，而并不可为臣佐。

盖其味辛而气升，而气过于散，可用之为引经，通达上下，则风去而湿消。若恃之为君臣，欲其调和气血，燮理阴阳，必至变出非常，祸生反掌矣。故羌活止可加之于当、芎、术、苓之内，以逐邪返正，则有神功耳。羌活与独活，本是两种，而各部《本草》俱为一种者，误。

仲景夫子用独活，以治少阴之邪，东垣先生用羌活，以治太阳之邪，各有取义，非取紧实者谓独活，轻虚者谓羌活也。盖二物虽同是散邪，而升降之性各别，羌活性升，而独活性降。

至于不可为君臣，而止可充使者，则彼此同之也。

或问：九味羌活汤，古人专用之以散风寒之邪，今人无不宗之，而吾子贬羌活为充使之药，毋乃太轻乎?曰：羌活虽散风邪，而实能损正，邪随散解，正亦随散而俱解矣。九味羌活汤，杂而不纯，余最不取。外感风邪治法，安能出仲景夫子之范围；内伤而兼外感治法，安能出东垣先生之范围。余治外感，遵仲景夫子；治内伤之外感，遵东垣先生，又何风邪之不去，而必尚九味羌活汤为哉。

或疑洁古老人创造九味羌活汤，以佐仲景公之不逮，是其半生学问，全在此方。而先生薄羌活，而并轻其方，窃谓先生过矣?嗟乎!洁古创造九味羌活汤者，因仲景公方法不明于天下，而东垣先生尚未创制补中益气之汤。不得已而立此方，以治外感，实所以治内伤也。今东垣先生既立有补中益气汤，实胜于九味羌活汤远甚，又何必再用洁古之方哉。至于治外感之法，莫过仲景公伤寒书之备。外感善变，岂羌活区区一方，即可以统治六经传经之外感耶。况仲景公伤寒书，经铎与喻嘉言之阐发而益明，故外感直用其方，断乎无疑。若九味羌活汤，实可不用。洁古老人半生精力。徒耗于此方，杂而不纯，亦何足尚，余是以轻之，岂为过哉。

或谓：羌活、独活同时散药，羌活性升，而独活性降，升则未免有浮动之虞，与其用羌活。不若用独活之为安。嗟乎。有邪宜散，升可也，降亦可也。无邪可散，散药均不可用，又何论于升降乎。况二味原自两种，散同而升降各别，又乌可乱用之哉。

柴胡柴胡，味苦，气平，微寒。气味俱轻，升而不降，阳中阴也。无毒。人手足少阳、厥阴之四经。泻肝胆之邪，去心下痞闷，解痰结，除烦热，尤治疮疡，散诸经血凝气聚，止偏头风，胸协刺痛，通达表里邪气，善解潮热。伤寒门中必须之药，不独疟症、郁症之要剂也。妇人胎产前后，亦宜用之。目病用之亦良，但可为佐使，而不可为君臣。盖柴胡入于表里之间，自能通达经络，故可为佐使，而性又轻清微寒，所到之处，春风和气，善于解纷，所以用之，无不宜也。然世人正因其用无不宜，无论可用不可用，动即用之。如阴虚痨瘵之类，亦终日煎服，耗散真元，内热更炽，全然不悟，不重可悲乎。夫柴胡止可解郁热之气，而不可释骨髓之炎也，能入于里以散邪，不能入于里以补正，能提气以升于阳。使参、芪、归、术，共健脾而开胃，不能生津以降于阴，使麦冬、丹皮，同益肺以滋肾，能入于血室之中以去热，不能入于命门之内以去寒。无奈世人妄用柴胡以杀人也，余所以探辨之耳。

或问：柴胡不可用之以治阴虚之人是矣，然古人往往杂之青蒿、地骨皮、丹皮、麦冬之内，每服退热者，又谓之何?曰：此阴虚而未甚者也。夫阴虚而火初起者，何妨少用柴胡，引诸补阴之药，直入于肝、肾之间，转能泻火之速。所恶者，重加柴胡，而又久用不止耳。

用药贵通权达变，岂可拘泥之哉。

又问：柴胡既能提气，能补脾而开胃，何以亦有用之而气上冲者，何故?此正见柴胡之不可妄用也。夫用柴胡提气而反甚者，必气病之有余者也。气之有余，必血之不足也，而血之不足也，必阴之甚亏也。水不足以制火，而反助气以升阳，则阴愈消亡，而火愈上达，气安得而不上冲乎。故用柴胡以提气，必气虚而下陷者始可。至于阴虚火动之人，火正炎上，又加柴胡以升提之，火愈上腾，而水益下走，不死何待乎?此阴虚火动，断不可用柴胡，不更可信哉。

或问：柴胡乃半表半里之药，故用之以治肝经之邪最效，然而肝经乃阴脏也，邪入于肝，已入于里矣，又何半表半里之是云。

乃往往用柴胡而奏效如神者，何也?夫肝经与胆经为表里，邪入于肝，未有不入于胆者，或邪从胆而入于肝，或邪已人肝，而尚留于胆，彼此正相望而相通也。柴胡乃散肝邪，而亦散胆邪之药，故入于肝者半，而入于胆者亦半也。所以治肝而胆之邪出，治胆而肝之邪亦出也。

或问：柴胡既是半表半里之药，邪入于里，用柴胡可引之以出于表，则病必轻。邪人于表，亦用柴胡，倘引之以入于里，不病增乎?不知柴胡乃调和之药，非引经之味也。邪入于内者，能和之而外出，岂邪入于内者，反和之而内人乎。此伤寒汗、吐、下之病，仲景夫子所以每用柴胡，以和解于半表半里之间，使反危而为安，拨乱而为治也。

又闯：柴胡既是调和之药，用之于郁症者固宜，然有时解郁，而反动火，又是何故?此必妇女郁于怀抱，而又欲得男子，而不可得者也。论妇女思男子而不可得之脉，肝脉必大而弦出于寸口。然其怀抱既郁，未用柴胡之前，肝脉必涩而有力，一服柴胡，而涩脉必变为大而且弦矣。郁开而火炽，非柴胡之过，正柴胡之功，仍用柴胡，而多加白芍、山栀，则火且随之而即散矣。

或问：柴胡为伤寒要药，何子不分别言之?曰：伤寒门中，柴胡之症甚多，何条宜先言，何条宜略言乎。虽然柴胡之症虽多，而其要在寒热之往来，邪居于半表半里之言尽之矣，用柴胡而顾半表半里也，又何误用哉。

或问：柴胡开郁，凡男子有郁，亦可用之乎?盖一言郁，则男妇尽在其中矣，岂治男一法，而治女又一法乎。世人治郁，多用香附，谁知柴胡开郁。更易于香附也。

或问：柴胡本散风之味，何散药偏能益人，此予之未解也。盖克中不克，克即是生也。柴胡入肝，而性专克木。何以克木而反能生木?盖肝属木，最喜者水也，其次则喜风。然风之寒者，又其所畏，木遇寒风则黄落，叶既凋零，而木之根必然下生而克土矣。

土一受伤，而胃气即不能开而人病，似乎肝之不喜风也，谁知肝不喜寒风，而喜温风也。木一遇温风，则萌芽即生，枝叶扶疏，而下不生根，又何至克土乎。土不受伤，而胃气辄开，人病顿愈。柴胡，风药中之温风也，肝得之而解郁，竟不知抑滞之气何以消释也。故忘其性之相制，转若其气之相宜。克既不克，非克即所以生之乎。克即是生，克非真克，生乃是克，生实非生。全生于克之中，制克于生之外，是以反得其生之之益，而去其克之之损也。

或疑柴胡用之于补中益气汤，实能提气，何以舍补中益气汤用之，即不见有功，意者气得补而自升，无藉于柴胡耶?曰：柴胡提气，必须于补气之药提之，始易见功，舍补气之药，实难奏效。盖升提之力，得补更大，非柴胡之不提气也。

或疑柴胡用之补中益气汤中，为千古补气方之冠，然吾以为柴胡不过用之升提气之下陷耳，胡足奇。此真不知补中益气汤之妙也。补中益气汤之妙，全在用柴胡，不可与升麻并论也。盖气虚下陷，未有不气郁者也。

惟郁故其气不扬，气不扬，而气乃下陷，徒用参、归、芪、术以补气，而气郁何以舒发乎。即有升麻以提之，而脾胃之所，又因肝气之郁来克，何能升哉。得柴胡同用舒肝，而肝不克土，则土气易于升腾。方中又有甘草、陈皮，以调和于胸膈之间，则补更有力，所以奏功如神也。是柴胡实有奇功，而非提气之下陷一语可了。使柴胡止提气之下陷，何风药不可提气，而东垣先生必用柴胡，以佐升麻之不及耶。夫东垣先生一生学问，全在此方，为后世首推，盖不知几经踌度精思，而后得之也，岂漫然哉。

或问：大、小柴胡汤，俱用柴胡，何以有大小之分，岜以轻重分大小乎?不知柴胡调和于半表半里，原不必分大小也，而仲景张夫子分之者，以大柴胡汤中有攻下之药，故以大别之。实慎方之意，教人宜善用柴胡也，于柴胡何豫哉。

升麻升麻，味苦、甘，气平、微寒，浮而升，阳也，无毒。入足阳明、太阴之经。能升脾胃之气。得白芷、葱白同用，又入手阳明太阴二经，其余他经，皆不能人。能辟疫气，散肌肤之邪热，止头、齿、咽喉诸痛。并治中恶，化斑点疮疹，实建奇功。疗肺痈有效，但必须同气血药共用。可佐使，而亦不可以为君臣。世人虑其散气，不敢多用也，然而，亦有宜多用之时。本草如《纲目》、《经疏》，尚未及言，况他书乎。夫升麻之可多用者，发斑之症也。

凡热不太甚，必不发斑，惟其内热之甚，故发出于外，而皮毛坚固，不能遽出，故见斑而不能骤散也。升麻原非退斑之药，欲退斑，必须解其内热，解热之药，要不能外元参、麦冬与芩、连、栀子之类。然元参、麦冬与芩、连，栀子，能下行，而不能外走，必藉升麻，以引诸药出于皮毛，而斑乃尽消。倘升麻少用，不能引之出外，势必热走于内，而尽趋于大、小肠矣。

夫火性炎上，引其上升者易于散，任其下行者难于解。此所以必须多用，而火热之毒，随元参、麦冬与芩、连、栀子之类而行，尽消化也。

大约元参、麦冬用至一、二两者，升麻可多用至五钱，少则四钱、三钱，断不可止用数分与一钱已也。

或问：升麻能止衄血，先生置而不讲，岂仲景张夫子非欤?曰：以升麻为止血之药，此不知仲景夫子用升麻之故也。夫吐血出于胃。衄血出于肺。止血必须地黄，非升麻可止。用升麻者，不过用其引地黄，入于肺与胃耳。此等病，升麻又忌多用，少用数分，便能相济以成功，切不可多至于一钱之外也。

又问：升麻升而不降，何以大便闭结反用升提，必取于升麻，岂柴胡不可代耶?曰：升麻与柴胡，同是升提之药，然一提气而一提血。大便燥急，大肠经之火也。大肠有火，又由于肾水之涸也。欲润大肠，舍补血之药无由，而补血又贵之补肾，使肾之气通于大肠，而结闭之症可解。然则通肾之气，以生血可也，而必加升麻于补肾、补血之中者，盖阴之性凝滞而不善流动，取升麻而升提其阴气，则肺金清肃之令行。况大肠与肺又为表里，肺气通，而大肠之气亦通，肺气通，而肾之气更通，所以闭者不闭，而结者不结也。若用柴胡，虽亦入肝，能提升血分之气，终不能入于大肠，通于肺、肾之气，此柴胡之所以不可代升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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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升麻与犀角迥殊，何以古人有无犀角，用升麻代之之语，以升麻、犀角同属阳明也，然否?夫升麻虽与犀角同属阳明，而仲景夫子用升麻以代犀角，非特为其同属阳明也。

犀角地黄汤所以治肺经之火也，犀角引地黄以至于肺，而升麻亦能引地黄以至于肺也。

肺与大肠为表里，清肺而大肠阳明之火自降，瘀血必从大便而出，是升麻清肺，正所以清阳明也。

或同：升麻用之于补中益气汤中，岂虑柴胡不能升举，故用之以相佐耶?曰：柴胡、升麻同用之补中益气汤者，各升提其气，两不相顾，而两相益也。柴胡从左而升气，升麻从右而提气，古人已言之矣。然而柴胡左升气，而右未尝不同提其气，升麻右提气，而左亦未尝不共升其气，又两相顾，而两相益也。

车前子车前子，味甘、咸，气微寒，无毒。入膀胱、脾、肾三经。功专利水，通尿管最神，止淋沥泄泻，能闭精窍，祛风热，善消赤目，催生有功。但性滑，利水可以多用，以其不走气也；泻宜于少用，以其过于滑利也。近人称其力能种子，则误极矣。夫五子衍宗丸用车前子者，因构杞、覆盆过于动阳，菟丝、五味子过于涩精，故用车前以小利之。用通于闭之中，用泻于补之内，始能利水而不耗气。水窍开，而精窍闭，自然精神健旺，入房始可生子，非车前之自能种子也。大约用之补药之中，则同群共济，多有奇功。未可信是种子之药，过于多用也。

或问：车前利水之物，古人偏用之，以治梦遗而多效者，何也?曰：此即余上文所言，尿窍开而精窍闭也，然而车前之能闭精，又不止此。车前最泻膀胱之火，火邪作祟，煽动精门，则生淫邪之梦。用车前以利膀胱，则火随水散，精门无炎蒸之煽动，则肾中之精气自安，神不外走，自无淫邪之梦，又何至阴精之外泄乎。此种秘理，前人未谈，予实得之扁鹋公之传也。

或问：《诗经》载苤芑为催生之药。苤芑，即车前子草也，果可备之为催生乎?曰：车前子性滑，自易于生产，然而不可单藉车前子也。凡产妇之易于生产者，必以气血旺健之主，气足则儿之身易于转头，血旺则儿之身易于出户。使气怯则儿无力，难于速转，血涸则胞无浆，难于顺送。使不补其气血，而惟图车前之滑胞，吾恐过利其水，胎胞干燥，转难生产。必须于补气、补血之中，而佐车前子之滑利，庶几催生有验乎。

或问：缪仲醇注车前子，说男女阴中有二窍，一通精，一通水。命门真阳之火，道家谓之君火。膀胱湿热，浊阴之水，渗出窍外为小便，道家谓之民火，民火二字甚新，何以《内经》、《灵枢》未言也?嗟乎。此臆说也。夫人身之火止二，一君火，一相火也，安有民火哉。

此好异而过者也。其言二窍不并开，水窍开，而精窍闭，车前利水而能闭精，实阐微之论。

或问：车前子孕妇宜戒，嫌其过滑以堕胎也。曰：车前子利水而不耗气，气既不耗，又何能堕胎。惟是过于利水，日用车前，未免气不耗，而胎浆太干，恐有难于生产之虞。然古之妇人采苤芑以滑胎者，乃取之备临产之用，非恃之易产，而日日常饮也。然则孕妇因小水不利，偶一用之，何损于胎乎。竟戒绝口不服，岂知车前哉。

蒺藜子蒺藜子，味甘、辛，气温、微寒，无毒。沙苑者为上，白蒺藜次之，种类各异，而明目去风则一。但白蒺藜善破症结，而沙苑蒺藜则不能也。沙苑蒺藜善止遗精遗溺，治白带喉痹，消阴汗，而白蒺藜则不能也。今世专尚沙苑之种，弃白蒺藜不用，亦未知二种之各有功效也，余所以分别而并论之。

或问：蒺藜能催生堕胎，而先生略之，岂著《本草》者误耶?夫蒺藜无毒之药，何能落胎，谓其催生，而性又不速。然则从前《本草》，何所据而言之耶。见白蒺藜之多刺耳。

凡刺多者，必有碍于进取，留而不进则有之，朱闻荆棘之中，反行之而甚速者也。是蒺藜既不能催生，又何能堕胎哉。且沙苑蒺藜，乃解火之味，凡妇人堕胎，半由于胎气之太热。

古人谓黄芩能安胎者，正取其寒而能去火也。

况蒺藜微寒，不同于黄芩之大冷，而性又兼补，且能止精之滑，安有止精涩味，而反堕胎者乎。此传闻者之误，不足信也。

或问：蒺藜，以同州沙苑者为胜，近人以之治目，谓补而又明目也。先生又云与白蒺藜同为明目之药。岂同州者非补，而白蒺藜反补耶?曰：二味各有功效，余上文已言之矣。而吾子又问，余更当畅谈之。沙苑蒺藜，补多而泻少；白蒺藜，泻多而补亦多。沙苑蒺藜补肝肾而明目，乃补虚火之目，而不可补实邪之目也，朴实邪之目，则日转不明，而羞明生瘴之病来矣；白蒺藜补肝肾而明目，乃泻实邪之目，而又可补虚火之目也，补虚火之目，则目更光明，泻实邪之目则目更清爽。二者相较，用沙苑蒺藜以明目，反不若用白蒺藜之明目为佳，而无如近人之未知也。

青黛青黛，即靛之干者。《本草》辨其出波斯国者，始真转误矣。味苦，气寒，无毒。杀虫除热，能消赤肿疔毒，兼疔金疮，余无功效。

他书盛称之，皆不足信也，惟喉痹之症，倘系实火，可以内外兼治，而《本草》各书反不言及。大约此物，止可为佐使者也。

惟杀虫可以多用，止消一味，用至～两，研末，加入神曲三钱、使君子三钱，同为丸，一日服尽，虫尽死矣。他病不必多用，盖青黛气寒，能败胃气，久服，则饮食不能消也。

或问：青黛微物，先生亦慎用之，毋乃太过乎?嗟乎。用药一味之失，便杀一人，况发明《本草》，而可轻言之乎。故物虽至微，不敢忽也。

或问：青黛物虽至微，仲景公用以治发斑之伤寒，何子未之言及?曰：吾前育赤肿，即发斑之别名，非满身肿起为赤肿也。青黛至微，而能化斑者，以其善凉肺金之气。肺主皮毛，皮肤之发斑，正肺之火也。然而发斑，又不止肺火，必挟胃火而同行，青黛又能清胃火，仲景公所以一物而两用之，退肺、胃之火，自易解皮肤之斑矣。

天麻天麻，味辛、苦，气平，无毒。入肺、脾、肝、胆、心经。能止昏眩，疗风去湿，治筋骨拘挛瘫痪，通血脉，开窍，余皆不足尽信。此有损无益之药，似宜删去。然外邪甚盛，壅塞于经络血脉之问，舍天麻又何以引经，使气血攻补之味，直入于受病之中乎。故必须备载。

但悉其功用，自不致用之之误也。总之，天麻最能祛外来之邪，逐内闭之痰，而气血两虚之人，断不可轻用耳。

或问：天麻世人多珍之。何先生独戒人以轻用乎?曰：余戒人轻用者，以天麻实止可祛邪。无邪之人用之。未有不受害者也。

余所以言其功，又示其过，虑世之误用以损人也。

蒲黄蒲黄，味甘，气平，无毒。入肺经。能止衄血妄行，咯血、吐血亦可用，消瘀血，止崩漏白带，调妇人血候不齐，去儿枕痛，疗跌扑折伤，亦佐使之药，能治实。而不可治虚。虚人用之，必有泄泻之病，不可不慎也。《本草》谓其益气力，延年作仙，此断无之事，不可尽信。

或问：蒲黄非急需之药，而吾子取之以备用，不知何用也?夫蒲黄治诸血症最效，而治血症中尤效者，咯血也。咯血者，肾火上冲，而肺金又燥，治肾以止咯血，而不兼治肺，则咯血不能止。蒲黄润肺经之燥，加入于六味地黄汤中，则一服可以奏功，非若他药如麦冬、五味，虽亦止咯，而功不能如是之捷。此所以备之，而不敢删耳。

何首乌何首乌，味甘而涩，气微温，无毒。神农未尝非遗之也。以其功效甚缓，不能急于救人，故尔失载。然首乌蒸熟，能黑须鬓，但最恶铁器。凡人诸药之中，曾经铁器者，沾其气味，绝无功效。世人久服而不变白者，正坐此耳，非首乌之不黑须鬓也。近人尊此物为延生之宝，余薄而不用。惟生首乌用之治疟，实有速效，治痞亦有神功，世人不尽知也。虽然首乌蒸熟，以黑须鬓，又不若生用之尤验。盖首乌经九蒸之后，气味尽失，又经铁器，全无功效矣。不若意以石块敲碎，晒干为末，同桑叶、茱萸、熟地、枸杞子、麦冬、女贞子、乌饭子、黑芝麻、白果，共捣为丸，全不见铁器，反能乌须鬓，而延年至不老也。

或问：何首乌蒸熟则味甘，生用则味涩，自宜制熟为黑，则白易变为黑矣，此情理之必然也，先生独云生用为佳，亦有说乎?曰：首乌制黑。犹生地之制熟也，似宜熟者之胜生。

然而首乌不同生地也，生地性寒而味苦。制熟则苦变甘，而寒变温矣，故制熟则佳。首乌味本甘而气本温，生者原本益人，又何必制之耶。况生者味涩，凡人之精，未有不滑者也，正宜味涩以止益，奈何反制其不涩，使补者不补也。余所以劝人生用之也。

或疑何首乌乃乌须圣药，不制之，何能乌须?先生谓生胜于熟，读先生之论，则实有至理，然未见先生之自效，恐世人未必信先生之言也。曰：吾谈其理，何顾吾须之变白不变白哉。况吾须之白而乌，乌而白者屡矣，乃自不慎酒色，非药之不验也。盖服乌须之药，必须绝欲断酒，否则无功耳。

或疑何首乌既能延年，而神农未尝言，先生又薄其功用之缓，是此药亦可有可无之药也。虽然，何首乌乌可缺也，亦顾人用之何如耳。大约用之乌须延寿，其功缓，用之攻邪散疟，其功速。近人用之，多犯铁器，所以皆不能成功也。

或疑何首乌今人艳称之，吾子薄其功用，得毋矫枉之过欤?嗟乎。何首乌实有功效，久服乌须鬓，固非虚语。吾特薄其功用之缓，非薄其无功用也。如补气也，不若黄芪、人参之捷。如补血也，不若当归、川芎之速。如补精也，不若熟地、山茱之易于见胜。此余之所以宁用彼，而不用此也。至于丸药之中，原图缓治，何首乌正宜大用，乌可薄而弃之哉。

或问：何首乌毕竟以大者为佳，近人用何首乌而不甚效者，大抵皆细小耳，未必有大如斗者也。曰：古人载何首乌，而称极大者为神，乃夸诩之辞，非真亲服而有验也。且何首乌小者之力胜于大者，世人未知也。近来士大夫得一大首乌，便矜奇异，如法修制，九蒸九晒，惟恐少越于古人，乃终年吞服，绝不见发之乌而鬓之黑，可见大者功用劣于细小者矣。无如今为古人所愚，舍人参、熟地之奇，而必求首乌为延生变白之药，绝无一效，而不悔惑矣。

益母草益母草，味辛、甘，气微温。无毒。胎前、产后，皆可用之，去死胎最效，行瘀生新，亦能下乳。其名益母，有益于妇人不浅。然不佐之归、芎、参、术，单味未能取胜。前人言其胎前无滞，产生无虚，谓其行中有补也。但益母草实非补物，止能佐补药以收功，故不宜多用。大约入诸补剂之中，以三钱为率，可从中再减，断不可此外更增。

或问：益母草，以益母得名，宜其有益于产母。今人未产之前用之，犹曰治产母也，无孕之妇人杂然并进，益母之谓何?曰：益母草，实不止专益于产母，凡无产之妇，均能受益。盖益线草治妇人之病，居十之七，治产母之病，反不过十之三。无产之妇，可以多用，而有产之妇，转宜少用耳。

或疑益母草古今共誉，而吾子何独有贬辞?曰：吾言益母草佐补药以收功。正显益母草之奇耳，何为贬辞哉?或疑益母草，古人单用以收功，而吾子必言佐补以取效，何也?不知益母草单用以收功，不若佐补收功之更多而且捷。

续断续断，味辛，气微温。无毒。善续筋骨，使断者复续得名。亦调血脉，疗折伤最神，治血症亦效。固精滑梦遗。暖子宫，补多于续，但不可多用耳。盖续断气温，多用则生热，热生则火炽矣。少用则温而不热，肾水反得之而渐生。阴生于阳之中也。他本谓其能愈乳痈、瘰疬、肠风痔瘘，岂有气温之药，而能愈温热之病乎?恐非可信之论也。

或问：续断能接筋骨。何以单用续断，未见奏功，入之于生血活血药中。反能奏效，何欤?曰：此正续断之奇也。夫断者不能复续，犹死者不能重生也。欲使断者复续，必须使死者重生矣。筋骨至于断，其中之血先死矣。

续断止能接筋骨之断，不能使血之生也。用之于生血、活血之中，则血之死者既庆再生，而筋骨之断者自庆再续。又何疑于单用之无功，而共用之甚效哉。

或疑续断不宜用之于补药之中。恐牵掣其手也。嗟乎。惟补可续，不补何续耶'。

或疑续断因补以接骨，则凡补之药，皆可接骨矣。曰：单补又何能接续哉。惟续断于补中接骨，则补即有生之义，生即有续之功也。

金银花金银花，一名忍冬藤。味甘，温，无毒。

入心、脾、肺、肝、肾五脏，无经不入，消毒之神品也。未成毒则散，已成毒则消，将死者可生，已坏者可转。故痈疽发背，必以此药为夺命之丹。但其味纯良，性又补阴，虽善消毒，而功用甚缓，必须大用之。如发背痈，用至七八两，加入甘草五钱、当归二两，一剂煎饮，未有不立时消散者，其余身上、头上、足上各毒，减一半投之，无不神效。近人治痈毒，亦多识用金银花，然断不敢用到半斤。殊不知背痈之毒。外虽小而内实大，非用此重剂，则毒不易消。且金银花少用则力单，多用则力厚，尤妙在补先于攻，消毒而不耗气血，败毒之药，未有过于金银花者也。故毋论初起之时与出脓之后。或变生不测，无可再救之顷，皆以前方投之，断无不起死回生者。正勿惊讶其药剂之重，妄生疑畏也。或嫌金银花太多，难于煎药，不妨先取水十余碗，煎取金银花之汁，再煎当归、甘草，则尤为得法。至于鬼击作痛，又治之小者。止痢除温，益寿延龄，则不可为训矣。

或问：金银花败毒则有之，而吾子曰补阴，得毋惑于《本经》长年益寿之语乎?曰：金银花补之性实多于攻。攻毒之药，未有不散气者也，而金银花非惟不散气，且能补气，更善补阴，但少用则补多于攻，多用则攻胜于补。故攻毒之药，未有善于金银花者也。若疑金银花为长年益寿之药，则不可。盖至纯之品，始可长服以延龄，偏霸之味，止可暂投以奏效。金银花止宜用之以攻毒，而不宜用之以补虚。若惑于长年益寿之说，始信金银花为补阴之药，则余且劝人长服为添寿之助，何以止言攻毒哉。

或问：金银花之解毒，近人亦多知之。然未有若吾子之赞叹甚神者，子欲显书之奇，不顾言之大乎?曰：金银花化毒，吾言止扬其十之五，余尚未尽言也。今因吾子之问，而罄悉之。夫痈毒之初生也，其身必疼痛而欲死，服金银花，而痛不知何以消也；当痈毒之溃脓也，其头必昏眩而不能举，服金银花，而眩不知何以去也；及痈毒之收口也，其口必黑黯而不能起，服金银花，而陷不知何以起也，然此犹阳症之痈毒也。若阴症之痈毒，其初生也．背必如山之重，服金银花，而背轻如释负也；其溃脓也，心必如火之焚，服金银花，而心凉如饮浆也；其收口也，肉必如刀之割，服金银花，而皮痒如瓜搔也，然此犹阴症而无大变者也。倘若痛痒之未知，昏愦之不觉，内可洞见其肺腑，而外无仅存之皮骨，与之食而不欲食，与之汤而不欲饮，悬性命于顷刻，候死亡于须臾，苟能用金银花一斤，同人参五、六两，共煎汁饮之，无不夺魂于垂绝，返魄于已飞也。谁谓金银花非活人之仙草乎。其功实大，非吾言之大也。

或问：金银花散毒则有之，未必如是之神。曰：金银花之功效，实不止此。金银花无经不入，而其专入之经，尤在肾、胃二经。痈毒，止阴、阳之二种，阳即胃，而阴即肾。阳变阴者，即胃之毒入于肾也；阴变阳者，即肾之毒入于胃也。消毒之品，非专泻阳明胃经之毒，即专泻少阴肾经之毒。欲既消胃毒，而又消肾毒之药，舍金银花，实无第二品也。金银花消胃中之毒，必不使毒再入于肾脏，消肾中之毒，必不使毒重流于胃腑。盖金银花能先事而消弥，复能临事而攻突，更善终事而收敛也。

或疑金银花性甚缓，而痈疽毒势最急，何以功用之大竟至如此，岂急症缓治之法欤?曰：痈疽势急，治法不啻救焚，乌可以缓治之哉。金银花性缓，而用之治痈疽也，则缓而变为急矣，况用之四、五两，以至半斤、一斤，则其力更专，而气更勇猛，此正急症急治之也。

巴戟天巴戟天，味甘、温，无毒。入心、肾二经。

补虚损劳伤，壮阳道，止小腹牵痛，健骨强筋，定心气，益精增志，能止梦遗。此臣药，男妇俱有益，不止利男人也。世人谓其能使痿阳重起，故云止利男子。不知阳事之痿者，由于命门火衷，妇人命门与男子相同，安在不可同补乎。夫命门火衰，则脾胃寒虚，即不能大进饮食，用附子、肉桂，以温命门，未免过于太热，何如用巴戟天之甘温，补其火，而不烁其水之为妙耶。

或问：巴戟天近人罕用，止用之于丸散之中，不识亦可用于汤剂中耶?曰：巴戟天，正汤剂之妙药，无如近人不识也。巴戟天，温而不热，健脾开胃，既益元阳，复填阴水，真接续之利器，有近效，而又有远功。夫巴戟天虽入心、肾，而不入脾、胃，然入心，则必生脾胃之气，故脾胃受其益。汤剂用之，其效易速，必开胃气，多能加餐，及至多餐，而脾乃善消。

又因肾气之补，薰蒸脾胃之气也，谁谓巴戟天不宜入于汤剂哉。

巴戟天温补命门，又大补肾水，实资生之妙药。单用一味为丸，更能补精种子，世人未知也。

或疑巴戟天入汤剂最妙，何以前人未见用之?曰：前人多用，子未知之耳。夫巴戟天，补水火之不足，益心肾之有余，实补药之翘楚也。用之补气中，可以健脾以开胃气；用之补血之中，可以润肝以养肺阴，古人不特用之，且重用之，自黄柏、知母之论兴，遂置巴戟天于无用之地。嗟乎!人生于火，而不生于寒，如巴戟天之药，又乌可不亟为表扬哉。

五加皮五加皮，味辛而苦，气温而寒，无毒。近人多取而酿酒，谓其有利益也，甚则夸大其辞，分青、黄、赤、白、黑，配五行立论，服三年可作神仙，真无稽之谈也。此物止利风湿，善消瘀血则真。若言其扶阳起痿，止小便遗沥。

去妇人阴痒，绝无一验。而举世宗之，牢不可破，亦从前著书者之误也。余故辨之，使世人毋再惑耳。

或问：五加皮，举世皆以为补，先生独言非补，世人饮此酒未见有损，何也?曰：有其功则言功，有其弊而言弊。五加皮，实有损无益之药，而举世宗之，余所以大声疾呼也。此酒江淮之间最多，然饮之而未见损者，亦有其故。盖江淮地势卑湿，服五加皮之酒以去湿，似乎得宜。若非江淮污下之所，而地处高燥，则燥以益燥，吾日见其损，而不见其益矣。

或问：东华真人煮石法用五加皮，世为仙经所需，而昔年鲁定公母单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岂皆不可信耶?曰：此皆造酒附会之辞也。五加皮实止除湿，而不能延年，欲藉其轻身耐老，此余之所不敢信也。

川芎川芎，味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入手、足厥阴二经。功专补血。治头痛有神，行血海，通肝经之脏，破瘙结宿血，产后去旧生新，凡吐血、衄血、溺血、便血、崩血，俱能治之。血闭者能通，外感者能散，疗头风甚神，止金疮疼痛。此药可君可臣，又可为佐使，但不可单用，必须以补气、补血之药佐之，则利大而功倍。倘单用一味以补血，则血动，反有散失之忧；单用一味以止痛，则痛止，转有暴亡之虑。若与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同用以补气，未必不补气以生血也；若与当归、熟地、山茱、麦冬、白芍以补血，未必不生血以生精也。所虞者，同风药并用耳，可暂而不可常，中病则已，又何必久任或。

或问：川芎既散真气，用四物汤以治痨怯，毋乃不可乎?不知四物汤中，有当归、熟地为君，又有芍药为臣，用川芎不过佐使，引入肝经，又何碍乎?倘四物汤，减去川芎，转无效验。盖熟地性滞，而芍药性收，正藉川芎辛散以动之也。又未可鉴暴亡之失，尽去之以治虚劳也。

或问：佛手散用川芎，佐当归生血，为产门要药，我疑其性动而太散，何以产后之症偏服之，而生血且生气也?夫血不宜动，而产后之血，又惟恐其不动也。产后之血一不动，即凝滞而上冲，则血晕之症生矣。佛手散，正妙在于动也，动则血活，旧血易去，而新血易生。

新血既生，则新气亦自易长，又何疑川芎性动而太散哉。

或问：川芎散气是真，何以补血药必须用之，岂散气即生血．乎?曰：血生于气，气散则血从何生。不知川芎散气，而复能生血者，非生于散，乃生于动也。血大动，则走而不能生；血不动，则止而不能生矣。川芎之生血，妙在于动也。单用一味，或恐过动而生变，合用川芎，何虞过动哉。所以为生血药中之必需，取其同群而共济也。

或问：川芎妙在于动而生血，听其动可也。胡必用药以佐之，使动而不动耶?不知动则变者，古今之通义。防其变者，用药之机权。川芎得群补药，而制其动者，正防其变也。虽然，天下不动则不变，不制其动而自动者，必生意外之变，其变为可忧；制其动而自动者，实为意中之变，其变为可喜。盖变出意外者，散气而使人暴亡；变出意中者，生血而使人健旺。血非动不变，血非变不化也。

或疑川芎生血出于动，又虑其生变而制其动，则动犹不动也，何以生血之神哉?曰：不动而变者，无为而化也。川芎过动，而使之不动，则自忘其动矣。其生血化血，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是不动之动，正治于动也。

或疑川芎生血而不生气，予独以为不然。

盖川芎亦生气之药，但长于生血，而短于生气耳。世人见其生血有余，而补气不足，又见(神家本草》言其是补血之药，遂信川芎止补血，而不生气，绝无有用补气之中。岂特无有用之于补气，且言耗气而相戒。此川芎生气之功，数千年未彰矣，谁则知川芎之能生气乎。然而川芎生气，实不能自生也，必须佐参、术以建功，辅芪、归以奏效，不可嫌其散气而不用之也。

或疑川芎生气，终是创谈，仍藉参、术、芪、归之力，未闻其自能生气也。曰：用川芎，欲其自生气也，固力所甚难；用川芎，欲其同生气也，又热所甚易。盖川芎得参、术、芪、归，往往生气于须臾，生血于眉睫，世人以为是参、术、芪、归之功也。然何以古人不用他药以佐参、术、芪、归，而必用川芎以佐之，不可以悟生气之说哉。

或疑川芎用之于佛手散中，多获奇功，离当归用之，往往愤事，岂川芎与当归，性味之相宜耶?夫当归性动，而川芎亦动，动与动相合，必有同心之好，毋怪其相得益彰也。然而两动相合，反不全动，故不走血，而反生血耳。

或问：川芎性散而能补，是补在于散也。

补在散，则补非大补，而散为大散矣。不知散中有补，则散非全散。用之于胎产最宜者，盖产后最宜补，又虑过补则血反不散，转不得补之益矣。川芎于散中能补，既无瘀血之忧。又有生血之益，妙不在补而在散也。

芍药芍药、昧苦、酸，气平、微寒，可升可降，阴中之阳，有小毒。入手足太阴，又入厥阴、少阳之经。能泻能散，能补能收，赤自相，无分彼此。其功全在平肝，肝平则不克脾胃，而脏腑各安，大小便自利，火热自散，郁气自除，痈肿自消，坚积自化，泻痢自去，痢痛自安矣。

盖善用之，无往不宜，不善用之，亦无大害。

无如世人畏用，恐其过于酸收，引邪入内也。

此不求芍药之功，惟求芍药之过。所以，黄农之学，不彰于天下，而夭札之病，世世难免也，予不得不出而辨之。夫人死于疾病者，色欲居其半，气郁居其半。纵色欲者，肝经之血必亏，血亏则木无血养，木必生火，以克脾胃之土矣。脾胃一伤，则肺金受刑，何能制肝。木寡于畏，而仍来克土，治法必须滋肝以平木。

而滋肝平木之药，舍芍药之酸收，又何济乎。

犯气郁者，其平日肾经之水，原未必大足以生肝木，一时又遇拂抑，则肝气必伤。夫肝属木，喜扬而不喜抑者也，今既拂抑而不舒，亦必下克于脾土，脾土求救于肺金，而肺金因肝木之旺，肾水正亏，欲顾子以生水，正不能去克肝以制木，而木气又因拂抑之来，更添恼怒，何日是坦怀之日乎。治法必须解肝木之忧郁，肝舒而脾胃自舒，脾胃舒，而各经皆舒也。舍芍药之酸，又何物可以舒肝乎。是肝肾两伤，必有资于芍药，亦明矣。然而芍药少用之，往往难于奏效。盖肝木恶急，遽以酸收少济之，则肝木愈急，而木旺者不能平，肝郁者不能解。必用至五、六钱，或八钱，或一两，大滋其肝中之血，始足以慰其心而快其意，而后虚者不虚，郁者不郁也。然则芍药之功用，如此神奇，而可以酸收置之乎。况芍药功用，又不止二者也，与当归并用，治痢甚效；与甘草并用，止痛实神；与栀子并用，胁痛可解；与蒺藜并用，目疾可明，且也与肉桂并用，则可以祛寒；与黄芩并用，则可以解热；与参、芪并用，则可以益气；与芎、归、熟地并用，则可以补血。用之补则补，用之泻则泻，用之散则散，用之收则收，要在人善用之，乌得以酸收二字而轻置之哉。

或问：芍药有不可用之时，先生之论，似乎无不可用，得毋产后亦可用，而伤寒传经亦可用乎?曰：产后忌芍药者，恐其引寒气入腹也，断不可轻用。即遇必用芍药之病，止可少加数分而已。若伤寒未传太阳之前，能用芍药，则邪尤易出。惟传入阳明，则断乎不可用。至于入少阳、厥阴之经，正须用芍药和解，岂特可用而已哉。

或问：芍药平肝气也，肝气不逆，何庸芍药，吾子谓芍药无不可用，毋乃过于好奇乎?夫人生斯世，酒、色、财、气，四者并用，何日非使气之日乎。气一动，则伤肝，而气不能平矣。气不平，有大、小之分，大不平。则气逆自大；小不平，则气逆亦小。人见气逆之小，以为吾气未尝不平也，谁知肝经之气已逆乎。

故平肝之药，无日不可用也，然则芍药又何日不可用哉。

或问：郁症利用芍药，亦可多用之乎?曰：芍药不多用，则郁结之气，断不能开。世人用香附以解郁，而郁益甚，一多用芍药，其郁立解，其故何也?盖郁气虽成于心境之拂抑，亦终因于肝气之不足，而郁气乃得而结也。用芍药以利其肝气，肝气利，而郁气亦舒。但肝因郁气之结，则虚者益虚，非大用芍药以利之，则肝气未易复，而郁气亦未易解也。故芍药必须宜多用以平肝，而断不可少用以解郁耳。

或问：芍药虽是平肝，其实乃益肝也。益肝则肝木过旺，不畏肝木之克土乎?目：肝木克土者，乃肝木之过旺也。肝木过旺则克土，肝木既平，何至克土乎。因肝木之过旺而平肝，则肝平而土已得养。土得养，则土且自旺，脾胃既有旺气，又何畏于肝木之旺哉。况肝木因平而旺，自异于不平而自旺也。不平而自旺者，土之所畏；因平而旺者，土之所喜。

盖木旺而土亦旺，土木有相得之庆，又何畏于肝木之克哉。

或问：芍药妙义，先生阐发无遗，不识更有异闻，以开予之心胸乎?曰：芍药之义，乌能一言而尽哉，但不知吾子欲问者。用芍药治何经之病也，或人以克胃者，何以用芍药耶。夫芍药平肝，而不平胃，胃受肝木之克，泻肝而胃自平矣，何必疑。

或又曰：非此之谓也。余所疑者，胃火炽甚，正宜泻肝木，以泻胃火，何以反用芍药益肝以生木，便木旺而火益旺耶?目：胃火之盛，正胃土之衰也。胃土既衰，而肝木又旺，宜乎克土矣。谁知肝木之旺，乃肝木之衰乎。

肝中无血则干燥，而肝木欲取给于胃中之水以自养，而胃土之水，尽为木耗，水尽则火炽，又何疑乎。用芍药以益肝中之血，则肝足以自养其木，自不至取给于胃中之水，胃水不干，则胃火自息，山下出泉，不可以济燎原之火乎。此盖肝正所以益胃也。或人谢曰：先生奇论无穷，不敢再难矣。

或又问曰：肝木之旺，乃肝木之衰，自当用芍药以益肝矣，不识肝木不衰，何以亦用芍药：曰：子何以见肝木之不衰也。或人目：胁痛而至手不可按，目疼而至日不可见，怒气而血吐之不可遏，非皆肝木之大旺而非衰乎。

嗟乎!子以为旺，而我以为衰也。夫胁痛至手不可按，非肝血之旺，乃肝火之旺也，火旺由于血虚；目痛至日不可见，非肝气之旺，乃肝风之旺也，风旺由于气虚怒极；至血之狂吐，非肝中之气血旺也，乃外来之事，触动其气，而不能泄，使血不能藏而外越，然亦因其平日之肝木素虚，而气乃一时不能平也。三症皆宜用芍药以滋肝，则肝火可清，肝风可去，肝气可舒，肝血可止。否则，错认为旺，而用泻肝之味，变症蜂起矣。总之，芍药毋论肝之衰旺、虚实，皆宜必用，不特必用，而更宜多用也。

或又问曰：肝虚益脾，敬闻命矣，何以心虚而必用芍药耶?夫肝为心之母，而心为肝之子也，子母相关，补肝正所以补心，乌可弃芍药哉。或人曰：予意不然。以心为君主之官，心虚，宜五脏兼补，何待补肝以益心哉。

嗟乎!补肾可以益心，必不能舍肝木而上越；补脾可以益心，必不能外肝木而旁亲；补肺可以益心，亦不能舍肝木而下降。盖肾交心，必先补肝，而后肾之气始可交于心之中，否则，肝取肾之气，而心不得肾之益矣。脾滋心，必先补肝，而后脾之气，始足滋于心之内，否则，肝盗脾之气，而心不得脾之益矣。肺润心，必先补肝，而后肺之气，始得润于心之宫，否则，肝耗肺之气，而心不得肺之益矣。可见肾、脾、肺三经之入心，俱必得肝气而后入，正因其子母之相亲，他脏不得而间之也。三脏补心，既必由于肝，而肝经之药，何能舍芍药哉。

非芍药不可补肝以补心，又何能舍芍药哉。

或问：芍药平肝之药也，乃有时用之以平肝，而肝气愈旺，何故乎?曰：此肺气之衰也。

肺旺，则肝气自平，金能克木也。今肝旺之极，乃肺金之气衰极也，不助金以生肺，反助木以生肝，则肝愈旺矣，何畏弱金之制哉，此用芍药而不能平肝之义也。

或问：芍药不可助肝气之旺，敬闻命矣。

然有肝弱而用之，仍不效者，又是何故?此又肺气之过旺也。肝弱补肝，自是通义。用芍药之益肝，谁日不宜。然而肝之所畏者，肺金也，肺气大旺，则肝木凋零。用芍药以生肝气，而肺金辄来伐之，童山之萌芽，曷胜斧斤之旦旦乎。故芍药未尝不生肝经之木，无如其生之而不得也。必须制肺金之有余，而后用芍药以益肝木之不足。樵采不入于山林，枝叶自扶苏于树木，此必然之势也，又何疑于芍药之不生肝木哉?或问：芍药生心，能之乎?夫心乃肝之子也，肝生心，而芍药生肝之物，独不可生肝以生心乎。独是生肝者，则直入于肝中，而生心者，乃旁通于心外，毕竟入肝易，而入心难也。

虽然，心乃君主之宫，补心之药不能直入于心宫，补肝气，正所以补心气也。母家不贫，而子舍有空乏者乎。即有空乏，可取之于母家而有余。然则芍药之生心，又不必直入于心中也。

或疑芍药味酸以泻肝，吾子谓是平肝之药，甚则誉之为益肝之品，此仆所未明也。嗟乎?肝气有余则泻之，肝气不足则补之。

平肝者，正补泻之得宜，无使不足，无使有余之谓也。芍药最善平肝，是补泻攸宜也。余言平肝，而泻在其中矣，又何必再言泻哉?或疑芍药赤、白有分，而先生无分赤、白，又何所据而云然哉。无芍药之不分赤、白，非创说也，前人已先言之矣。且世人更有以酒炒之者，皆不知芍药之妙也。夫芍药正取其寒，以凉肝之热，奈何以酒制，而使之温耶。

既恐白芍之凉，益宜用赤芍之温矣，何以世又尚白而尚赤也?总之，不知芍药之功用，而妄为好恶，不用赤而用白，不用生而用熟也，不大可晒也哉。

黄芩黄芩、味苦，气平，性寒，可升可降，阴中微阳，无毒。入肺经、大肠。退热除烦，泻膀胱之火．止赤痢，消赤眼，善安胎气，解伤寒郁蒸，润燥，益肺气。但可为臣使，而不可为君药。近人最喜用之，然亦必肺与大肠、膀胱之有火者者，用之始宜，否则，不可频用也。古人云黄芩乃安胎之圣药，亦因胎中有火，故用之于白术、归身、人参、熟地、杜仲之中，自然胎安。倘无火，而寒虚胎动，正恐得黄芩而反助其寒，虽有参、归等药补气、补血、补阴，未必胎气之能固也。况不用参、归等药，欲望其安胎，万无是理矣。

或问：黄芩清肺之品也，肺经之热，必须用之，然亦有肺热用黄芩而转甚者，何也?曰：用黄芩以清肺热，此正治之法也。正治者，治肺经之实邪也。肺经有实邪，黄芩用之，可以解热；肺经有虚邪，黄芩用之，反足以增寒。盖实邪宜正治，而虚邪宜从治也。

或问：黄芩举世用而无疑，与用知母、黄柏颇相同，乃先生止咎用知母、黄柏之误，而不咎用黄芩，何也?曰：黄芩亦非可久用之药．然其性寒而不大甚，但入于肺，而不入于肾。世人上热多，而下热者实少，清上热，正所以救下寒也。虽多用久用，亦有损于胃，然肾经未伤，本实不拨，一用温补，便易还原，其弊尚不至于杀人。若知母、黄柏泻肾中之火矣，肾火消亡，脾胃必无生气，下愈寒而上愈热，本欲救阴虚火动，认谁知反愈增其火哉。

下火无根，上火必灭，欲不成阴寒世界得乎。

此用黄柏、知母之必宜辟也。

或问：黄芩乃清肺之药，肺气热，则肾水不能生，用黄芩以清肺金，正所以生肾水乎?曰：黄芩但能清肺中之金，安能生肾中之水。

夫肺虽为肾经之母，肺处于上游，居高润下，理之常也，何以清金而不能生水。盖肺中之火乃邪火，而非真火也，黄芩止清肺之邪火耳，邪火散而真水自生，安在不可下生肾水。

不知肾水之生，必得真火之养，黄芩能泻邪火，而不能生真火，此所以不能生肾水也。予之取黄芩者，取者暂用以全金，非取其久用以益水。

或疑黄芩之寒凉，不及黄柏、知母，以黄芩味轻，而性又善散，吾子攻黄柏、知母宜也，并及黄芩，毋乃过乎?曰：黄芩之多用，祸不及黄柏、知母远甚，余未尝有过责之辞，独是攻击知母、黄柏，在于黄芩门下而畅论之，似乎并及黄芩矣。谁知借黄芩以论黄柏、知母，意重在黄柏、知母也。见黄芩之不宜多用，益知黄柏、知母，意重在黄柏、知母也。见黄芩之不宜多用，益知黄柏，知母之不可重用矣。

世重寒凉，病深肺脏，不如此，又何以救援哉。

黄连黄连，味苦，寒，可升可降，阴也，无毒。

入心与胞络。最泻火，亦能入肝。大约同引经之药，俱能入之，而入心，尤专经也。止吐利吞酸，善解口渴。治火眼甚神，能安心，止梦遗，定狂躁，除痞满，去妇人阴户作肿。治小儿食土作疳，解暑热、湿热、郁热，实有专功。但亦臣使之药，而不可以为君，宜少用而不宜多用，可治实热而不可治虚热也。盖虚火宜补，则实火宜泻。以黄连泻火者，正治也；以肉桂治火者，从治也。故黄连、肉桂，寒热实相反，似乎不可并用，而实有并用而成功者。盖黄连入心，肉桂入肾也。凡人日夜之间，必心肾两交，而后水火始得既济，火水两分，而心肾不交矣。心不交于肾，则日不能寐；肾不交于心，则夜不能寐矣。黄连与肉桂同用，则心肾交于顷刻，又何梦之不安乎。

或问：苦先入心，火必就燥，黄连味苦而性燥，正与心相同，似乎入心之相宜矣，何以久服黄连，反从火化，不解心热，而反增其焰者，何也?臼：此正见用黄连之宜少，而不宜多也。盖心虽属火，必得肾水以相济，用黄连而不能解火热者，原不可再泻火也。火旺则水益衰，水衰则火益烈，不下治而上治，则愈增其焰矣。譬如釜内无水，止成焦釜，以水投之，则热势上冲而沸腾矣。治法当去其釜下之薪，则釜自寒矣。故正治心火而反热者，必从治心火之为安，而从治心火者，又不若大补肾水之为得。盖火得火而益炎，火得水而自息耳。

或问：黄连止痢而厚肠胃，吾子略而不谈，何也?曰：此从前《本草》各书，无不载之，无俟再言也。然而予之不谈者，叉自有在。

盖黄连非治痢之物，泻火之品也。痢疾湿热，用黄连性燥而凉。以解湿而除热似矣。殊不知黄连独用以治痢，而痢益甚，用之于人参之中，治噤口之痢最神；用之于白芍、当归之中，治红赤之痢最效，可借之以泻火，而非用之以止痢，予所以但言其泻火耳。况上文曾言止吐利吞酸，利即痢也，又未尝不合言之矣。至于厚肠胃之说，说者谓泻利日久，下多亡阴，刮去脂膜，肠'胃必薄矣，黄连既止泻利，则肠胃之薄者，可以重厚。嗟乎!此臆度之语，而非洞垣之说也。夫黄连性燥而寒凉，可以暂用，而不可久用。肠胃之脂膜既伤，安得一时遽厚哉。夫胃薄者，由于气血之衰，而肠薄者，由于精水之耗。黄连但能泻火，而不能生气血、精水，吾不知所谓厚者，何以厚也。

或问：黄连泻火，何以谓之益心，可见寒凉未必皆是泻药。曰：夫君之论，是欲扬黄柏、知母也。吾闻正寒益心，未闻正寒益肾。

夫心中之火，君火也；肾中之火，相火也。正寒益心中之君火，而益心中之相火。虽心中君火，每藉心外相火以用事，然而心之君火则喜寒，心之相火则喜热。以黄连治心之君火，则热变为寒；以黄连治心之相火，则寒变为热。盖君火宜正治，而相火宜从治也。夫相火在心火之中，尚不用寒以治热，况相火在肾水之内，又乌可用寒以治寒乎。昔丹溪用黄柏、知母，入于六味丸中，未必不鉴正寒益心，亦可用正寒以益肾也。谁知火不可以水灭，肾不可与心并论哉。

或疑世人用黄连，不比用黄柏、知母，先生辟黄柏、知母，何必于论黄连之后，而大张其文澜哉?嗟乎!是有说焉，不可不辨也。

夫人生于火，不闻生于寒也。以泻火为生，必变生为死矣。从来脾胃喜温，而不喜寒，用寒凉降火，虽降肾火也，然胃为肾之关门，肾寒则胃寒，胃寒则脾亦寒。脾胃既寒，又何以蒸腐水谷哉。下不能消，则上必至于不能受，上下交困，不死何待乎。

又肺金之气，必夜归于肾之中，肾火沸腾，则肺气不能归矣。然补其肾水，而益其肺金，则肾足，而肺气可复归于肾。倘肾寒则肾火不归，势必上腾于肺，而又因肾之寒，不敢归于下，则肺且变热，而咳嗽之症生。肺热而肾寒，不死又何待乎。慨自虚火实火、正火邪火、君火相火之不明，所以治火之错也。夫黄连，泻实火也，补正火也，安君火也，不先将黄连之义，罄加阐扬，则虚火、邪火、相火之道，终不明于天下。吾所以于黄连门中，痛攻黄柏、知母，使天下后世知治火之药，不可乱用寒凉，实救其源也。

桔梗桔梗，味苦，气微温，阳中阴也，有小毒。

入手足肺、胆二经。润胸膈，除上气壅闭，清头目，散表寒邪，祛胁下刺痛，通鼻中窒塞，治咽候肿痛，消肺热有神，消肺痈殊效，能消恚怒，真舟楫之需，引诸药上升，解小儿惊痫，提男子血气，为药中必用之品，而不可多用者也。盖少用，则攻补之药，恃之上行以去病；多用，则攻补之药，借之上行而生殃。惟咽喉疼痛，与甘草多用，可以立时解氛，余则戒多用也。

或问：桔梗乃舟楫之需，毋论攻补之药，俱宜载之而上行矣，然亦不能载之者，何故?曰：桔梗之性上行，安有不能载之者乎。其不能载者，必用药之误也。夫桔梗上行之药，用下行之药于攻补之中，则桔梗欲上而不能上。

势必下行之药，欲下而不能下矣。余犹记在襄武先辈余叔岩，闻余论医，阴虚者宜用六味地黄汤，阳虚者宜用补中益气汤。徐君曰：余正阴阳两虚也。余劝其夜服地黄汤，日服补中益气汤，服旬日，而精神健旺矣。别二年复聚，惊其精神不复似昔，问曾服前二汤否，徐君曰：子以二汤治予病，得愈后，因客中无仆，不能朝夕煎饮消息子之二方，而合为丸服，后气闭于胸膈之间，医者俱言二方之不可长服，予久谢绝。今幸再晤，幸为我治之。予仍以前二方，令其朝夕分服，精神如旧。徐君曰：何药经吾子之手，而病即去也，非夫医而何?余曰：非余之能，君自误耳。徐问故。余曰：六味地黄汤，补阴精之药，下降者也；补中益气汤，补阳气之药，上升者也。二汤分早晚服之，使两不相妨，而两有益也。今君合而为一，则阳欲升，阴又欲降，彼此势均力敌，两相持，而两无升降，所以饱闷于中焦，不上不下也。徐君谢曰：医道之渊微也如此。夫桔梗与升麻、柴胡，同是升举之味，而升麻、柴胡用之于六味汤丸之内，其不能升举如此，然则桔梗之不能载药上行，又何独不然哉。正可比类而共观也。

或问：桔梗散邪，而不耗正气，何以戒多用也?曰：桔梗亦有多用而成功。少阴风邪，致喉痛如破者，多用之而邪散如响。是邪在上者，宜多用；而邪在下者，即不宜多用。

或问：《古今录验方》中载桔梗治中蛊毒，下血如鸡肝片者血块石余，服方寸匕，七日三服而愈，其信然乎?曰：此失其治蛊之神方，止记其引导之昧也。中蛊必须消毒，下血必须生血，一定之理也。桔梗既非消毒之品。又非生血之药，乌能治蛊而止血乎。盖当时必有神奇之丸，以酒调化，同桔梗汤送之奏功，而误传为桔梗，《古今录》遂志之也。

或问：桔梗不可多用，而吾子又谓可以多用，何言之相背也?曰：邪在上者宜多，邪在下者宜少，余已先辨之，未尝相背也。

虽然，用药贵得其宜，要在临症斟酌。有邪在上。多用桔梗而转甚；有邪在下，少用桔梗而更危。

盖邪有虚实之不同，而桔梗非多寡之可定，故实邪可用桔梗，而虚邪断不可用桔梗也。

栝蒌实附天花粉栝萎实，味苦，气寒，降也，阴也，无毒。

入肺、胃二经。最能下气涤秽，尤消郁开胃，能治伤寒结胸，祛痰，又解渴生滓，下乳。但切戒轻用，必积秽滞气结在胸上，而不肯不者，始可用之以荡涤，否则，万万不可孟浪。

盖栝蒌实最消人之真气，伤寒结胸，乃不得已用之也。苟无结胸之症，何可轻用。至于消痰、解渴、下乳，止可少少用之，亦戒不可重任。他本言其能治虚怯劳嗽，此杀人语，断不可信，总惑于补肺之说也。夫栝蒌乃攻坚之药，非补虚之品。

天花粉，即栝蒌之根，而性各不同。盖栝蒌实其性最悍，非比天花粉之缓，用栝萎实，不若以天花粉代之。天花粉，亦消痰降气，润渴生津，清热除烦，排脓去毒，逐瘀定狂，利小便而通月水。其功用多于栝萎实，虚人有痰者，亦可少用以解燥而滋枯，又何必轻用栝萎实哉。

或问：栝萎实能陷胸中之邪，为伤寒要药，而吾子切切戒之，何不删去栝蒌，独存天花粉之为哉?曰：医道必王、霸并用，而后出奇制胜，始能救生死于顷刻。结胸之症，正死在须臾也，用天花粉以消痞满，其功迟，用栝楼以消痞满，其功捷。但结胸之痞满不同，小痞小满之症，不妨用天花粉以消之；大痞大满之症，非栝蒌断然不可。又在人临症细辨，非栝蒌之竟可不用也。

或疑栝萎推胸中之食，荡胃中之邪，其势甚猛。伤寒至结胸，其正气已大丧矣，又用此以推荡之，不虚其虚乎?先生又谓不可用天花粉相代，岂伤寒之虚，可以肆然不顾乎?曰：伤寒不顾其虚，则邪且铄尽人之元气，顷刻即死矣，乌可肆然不顾乎。用栝蒌以陷胸，正所以顾其虚也。夫陷胸之成，由于邪退之时，而亟用饮食，则邪仍聚而不肯散。夫邪之所以散者，由于胃中空虚，邪无所得，故有不攻而散之意。邪甫离胃，而胃气自开，以致饥而索食，此时而能坚忍半日，则邪散尽矣。无如邪将散，而人即索食，食甫下喉，而邪复群聚而逐矣。仲景张夫子所以又立陷胸汤，用栝蒌为君，突围而出，所向无前，群邪惊畏，尽皆退舍，于是，渐次调补，而胸胃之气安焉。

是推荡其邪气，非即急救其正气之明验乎。

倘畏首畏尾，不敢轻用栝蒌，虽久则食消，亦可化有事为无事。然所伤正气多矣，此栝蒌之宜急用，而不可失之观望耳。

或问：栝萎陷胸，以救胃中之正气是矣，然吾恐栝萎祛邪以入脾，走而不守，则脾当其害，不犹以邻国为壑乎?曰：栝蒌但能陷胸，而不能陷腹。胸中之食，可推之以入于腹，脾中之食，不必荡之以入于肠。盖脾主出而易化，胃主纳而难消也。

或问：栝蒌陷胸中之邪，抑陷胸中之食耶?曰：结胸之症，未有不因食而结者也。陷胸汤乃陷食，而非陷邪也。虽然，邪因食而复聚，虽邪不入于胃之中，而邪实布于胃之口。

陷胸中之食而邪解散，即谓之陷邪亦可也。

然而食可陷，而邪不可陷。食陷必入于肄，邪陷必入于肾。入脾者，栝蒌可乘胜而长驱，入肾者，栝萎不能入肾，势必变生不测。今用陷胸，而食消邪散，是陷胸汤实陷食，而非陷邪也。但止陷食而不陷邪，而邪何以竟散耶?是结胸之症因得食而结，则陷胸之汤，其邪亦因陷食而散也。

或疑陷胸汤用栝蒌，不止陷胸中之邪，亦陷腹中之邪也，邪在腹中，安知不祛之入肾乎?曰：陷胸汤势最捷。邪逢栝萎即散，安在又入于肾乎。况邪已在腹，与在胸者有别，在胸者，居高临下，恐有走失入肾之虞；在腹者，邪趋大肠，其势甚便，岂返走于肾经哉。

或问：栝蒌与天花粉。同为一本，何以天花粉反不似栝蒌之迅扫胸中之邪耶。曰：天花粉消痞满，其功缓；栝蒌实消痞满，其功捷，余前条已言，但未言其所以缓与捷也。夫栝蒌为天花粉之子，而天花粉为栝蒌之根．子悬于天下，而性实顾根，故趋于下者甚急；根藏于地中，而性实恋子，故育于上者自缓。缓捷之故，分于此，而陷消之功，亦别于此。故宜缓者用天花粉，宜急者用栝萎实，又何虑功效之不奏哉。

紫菀紫菀，味苦、辛，温，无毒。入手太阴，兼入足阳明。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去蛊毒，疗咳唾脓血，止喘悸、五劳体虚，治久嗽。

然亦止可为佐使，而不可单用以取效。、或问：缪仲醇云：观紫菀能开喉痹，取恶涎，则辛散之功烈矣。然而又云：其性温，肺病咳逆喘嗽，皆阴虚肺热症也，不宜多用等语，似乎紫菀并不可以治嗽也。曰：紫菀舍治嗽之外，原无多奇功。治缠喉风、喉闭者，正取其治肺经咳逆、阴虚肺热也，而仲醇以此相戒，何哉。夫喉闭，未有非下寒上热之症也。

紫菀性温，而又兼辛散，从其火热之性而解之，乃从治之法，治之最巧者也。仲醇最讲阴虚火动之旨，何独于紫苑而昧之，此铎所不解也。

或谓：紫苑治肺之热，而性温而辛散，从火热之性而解之是矣。然而肺经最恶热，以热攻热，必伤肺矣。吾恐邪去而肺伤也。

曰：久嗽则肺必寒。以温治寒，则肺且受益，何伤之有。

贝母贝母，味苦，气平、微寒，无毒。入肺、胃、脾、心四经。消热痰最利，止久嗽宜用，心中逆气多愁郁者可解。并治伤寒结胸之症，疗人面疮能效。难产与胞衣不下，调服于人参汤中最神。黄瘅赤眼，消渴除烦，喉痹，疝瘕，皆可佐使，但少用足以成功，多用或以取败。宜于阴虚火盛，不宜于阳旺湿痰。世人不知贝母与半夏，性各不同，惧半夏之毒。每改用贝母。不知贝母消热痰，而不能消寒痰，半夏消寒痰，而不能消热痰也，故贝母逢寒痰。则愈增其寒；半夏逢热痰，则大添其热。二品泾胃各殊，乌可代用，。前人辨贝母入肺，而不入胃，半夏入脾胃，而不入肺经，尚不知贝母之深也。盖贝母入肺、胃、脾、心四经，岂有不入脾、胃之理哉。正寒热之不相宜，故不可代用也。

或问：贝母之疗人面疮，可信不可信乎?曰：此前人之成效，胡必疑之。然而有可疑者。人面疮，口能食而面能愁，盖有祟凭之矣。祟凭必须解祟，何以用贝母即解，予久不得其故。后遇岐天师于燕市，另传治法，而后悟贝母之疗人面疮也。亦消其痰而已矣。夫怪病多起于痰，贝母消痰，故能愈也。如半夏亦消痰圣药，何治人面疮无效?不知人面疮，乃热痰结成热毒，半夏性燥，燥以治热，更添热矣。贝母乃治热痰圣药，以寒治热，而热毒自消，又何疑哉。

或问：贝母消痰，消热痰也，然火沸为痰，非热乎，何以用之而绝无效耶?曰：火沸生痰，乃肾中之火上沸，非肺中之火上升。贝母止可治肺中之火痰，不化肾中之火痰也。岂惟不能化肾中之火痰，且动火而生痰矣。夫肾中之火，非补水不能除，肾火之痰，亦非补水不能消。贝母消肺中之痰，心铄肺中之气，肺虚则肾水之化源竭矣，何以生肾水哉。肾水不生，则肾火不降。

肾火不降，又何以健脾而消痰哉。势必所用水谷不化精而化痰矣。

然则用贝母以治火沸为痰，不犹添薪而望止沸乎。毋怪沓无功效也。

或疑贝母不可治火沸为痰之症，吾用之六味丸中，亦可以治之乎?曰：六味汤止治火沸为痰之圣药也，加入贝母，则不效矣。

盖火沸为痰，乃肾中之真水上沸而成痰，非肺中之津液上存而为痰也。六味汤补水以止沸，非化痰以止火。倘加入贝母，则六味欲趋于肾中，而贝母又欲留于肺内，两相牵掣，则药必停于不上不下之间。痰既不消，火又大炽，不更益其沸，而转添其咳嗽哉。此贝母断不可入于六味汤丸之中。治火沸为痰之病也。

款冬花款冬花。辛、甘而温，阳也，无毒。善止肺咳，消痰唾稠粘，润肺，泻火邪，下气定喘，安心惊胆怯，去邪热，除烦燥，平肝明目。烧烟吸之，亦善止嗽，尤能止肺咳肝嗽。近人喜用紫菀，而不用款冬者，殊不可解。紫菀虽亦止久嗽，而味苦伤胃，不若款冬之味甘，清中有补也。余所以取款冬而弃紫菀耳。

或问：款冬花．清中有补，多用之以益肺、益肝、益心可乎?曰：款冬花虽清中有补，而多用亦复不宜，盖补少而清多也。夫款冬花入心则安心，入肝则明目，入肺则止咳，是其补也。然入心，则又泻心之火，多用则心火过衰，反不生胃以健食矣；入肝，则又泻肝之气，多用则心火过凋，反不能生心以定神矣；入肺，则又泻肺之气，多用则肾气过寒，反不能生脾以化物矣。

是款冬花多用则伤，少用则益，又何必多用哉。

卷之三角集

广木香广木香，味甘、苦，气温，降也，阴中阳也。

无毒。能通神气，和胃气，行肝气，散滞气，破结气，止心疼，逐冷气，安霍乱吐泻，呕逆翻胃，除痞癖症块、脐腹胀痛，安胎散毒，治痢必需，且辟疫气瘴疬。但此物虽所必需，亦止可少用之为佐使，使气行即止，则不可谓其能补气，而重用之也。

大约用广木香由一分、二分，至一钱而止，断勿出于一钱之外，过多反无效功，佐之补而不补，佐之泻而亦不泻也。

或问：广木香与青木香，同时止痢之药，子何取广木香，而弃青木香?盖广木香气温，而青木香气寒耳。夫痢乃湿热，青木香寒以去热，似相宜，而余毅然删去者，恶青木香之散气，虽有益于痢，终有损于气也。若广术香则不然，气温而不寒，能降气而不散气，且香先入脾，脾得之而喜，则脾气调而秽物自去，不攻之攻，正善予攻。此所以删青木香，而登广木香也。

香附香附，味苦而甘，气寒而厚，阳中阴也，无毒。入肝、胆之经。专解气郁气疼，调经逐瘀，除皮肤瘙痒，止霍乱吐逆，崩漏下血，乳肿痈疮，皆可治疗。宿食能消，泄泻能固，长毛发，引血药至气分，此乃气血中必用之品。可为佐使，而不可为君臣。

今人不知其故，用香附为君，以治妇人之病，如乌金丸、四制香附丸之类，暂服未尝不快。久之而虚者益虚，郁者更郁，何也。香附非补剂也．用之下气以推陈，非用之下气以生新；引血药至气分而散郁。非引血药入气分而生血也。舍气血之味，欲其阴生阳长得乎?故气虚宜补，必用参、芪；血少宜生，必须归、熟。香附不过调和于其内，参赞之寮佐，而轻任之为大将，鲜不败乃事矣。

或问：香附为解郁圣药，吾子谓不可为君，岂香附不能解郁耶?曰：香附不解郁，又何药以解郁，但不可专用之为君耳。盖郁病未有不伤肝者也，香附入肝入胆之经，而又解，气，自易开肝中之滞涩。但伤肝必伤其血，而香附不能生血也，必得自芍药、当归以济之，则血足而郁尤易解也。夫药中之解郁者，莫善于芍药。芍药得臣使，速于解者，莫妙于香附、柴胡。是芍药为香附之君，而香附为芍药之佐，合而治郁，何郁不解乎。

或问：香附解郁而开胃，乃有用香附而郁仍不解，胃仍不开，岂又芍药、当归之未用乎?曰：是不尽然也。香附解郁者，解易舒之郁也；香附开胃者，开未伤之胃也。相思之病，必得其心上之人，而郁乃解；断肠之症，必得其意外之喜，而胃乃开。区区香附，固自无功，即益之以大料之芍药、厚味之当归，亦有无可如何者矣。岂尽可望于草木之解郁而开胃哉。

或问：香附解郁之品，先生谓解郁之无用，是郁症乃不可解之症，吾甚为天下之有郁者危矣。嗟!郁之不解者，非草木之能开；而郁之可解者，舍草木，又奚以开之耶。香附正开郁之可解者也。可解之郁，而欲舍香附而求之草木之外，斯惑矣。

或疑香附性燥，故易入肝，肝气既郁，而肝木必加燥矣，以燥投燥，又何解郁之有?曰：香附之解郁，正取其燥也。惟燥，故易入于燥之中，惟燥，故不可单用于燥之内。和之以芍药、当归，则燥中有润而肝舒，燥中不燥而郁解也。

益智益智，味辛，气温。无毒，入肺、脾、肾三经。能补君、相二火，和中焦胃气，逐寒邪，禁遗精溺，止呕哕，摄涎唾，调诸气，以安三焦。

夜多小便，加盐服之最效，但不可多用，恐动君相之火也，然能善用之，则取效甚捷。大约入于补脾之内则健脾，入于补肝之内则益肝，入于补肾之中则滋肾也。

砂仁砂仁，味辛、苦，气温，无毒。入脾、肺、膀胱、大小肠。止哕定吐，除霍乱，止恶心，安腹痛，温脾胃，治哕定吐，除霍乱，止恶心，安腹痛，温脾胃，治虚劳冷泻，消宿食，止休息痢，安胎颇良。但止可为佐使，以行滞气，所用不可过多。用之补虚丸绝佳，能辅诸补药，行气血于不滞也。

或问：砂仁消食之药，入之补虚之中，似乎不宜，何以绝佳?不知补药味重，非佐之消食之药，未免过于滋益，反恐难于开胃。入之砂仁，以苏其脾胃之气，则补药尤能消化，而生精生气，更易易也。

或问砂仁香能入脾，辛能润肾，虚气不归元，非用此为向导不济，殆胜桂、附热毒之害多矣。曰：此不知砂仁者也。砂仁止入脾，而不入肾，引补肾药入于脾中则可，谓诸补药，必借砂仁引其由脾以入肾则不可也。《神农本草》并未言其入肾，不过说主虚劳冷泻耳。

夫冷泻有专属于脾者，何谓脾寒俱是肾寒乎。

肉豆蔻肉豆蔻，味苦、辛，气温，无毒。一名肉果。入心、脾、大肠经。疗心腹胀疼，止霍乱，理脾胃虚，能消宿食，专温补心包之火，故又入膻中与胃经也。但能止下寒之泻，而不能止下热之痢，从前《本草》，多信治血痢有功，而不言其止泻痢。夫泻不同，五更时痛泻五六次，到日间反不泻，名大瘕泻也。大瘕泻者，肾泻也。肾泻，乃命门无火以生脾土，至五更亥子之时，正肾气正令之会，肾火衰微，何能生土，所以作泻。故大瘕病，必须补命门之火，火旺而土自坚矣。肉豆蔻，非补命门之药也，然命门之火上通，心包之火不旺，而命门愈衰，故欲补命门，必须上补心包也。膻中，即心包，一物而两名之。肉豆蔻补心包火，补心包，正所以补命门也。况理脾胃寒虚，原其长技，命门旺，而脾胃又去其虚寒。

脾胃得肾气，自足以分清浊而去水湿，又何至五更之再泻哉。

或问：肉豆蔻开胃消食，子舍而不谈，反言其能止大瘕之泻，亦何舍近而言远乎?曰：大瘕之泻，正所以表肉豆蔻之开胃而消食也。

凡人命门之火不旺，则下焦阴寒何能蒸腐水谷。下不能消，所以泻也。泻久则亡阴。阴亡则肾不能交于心包，而心包亦寒。心包寒，则火不能生胃，而胃又寒。胃寒，则胃气萧索，又何能消食耶。肉豆蔻，温补命门而通胞，两火相生于上下，水泻止，而脾胃之气自开，不求其消食而自化。言止肾泻，而开胃消食即在其中，又何必再言哉。

或问：肉豆莞暖胃而健脾，温肾而止泻，故入之四神丸中，以治脾肾寒虚之作泻，然而有效、有不效者，何故?盖肾虚作泻，又有不是命门之寒，故服四神丸，而反多后重之症矣。夫肾虚未有不寒者，寒则泻。不寒则何以泻。乃饮酒过多，又加色欲，使酒湿入于肾之中，故作泻也。倘亦以肉豆蔻治之，安能治肾寒者速效哉。

白豆蔻白豆蔻，味辛。气大温，阳也，无毒。入手太阴肺经。别有清高之气，非草豆蔻之可比也。散胸中冷滞之气，益心包之元阳，温脾胃，止呕吐翻胃，消积食目翳。但此物尤难识，铺家多以草豆蔻充之，所以用多不效。总之，必须白者为佳，正不必问真假也。

或识：破白豆蔻与砂仁相似，用砂仁，可不必用白豆蔻矣。而不知各有功效；砂仁宜用之于补药丸中，而白豆蔻宜用之于补剂汤中。盖砂仁性缓，而白豆蔻性急也。

藿香藿香，味辛、甘，气微温，可升可降，阳也，无毒。入肺、脾二经。定霍乱有神，止呕吐尤效。开胃消食，去臭气，利水肿。

但亦可佐使，而不可为君臣。盖藿香逐邪甚速，未免耗气亦多，故佐气血之药往往取效，否则。无功耳。

或问：藿香散暑气，子未言也?不知藿香虽散暑气，亦散真气也。用藿香以散暑，是犹执热以止热，余所以不言耳。虽霍乱亦暑症之一，然用藿香以定霍乱，实取其降气，非取其消暑，又不可不知也。

或问：藿香为定喘奇方，而子何以未言?夫藿香定喘，乃言感暑气而作喘也，非藿香于治暑之外而更定喘也。余所以止言其治霍乱逐邪，而不言其定喘。夫喘症多生于虚，误认虚喘为实喘，下喉即便杀人。故不敢言藿香之定喘，实有微意耳。

高良姜良姜，味辛，气大温，纯阳，无毒。入心与膻中、脾、胃四经。健脾开胃，消食下下气，除胃间逆冷，止霍乱转筋，定泻痢翻胃。祛腹痛心疼，温中却冷，大有殊功。倘内热之人误用之，必至变生不测，又不可不慎也。高良姜止心中之痛，然亦必与苍术同用为妙。否则．有愈、有不愈，以良姜不能祛湿故耳。

或问：良姜最能解酒毒，何子之未言也?夫良姜辛温大热，治客寒犯胃者实效，倘胸腹大热者，愈增烦烧之苦矣。良姜宜于治寒，而不宜于治热也。酒性大，投之解酒，不以热济热乎。缪仲醇谓其能解酒毒，此子所不信也。

紫苏附苏叶苏子紫苏叶梗，味辛，气微温，无毒。入心、肺二经。发表解肌，疗伤风寒，开胃下食，消胀满，除脚气口臭。苏子降气定喘，止咳逆，消膈气，破坚症，利大小便，定霍乱呕吐。紫苏虽有叶与梗、子之分，而发表解肌，止喘定呕，未尝有异。但叶与梗宜少用，而子可多用也。

盖叶、梗散多于收，而子则收多于散，亦在人临症而酌用之耳。

或问：苏叶表散风邪，古人加人参同治，奏功如响，何也?曰：苏叶不得人参，其功不大。今人一见用人参以祛邪，辄惊骇不已，宜乎医生之不敢用，往往轻变重，而不可救。夫邪初入人体，正气敢与邪战，用参以助正气，则正气旺，而又得祛邪之便，则群邪自行解散。此用参于苏叶之内，大有深意也。至于风寒已感三四日，则不可轻用人参，当看虚弱壮盛而用药矣。

或又问：苏子定喘，有喘症用之而不效者，何也?盏喘症有虚、有实，未可谓苏子定喘，而概用之也。苏子止可定实喘耳，虚而用苏子，增其喘矣，岂特不效而已哉。

或疑苏子正是治虚喘之药，先生反谓虚喘用苏子而愈增喘，其义何乎?盖虚喘者，乃气虚也。苏子虽能定喘，而未免耗气，气耗则气愈虚而喘更甚。故治虚喘者，必须大加人参、熟地之药，而不可增入苏子，以增其喘也。

或问：苏叶散风邪之圣药，用之以发表中之风邪，尤为相宜，乃用之以散里中之风邪，往往不效，其必有义存焉。先生既深知《本草》之微，愿备有以教我。曰：苏叶之义，不过散表邪耳，原不深入于里。既不能深入，又何能散在里之风邪哉。然而以所不能深入之故，予则可宜也。苏叶性轻而味厚，性轻则上泛，味厚则下沉，宜乎可以通达内外矣。然而，性轻而香，味厚而辛，辛香则外驰易而内入难，故但散在表之风邪，而不散在里之风邪也。

或问：宗奭有言：脾胃寒人，食紫苏多滑泄。果有之乎?曰：紫苏乃风药也，善能平肝。土为木制，则人多滑泄。肝木既平，则脾土得养矣。况紫苏辛温，辛能祛温，温能祛寒，脾胃寒之人，宜无所忌，何致滑泄耶。惟是辛香之味。能散人真气，暂服无碍，而久服有伤，亦当知忌也。

防风防风，味甘、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

系太阳本经之药，又通行脾、胃二经。古人曾分上、中、下以疗病，其实，治风则一。盖随所用而听令，从各引经之药，无所不达，治一身之痛，疗半身之风，散上下之湿，祛阴阳之火，皆能取效。但散而不收，攻而不补，可暂时少用以成功，而不可经年频用以助虚耳。

或问：通圣散，专恃防风经散风邪，可常用乎?曰：此方暂服尚不可，乌可常哉。盖防风散人真气，即以之散风邪，亦未可专恃也。

或问：防风得黄芪，则不散邪而辅正，是防风亦可补之物，先生何谓攻而不补乎?夫黄芪得防风，而其功更大。未闻防风得黄芪，而其功更神。然则防风仍是攻而不补，非攻而亦补之物也。近人皆以防风为散风神药，毋论外感与非外感俱用之，乃服而不效也。

或疑所用之不多也，更加分两，以致散尽真气，不可哂乎?殊不知防风宜于无风之时，同黄芪用之，可以杜邪风之不入于皮毛，非风邪已入而可用之物也。古人名一物，必在深意，顾名而可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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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己

防己，味辛、苦，气寒，阴也，无毒。能入肾以逐湿，腰以下至足湿热、足痛、脚气皆除，利大小二便，退膀胱积热，消痈散肿，除中风挛急，风寒湿疟热邪。似乎防已乃祛湿热行经之圣药也，然其性止能下行，不能上达。凡湿热在上焦者，断不可用，用之则真气大耗，必至危亡。说者谓防己乃下焦血分之药，可行于血分，而不可行于气分也。不知即是下焦湿热之病，止可一用，而亦不可再用。防己之气味尤悍，一服而湿热之在肾经者，立时解散。肾有补而无泻，多服则泻肾矣，如之何可再用乎。

或问《本草》俱言通十二经，而吾子止言入肾，予不能无疑也。防已果通十二经，则上焦头目之病、胸隔咽喉之间，宜无不治之矣，何以止见其治腰以下之病而能愈耶?夫腰至于足，正肾之所属，而谓非入肾者明验乎。然则言入十二经者，乃前人流传之误。而余说入肾者，实有据之谈也。

或问防己治肾中之湿，豨莶治肾内之风，二者合之，不识可治肾乎?此其言似善，而其祸实大也。夫肾有补而无泻，用一缓泻，尚为不得已之治法，二者同施，肾将立惫矣。原因吾子之问，以诫天下之人也。

或问防己利湿，不止在肾，而吾子独谓入肾，以为止能治腰足之湿也。然而，腰足之下，不尽属之肾，与腰相对者脐也；与足相附者，筋也。脐属脾而筋属肝，安在尽属于肾，而必谓防己之治肾，而不治肝脾，人谁信之。故肾病，而脐与筋无不病矣。防己治肾中之湿，而脐与筋中之湿尽消，非入肾而又入脾肝之谓也。防己入肾，不入肝脾，何必固疑乎。

荆芥

荆芥，味辛、苦，气温，浮而升，阳也，无毒。能引血归经，清头目之火，通血脉，逐邪气，化瘀血，除湿痹，破结聚，散疮痍。治产后血晕有神，中风强直，亦能见效。但入之血分之药中，使血各归经，而不至有妄行之虞；若入之于气分药中，反致散气之失。荆芥性升，与柴胡、升麻相同，乃柴胡、升麻入之补气之中，能提气以升阳，而荆芥独不能者，以荆芥虽升而性浮动，补阳之药，尤恶动也。血过凝滞，荆芥之浮动则易流，所以可引之以归经。气易散乱，荆芥之不更助其动乎。气过动必散，此所以不可用之于补气之药耳。

或问荆芥引经，走血分甚速，走气分甚迟，前人言之，而子尚未阐扬，愿畅谈之。曰：荆芥本阳药，而非阴药。阳入阴则行速，阳入阳则行迟。夫阳属气，而阴属血。血行迟，而气行速。荆芥入血而速者，乃血行迟，而若见荆芥之行速也；荆芥入气而迟者，乃气行速，若见荆芥之行迟也。非荆芥走血分甚速，气分独迟也。

或问荆芥引血归经，亦有引之而不归经者乎?夫荆芥炒黑，则引血归经，生用则引气归经。引血归经者，有益于血者；引气归经者，有益于气。有益于血者，血无乱动之虞；益于气者，气有过动之失。气过动，而血不能静矣，故用荆芥必须黑炒也，炒黑以治，无不归经也。

或问荆芥亦能入肾乎?荆芥何能入肾。虽然用之补肾药中，未尝不可入肾，但必须炒至纯黑，则肾属黑，正可同色以相入。夫荆芥之药，本不必引入肾经。盖肾有补而无泻也，虽肾亦有感邪之日，祛肾中之风邪，风药原无几味，与其药用豨莶、防己之类以伐肾中之邪，不若用炒黑荆芥，虽散邪，而不十分耗正之为得也。

白芷

白芷，味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入手足阳明二经，又入手太阴之经。治头痛，解寒热中风，止崩漏、赤白带，血闭能通，散目中痒，止痢消瘕，治风通用，定心腹血痛，尤可外治各疮痈痔漏，消毒生肌，杀蛇虫。此药可为臣使，未可恃之为君，止外治可以为君耳。盖白芷辛散，多服恐耗散元阳也。

或问白芷散气，外治独不俱其坏事乎?子之何虑之深也。此药修合之时，便可验其有无之效。我有一法辨之尤佳。凡买白芷治病，其色皆白，待回家中修合，忽变为黑色者，不必修合之也；变为微黄色者，半效；变为老黄色者，效少；变为黄黯色者，无效也。辨其色之白者，多用之即愈。否则，递减用药，又何至外治散人真气哉。此药尤灵，故善变色。老医自有知之者，非创说也。

细辛

细辛，味大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入手足少阴。止头痛如神，治诸风湿痹，尤益肝、胆之经。肾得之而温。利窍清痰，止迎风泪眼，疗妇人血闭，祛在里之寒邪。口臭齿肿，含漱亦良。但止可少用，而不可多用，亦止可共用，而不能独用。多用，则气耗而病增；独用，则气尽而命丧，可不慎欲。

或问细辛既能温肾，自是补剂，何故又散气耶?夫细辛，阳药也，升而不沉，虽下而温肾中之火，而非温肾中之水也。火之性炎上，细辛温火，而即引火上升，此所以不可多用耳。

或问细辛散人真气，何以头痛能取效?盖头为太阳之首，清气升而浊气降，则头目清爽。惟浊气升，而清气降，则头目沉沉欲痛矣。细辛气清而不浊，故善降浊气而升清气，所以治头痛如神也。但味辛而性散，必须佐之以补血之药，使气得血而不散也。

麻黄

麻黄，味甘、辛，气寒，轻清而浮，升也；阳也，无毒。入手足太阳经，手太阴本经、阳明经。荣卫之药，而又入足太阳经、手少阴经也。发汗解表，祛风散邪，理春间温病，消黑斑赤痛，祛荣寒，除心热头痛，治夏秋寒疫。虽可为君，然未可多用。盖麻黄易于发汗，多用恐致亡阳也。

或问麻黄既是太阳经散荣表肌圣药，凡太阳经有荣邪未散，而表症未解者，似宜多用之矣，而子何戒人多用也?夫君药原不论多寡也。太阳荣邪，能用麻黄，即为君主，用之则邪自外泄，而不必多用之者，盖麻黄少用，邪转易散；多用，则不散邪，而反散正矣。

或问麻黄易于发汗，用何药制之，使但散邪，又不发汗耶？曰：麻黄之所尤畏者，人参也。用麻黄而少用人参，则邪既外泄，而正又不伤，何致有过汗之虞。俏疑邪盛之时不宜用参，则惑矣。夫邪轻者，反忌人参：而邪重者，尤宜人参也。用人参于黄汤中，防其过汗亡阳，此必重大之邪也，又何足顾忌哉。

或问麻黄误汗，以致亡阳，用何药以救之乎?曰：舍人参无他药也。夫人参非止汗之药，何以能救麻黄之过汗。盖汗生于血，而血生于气也，汗出于外，而血消于内，非用人参以急固其气，则内无律液之以养心，少则烦燥，重则发狂矣。此时而欲用补血之药，则血不易生；此时而欲用止汗之药，则汗又难止。惟有人参补气，生气于无何有之乡，庶几气生血，而血生汗，可以救性命于垂绝，否则，汗出不已，阳亡而阴亦亡矣。

或问麻黄善用之则散邪，不善用之则散正，何不示人以一定之法，无使误用也。夫用麻黄，实有一定之法，而世人未知也。麻黄散营中之邪也。见营中之邪，即用麻黄，又何误哉。惟其不能明辨营中之邪，所以动手即错。而营中之邪，又尤易辨也。凡伤寒头疼除，而身热未退，即邪入营矣，便用麻黄，邪随解散，又宁有发汗亡阳之虑哉。夫亡阳之症，乃邪未入于营，而先用麻黄以开营之门，而方中又不入桂枝，以解卫中之邪，复不入石膏以杜胃中之火，此所以邪两无所忌，汗肆然而大出也。倘合用桂枝、石膏、麻黄三味同入，必不至有阳亡之祸矣。

或疑麻黄一味乱用，己致出汗亡阳，何以合桂枝、石膏同用，反无死亡之祸，此仆所未明也。不知药单用则功专，同用则功薄。麻黄单用，则无所顾忌，专于发汗矣。苟有桂枝同用，则麻黄寒，而桂枝热，两相牵掣，而有以夺其权；苟有石膏同用，则石膏重，而麻黄轻，两相别而得以争其效，虽汗出而不致亡阳，又何有暴亡之惨哉。

或疑慎用麻黄，宜少而不宜多，乃何以亦有少用而亡阳者乎?此盖用之不当，虽少，阳亦亡也。故医贵辨症分明，不在用药谨饬也。

或疑麻黄有初病伤寒而即用，亦有久病伤寒而仍用者，又是何故?盖在营之风邪未散也。而在营之风邪未散，何从而辨?身热而畏寒者是也。凡见伤寒之症，虽时日甚久，而身热未退，又畏风寒，非前邪未退，即后邪之重入，宜仍用麻黄散之，但戒勿多用耳。盖初感之邪其势盛，再感之邪其势衰。邪盛者，少用而邪难出；邪衰者，多用而邪易变也；

或疑麻黄善变，何法以安变乎?不知麻黄未尝变也，人使之变耳。如宜汗不汗，不用麻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汗之，又用麻黄始汗大出，甚则出而不已，邪亦口口口口不死者幸也。可见，防变之道，不在麻黄之不汗，而在麻黄之过汗也。宜麻黄之发汗，汗之而变不生；不宜麻黄之发汗，汗之而变必甚。然则防过汗可也，何必防麻黄，而求安变之法哉。

或问麻黄性寒，而善治风邪，殊不可解矣。伤寒初入于卫，原是寒邪。因入于卫，得卫气之热，而寒变为热矣。邪既变为热，倘仍用桂枝汤，欲以热散热，安得而不变为更热乎。故仲景夫子不用桂枝之热，改用麻黄之寒，祛邪从营中出也。从来治风之药，未尝不寒者，以寒药散寒邪，似乎可疑，今以寒散热，又何疑乎。

或问麻黄气温，而吾子曰气寒，缪仲醇又曰味大辛，气大热，何者为是乎?曰：麻黄气寒，而曰微温犹可，曰热则非也。盖麻黄轻扬发散，虽是阳药，其实气寒。若是大热，与桂枝之性相同，用桂枝散太阳寒邪，不必又用麻黄散太阳热邪矣。惟其与桂枝寒热之不同，虽同入太阳之中，而善散热邪，与桂枝善散寒邪迥别。故桂枝祛卫中之寒，而麻黄解营中之热。不可因桂枝之热，以散太阳之邪，而亦信麻黄为大热也。

或疑麻黄性温，而吾子辨是性寒，得毋与仲景公伤寒之书异乎?夫仲景夫子何曾言麻黄是温也。观其用麻黄汤，俱是指太阳邪气入营之病。邪在卫为寒邪，入营中为热，此仲景夫子训也，铎敢背乎。此所以深信麻黄是寒，而断非热也。

或问麻黄发汗，而麻黄根节止汗，何也?此一种而分两治者，亦犹地骨皮泻肾中之火，而枸杞子补精而助阳也，原无足异。惟是麻黄性善行肌表，引诸药至卫分，入腠理，则彼此同之，故一用麻黄之梗，发汗甚速，一用麻黄之根节，而止汗亦神也。

或问麻黄世有用之数两以示奇者，宜乎?不宜乎?此杀人之医也。麻黄易于发汗，多用未有不亡阳者，安能去病而得生哉。然而世人敢于多用者，必郁结之症，有可解之状，多用麻黄，以泄其汗，则汗出而郁亦解，犹可。倘见身热无汗，绝非郁症，而多用麻黄，未有不汗出如雨，气喘而立亡者，可不慎哉!

或问人不善用麻黄，以致发汗亡阳，将何药同麻黄共用，以救其失平?夫麻黄，发汗之药也，制之太过，则不能发汗矣。宜汗而制之，使不汗，本欲制麻黄以救人，反制麻黄以杀人乎。无已则有一法，遇不可不汗之症，而又防其大汗，少用麻黄，多用人参，同时煎服，既得汗之益，而后无大汗之虞，则庶乎其可也。

或问王好古论麻黄治营实，桂枝治卫虚，是以二物为营卫之药也。又曰心主营为血，肺主卫为气，故以麻黄为手太阴肺之剂，桂枝为手少阴心之剂，即李时珍亦以麻黄为肺分之药，而不以为太阳经之药。其论可为训乎?曰：不可也。盖桂枝入卫，而麻黄入营，虽邪从皮毛而入，必从皮毛而出，但邪由皮毛既入于卫，必由卫而入于营矣。是邪在太阳，而不在肺也。传经伤寒，无由营卫而入心者。若入于心，且立死矣，桂枝亦何能救乎。若二人之论，皆似是而实非，予不得不辨之以告世也。

葛根

葛根，味甘，气平，体轻上行，浮而微降，阳中阴也，无毒。入胃足阳明，疗伤寒，发表肌热。又入脾，解燥，生津止渴。解酒毒卒中，却温疟往来寒热，散疮疹止疼，提气，除热蒸。虽君药而切戒过用，恐耗散人真气也。

或问葛根解寒传营之圣药，何以有时用之以解营中寒邪，而风邪不肯散，得毋葛根非解营之圣药耶?夫葛根实解寒伤营之圣药也。因人多用，反致伤营之正气，正气伤，而寒邪欺正气之弱，不肯外泄，反致无功。盖葛根轻浮，少用则浮而外散，多用则沉而内降矣。

或问葛根解肌表之邪，何以仲景张公用之于葛根汤中，以入阳明耶?曰：葛根原是阳明之药，少用则散肌中之风，多用则解胃中之热，一物而可以两用也。况寒邪由营以入府，邪入胃中，而未必尽入胃也，半入于胃，而半留于营。用葛根，则营卫不两解乎，此葛根汤所以用葛根也。

或问用葛根以退胃中之邪热，而胃之热不能去，胃之邪不能解，必用石膏白虎汤而后解，似乎葛根非阳明之药也。不知葛根止能退阳明初入之邪，不能退阳明变热之邪。变热之邪，必须用石膏，而不可用葛根，非葛根不是阳明之药也。

或问葛根解肺之燥，何以又入胃中，以解肌中之热，得毋有误乎?非误也。葛根体轻则入肺，下降则入胃，又何疑焉。惟是解胃中之热、即所以解肺中之燥，不可不知其义也。伤寒肺燥者，邪入于胃也。胃热则火炽，火炽则金燥，胃本生肺，过燥，则生肺者转克肺矣。葛根解胃中之热，热解而火息，火息而土之气生，土之气生而金之气亦生，金之气生而肺之燥自解。用一葛根，肺与胃已两治之矣，不必解胃中之热，又去解肺中之燥也。

或问葛根发表除热，而表不能发，热不能除者，何故?此不善用葛根之故也。葛根轻清，少用则遂其性而上行，多用则违其性而下降。夫风邪在外，宜引而外出，不宜引而内入。火邪炎上，宜引而上散，不宜引而下散，乃不少用以遂其性，反多用以违其性，自然风邪不外出而内入，火邪不上散而下攻矣，欲其发表除热得乎，此葛根所以宜善用也。

或疑葛根发表解肌热，与麻黄功用相同，何以麻黄在亡阳之列，而葛根独不之戒耶?盖葛根未尝不能亡阳，但较麻黄则少轻耳，不然，亦何必劝人少用，而不可多用乎哉!

或疑葛根散邪而不补正，今人用之者甚多矣，未见其害人也。曰：葛根耗人元气，原在无形。天下有形之损，其损小；无形之损，其损大，不可不知也。

或问葛根轻清之味，耗人之元气亦必不甚，安有损于无形者大乎?夫元气甚微，损伤于无形，从何而知其非大耶?大凡气之重者可防，味厚者可辨。葛根之味则淡也，气则微也，宜乎世不用信之，然铎实闻诸异人之言，故告世共知之，诚以淡之中而有危，微微之内而有死法，杀人于气味之外耳。

威灵仙

威灵仙，味苦，气温，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无毒。入各经络。消肠中久积痰涎，除腹内痃癖气块，散爪甲皮肤风中痒痛，利腰膝胫踝湿渗冷疼，尤疗折伤，治风湿各病，皆宜用之，以其十二经络无处不到也。但其性走而不守，祛邪实速，补正实难。用之于补气补血之中，自得祛痛祛寒之效。倘单备此一味，或滚酒长饮，或为丸颇服，未有不散人真气，败人之血者也。

或问威灵仙乃攻痰去湿妙药，子谓散人真气，败人活血，是威灵仙乃害人之物，非益人之物乎?曰：吾戒人长饮频服者，恐风痰邪湿已去仍用之，非教人风痰邪湿之未去而用之，故戒之也。

秦艽

秦艽，味苦、辛，气平、微温，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无毒。入大肠之经。养血荣筋，通利四肢，能止诸痛，通便利水，散黄疸。又止头风，解酒毒，疗肠风下血。但小有补血，终非君药。前人称其能去骨蒸传尸，此乃所不敢信也。

或问秦艽散风邪之品，前人称其能去骨蒸传尸，而吾子不敢信，便余疑信相半，幸为我论之。曰：骨蒸，痨瘵之渐也，内无真阴之水，以冲养其骨中之体，故夜发热而日不热也。且夜热之时，在骨中内，皮之热反轻。此非外有邪犯，又非邪入肾中，乃精自内空。必须填补真阴，少加退阴火之味，始能奏效。秦艽止能散内风，病既无风，用之不益加内热乎。传尸之症，乃痨瘵之已成也，内生尸虫，食人精血，以致咳嗽不止，日事补阴尚难，秦艽况益之以散风利水之药，以重其虚乎。此余之所不敢信，又天下之所宜共信余之言者也。

薄荷

薄荷，味辛苦，气温，浮而升，阳也，无毒。入肺与包络二经，又能入肝、胆。下气冷胀满。解风邪郁结，善引药入营卫，又能退热，但散邪而不耗气，与柴胡同有解纷之妙。然世人止知用柴胡，不知薄荷者，以其入糕饼之中，轻其非药中所需也。不知古人用入糕饼中，正取其益肝而平胃，况薄荷功用又实奇乎。惟前人称其退骨蒸之热，解劳乏之困，乃未免虚张其辞。余尝遇人感伤外邪，又带气郁者，不肯服药，劝服薄橘茶立效。方用薄菏一钱、茶一钱、橘皮一钱，滚茶冲一大碗服。存之，以见薄荷之奇验也。

或问薄荷实觉寻常，子誉之如此，未必其功之果效也?曰：余通薄荷之实耳。薄荷不特善解风邪，尤善解忧郁。用香附以解郁，不若用薄荷解郁更神也。

或问薄荷解风邪郁结，古人之有用之否?昔仲景张夫子尝用之，以解热入血室之病，又用之以治胸腹胀满之症，子未知之耳。夫薄荷入肝、胆之经，善解半表半里之邪，较柴胡更为轻清。木得风乃条达，薄荷散风，性属风，乃春日之和风也。和风，为木之所喜，故得其气，肝中之热不知其何以消，胆中之气不知其何以化。世人轻薄荷，不识其功用，为可慨也。

香薷

香薷，味辛，气微温，无毒。入脾、胃、心、肺四经。主霍乱，中脘绞痛，治伤暑如神，通小便，散水肿，去口臭，解热除烦，调中温胃，有彻上彻下之功，拨乱反正之妙，能使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也。但宜冷饮，而不可热饮，宜少用，不可大用。少用，助气以祛邪：大用，乃助邪以耗气；冷饮，乃顺邪解暑；热饮，乃拒邪以格热，此又用香薷者所宜知也。

或问香薷解暑，宜有暑气，尽可解之，何以有解有不解也?岂多用之故，抑热饮之故耶?夫香薷热饮，多用固难见效，然又有冷饮少用又不效者。盖香薷止能散暑气之邪，不能助正气之乏也。正气虚，而后暑邪中，祛暑不补正气，焉能效耶。故香薷饮，宜多加参、术为妙。

或疑香薷祛暑，必须补正气，然有补正气以祛暑，而暑邪愈炽者，岂香薷不可用乎?抑正气不可补乎?曰：补正祛邪，王道也；单祛邪不补正，霸道也。补正多于祛邪，王道之纯也；祛邪多于补正，霸道之谲也。补正不敢祛邪，学王道误者也；祛邪又敢于泻正，学霸道之忍者。以上六者，皆能去暑。今谓补正气以祛暑气，是王霸兼施之道也，焉有暑气之不解，反谓暑邪愈炽，疑于正气之不可补哉。香薷用于补正之中，正千古不易之论也。

或问香薷用于补正之中，毕竟宜多宜少?曰：香薷解暑，感暑症者，自宜以香薷为君，多用之。倘元气素虚，又宜以香薷为佐，以补气之药为君。倘元气大虚，又不可以香薷为臣，以香薷为使，少少入之。总在人临症善用之也。

或疑香薷解暑之外无他用，《本草》称其功用甚多，又可信之乎?此固不可尽信也。然暑症多端，凡与暑症同时病者，香薷但有以治之，乃又不可谓香薷于解暑外，竟无他用矣。

萎蕤

萎蕤，味甘，气平，无毒。一名玉竹，即华佗所食漆叶青黏散中之青黏也。入心、肾、肺、肝、脾五脏。补中益气，润津除烦。主心腹结气，虚热湿毒。治腰脚冷痛，定狂止惊，眼目流泪，风淫手足，皆治之殊验。去黑(黑干)，泽容颜，乌发须，又其小者。此物性纯，补虚热，且解湿毒。凡虚人兼风湿者，俱宜用之，但其功甚缓，不能救一时之急，必须多服始妙。近人用之于汤剂之中，冀目前之速效，难矣。且萎蕤补阴，必得人参补阳，乃阴阳既济之妙，所收功用实奇。故中风之症，萎蕤与人参煎服，必无痿废之优。惊狂之病，萎蕤与人参同饮，断少死亡之病。盖人参得萎蕤益力，萎蕤得人参鼓勇也。

或问萎蕤，华元化加入漆叶，以黑这髭须，近人用之不验，何也?盖萎蕤原不能乌须，因得漆叶，乃能黑矣，然漆叶离萎蕤又无效，二味两相制，两相成，今人用之不效者，非轻重之不同，即服食之不如法。犹记楚大中丞林公讳天擎者，曾服此方，年七旬而须髯如漆。间其服食方法，二味各等分，子、午、卯、酉之时，各服三分，数十年如一日也。天下能如林公之服法者乎。或一日服、一日不服，或早服、晚不服，或分两之多寡不同，安得尽效哉。

或问萎蕤功用甚缓，今人皆比于人参之补益，谓人参之功验无力，萎蕤之功缓有成，然乎?否乎?嗟乎!萎蕤、人参，乌可同日论。人参有近功，更有后力，岂萎蕤之可比。惟是萎蕤功缓，久服实有专效，如中风痪症，佐人参为调理之药，殊有益耳。

或疑萎蕤为黄精之别种，黄精功用甚缓，宜萎蕤之功久缓，先生删黄精，取萎蕤，又谓之何?夫萎蕤实与黄精相同，删黄精而不姗萎蕤者，取其治痿废之症，宜于缓图而得效，为不同于黄精也。

蛇床子

蛇床于，味苦、辛，气平，无毒。治阴户肿疼且痒，温暖子宫，疗男子阴囊湿痒，坚举尿茎，敛阴汗，却癫痫，拂疮疡，利关节，主腰膝胯痛，祛手足痹顽，治产后阴脱不起，妇人无娠，尤宜久服，则功用颇奇。内外俱可施治，而外治尤良。若欲修合丸散，用之于参、芪、归、地、山茱之中，实有利益，然又宜乎阴寒无火之人，倘阴虚火动者，服之非宜也。

或问蛇床子外治实佳，内治未必得如外治。不知蛇床子内、外治无不佳也。吾言其内治之益。绝阳不起，用蛇床子一两、熟地一两，二味煎服，阳道顿起，可以久战，大异平日，非内治之尤佳乎?以之修合丸散，尤有久力。可见，蛇床子煎丸并用，无不佳妙。不可谓外治佳，内治不佳也。

或问蛇床子除熟地同用之外，何药更可并用?曰：蛇床子同黄芪各一两，兴阳信奇于用熟地，推之而当归可并用也，推之而白术可并用也，推之而杜仲可并用也，推之菟丝子可并用也。或健脾，或安神，或益血，要任人善用之何如耳，安在不可出奇哉。

或疑蛇床子乃外治之药，可妄言内治乎，试之杀人之咎将安归?曰：蛇床子实可内治，而世人以外治，而掩其内治之功，予所以表其奇也，岂好异哉。

龙胆草

龙胆草，味苦涩，气大寒，阴也，无毒。其功专于利水消湿，除黄疽，其余治目、止痢、退热、却肿，皆推广之言也。但此种过于分利，未免耗气败血，水去血又去，湿消气又消。初起之水湿黄疸用之，不得不亟；久病之水湿黄疸用之，又不可不缓。正未可全恃之为利水神丹、消湿除痹之灵药也。

或谓龙胆草治湿热尤利，疸病正湿热之病也，然用龙胆草以治黄疸，多有不效者，何也?黄疸实不止湿热之一种也，有不热又成黄病者，非龙胆草所能治也，龙胆草泻湿热，不能泻不热之湿也。

或疑龙胆草苦寒，虽为利湿热之要药，治黄之症，不能舍之他求，然多服损胃，黄疸之病未必全消，元气已失用矣。曰：治湿热与治虚火大异。湿热乃热结膀胱，虚火乃火炎于肾脏。热结于膀胱，不用龙胆之苦寒，乃膀胱之热不能下泻。湿且流于肢体，火炎于肾脏，一用知、柏之苦寒，乃肾脏之火不能下归，寒且留于脾胃。予辟用黄柏、知母之失，遇大寒之药，不论其治病之有益无益，尽戒人之不用也，不几因噎废食乎。龙胆草治黄疸，余所以教人亟用，而不可缓用也。

或问龙胆草治黄疸，何以有效、有不效?先生谓龙胆草，正治湿热之黄疸，非湿热者不能治，然实是湿热，仍不效，余不得其解也?夫湿热之不同也，久矣。湿热入肝者，其热易散；湿热入于胆者，其湿难祛。盖湿热之邪，无不从膀胱泻出也。胆主渗入，而不主渗出，膀胱止可泻胆中已出之湿，不能泻胆中已入之湿热。故在肝者易见功，在胆者难收效耳。

或问龙胆草不能泻胆中之湿热，又用何药以收功。予曰：泻湿热不用龙胆草，余未见其可也。然专用龙胆草，又苦不能去病。惟有如柴胡舒其胆中之气，使湿热之邪仍从外渗出，庶几难于收功者，变为易于收功乎，龙胆草正不必多用也。

或疑龙胆草利湿，利热中之湿也，不识又能利寒中之湿乎?曰：今人利湿，不问寒热，一见水症，尽用龙胆草以利湿。不知龙胆能泻湿热，又能泻湿寒，但消湿热其功速，消湿寒其功缓。速则去湿，而元气不伤，缓乃未免有伤元气矣。盖速乃龙胆草不必多用，而缓乃龙胆草势不得不久用矣。故利湿热宜用龙胆草，湿寒不宜用龙胆草。

泽泻

泽泻，味甘、酸、微咸，气寒，沉而降，阴中微阳，无毒。入太阳、少阳足经，能入肾。长于利水，去阴汗，利小便如神，除湿去渴之仙丹也。

或问泽泻，既是利水消湿之物，宜乎水去湿干，津液自少，胡为反能止渴？岂知泽泻不独利水消湿，原善滋阴。如肾中有水湿之气，乃所食水谷不化精而化火，此火非命门之真火，乃湿热之邪火。邪火不去，则真火不生，真火不生，乃真水不生也。泽泻善泻肾中邪火，泻邪火，即所以补真水也。苟非补肾火，六味丸中，仲景夫子何以用泽泻耶?夫肾有补无泻，泽泻补肾，非泻肾，断断无差。不然，何以泻水而口不渴，非泻邪水即所以生真水之明验乎。所以五苓散利膀胱，而津液自润也。

或曰泽泻泻中有补，敬闻命矣，然所泻者水而非火，吾子之谓是泻火，不亦异乎?盖泻火而不泻水，是有说焉。膀胱者，太阳之腑也，原属火，不属水。膀胱之水不能下通，本于寒者少，由于热者多。盖膀胱无火乃水闭，有火又水闭也。泽泻用之于五等散中，虽泻水，实泻火也，因其为泻火之味，所以用之出奇。不然，二苓、白术泻水有余，又何必借重泽泻乎。此泻火之确有至理，人未之思耳。

或问泽泻利多补少，而子必曰补，想因仲景张公用之于六味丸中，故曰泽泻利中有补。不独六味丸中为然，即五苓散中用之，何独不然。凡小便不利之人，未有口不渴者，一利小便而口渴解。五苓散，利小便也。利小便而口渴解者，口中生津液也。五苓利小便之水，去则无水以润口，宜其渴矣，乃不渴，而反生津液，非利中有补之明验乎?且小便之所以不利者，以膀胱之有邪火。膀胱有火，乃热干津液而口渴。泽泻在五苓散中逐邪火而存真水，火去乃水自升，水升乃津液自润，津液润，而灌注于肾宫。谁谓泽泻有泻而无补乎。

或问泽泻用于六味丸中，乃泻中有补，不识用于八味丸中何意?曰：有深意也。夫肾中无火，故用八味地黄丸于水中补火也。然而火性炎上，不用药以引其下行，乃龙雷之火未必不随火而沸腾。而用下行之药，但有泻无补，又恐补火而火仍随水而下泄，又复徒然。使下行，但有补无泻，又恐补火而火不随水而下泄，乃补火大旺，必有强阳不倒之虞。妙在泽泻性既利水，而泻中又复有补，引火下行，泻火之有余，而不损火之不足，辅桂、附以成其既济之功。谁谓仲景公用泽泻于八味丸中，竞漫无妙义哉。

或问泽泻举世皆以为泻，先生独言泻中有补，且各尽宣其异义，不识八味、六味、五苓之外，更有何说以广鄙见乎?夫泽泻之义，于三方可悟其微，三方最尽其妙。泽泻不特泻火之有余，而且泻水之有余；不特不损火之不足，而且不损水之不足。此泻中有补，前文尽宣。然而，功不止此。泽泻更能入于水之中，以补火之不足；入于火之中，以泻水之有余。虚寒之人，夜多遗溺，此火之不足也，势必用益智仁、山茱、五味子之类，补以收涩其遗矣。然徒用酸收之味，不加咸甘之品于其中，乃愈涩而愈遗，泽泻正咸甘之味也。入于益智、山茱、五味子之内，遗溺顿痊。若非利中补火，不更助其遗乎?虚热之人，口必大渴，此水之不足也，势必用元参、生地黄、沙参、地骨皮、甘菊之类泻火，滋润其渴矣。然徒用苦寒之味，不加甘咸之品于其中，乃愈止而愈渴。泽泻正甘咸之味也，入之于元参、生地、沙参、地骨皮、菊花之内，口渴自愈。若非利中补水，不益增其渴乎?此泽泻之微义又如此矣。

或疑泽泻有功有过，但言其功，而不言其过，恐非持论之平。不知泽泻利水，单用乃有功有过，共用乃少过多功。盖单用可以泻水盛之人，不可以泻水虚之子，泻水盛乃有功，泻水虚乃有过也。共用宜于补剂，不宜于攻剂，补虚乃多功，攻实乃少过也。有过有功，是人之不善用也，与泽泻何过哉。

或问扁鹊公云多服泽泻病人眼，是泽泻过于利水，非补阴之药矣?此非扁鹊公之言，乃后人记而传之者也。泽泻用之六味、八味诸肾药中，但补而无泻，多服、久服，正得大益，又安能损目哉。惟肾气乏绝，阳衰流精，肾气不固，精滑目痛，不可单服泽泻，以虚其虚。若入于群补肾药中，又正无害也。

元参

元参，味苦、咸，气微寒，无毒。忌铜器，犯之噎喉丧目。入肺、肾、胃三经。强阴益精，补肾明目。治伤寒身热支满，忽忽如不知人；疗温疟寒热往来，洒洒时常发颤；除女人产乳余疾，祛男子骨蒸传尸，逐肠风血瘕坚癥，散头下痰核痈肿。乃枢机之剂，领诸气上下，肃清而不致浊，治空中氤氲之气，散无根浮游之火，惟此为最。前人之论如此，近有轻之不用，即用之，不敢多。岂知元参乃君药，实可恃之夺命以救人者乎。夫天下尤难洽者，火症也；火症之中，尤难降者，无如胃、肾之二火。肾火沸腾，乃龙雷之火也，其势尤烈，以苦寒折之，反致增焰，焚林劈木，每在阴寒大雨之时，夏日炎氛之间，一遇凉风白露，龙雷收藏矣。故以苦寒直治，不若以微寒从治。元参正微寒之品，而又善散浮游之火，治之正复相宜，此治肾火之所必需也。若胃火之起，势若燎原，不尽不止，往往热气腾天，火星口出，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见水而入。苟不以辛凉大寒之药救之，乃发狂亡阳，立时身丧，此非急用白虎汤不可。然石膏过寒，多服损胃，虽一时救急，不可以善后。元参治空中氤氲之气，泻火正其所长。石膏之后，即续之以元参，则阳火自平，而阴火又长，何至有亡阳之惧乎，此又治胃之所必需也。但勺水难以救焚，反致至焰。若胃火乃阳火也，必多用元参，然后可以遏其势；而肾火乃阴火也，亦必多用元参，然后可以息其炽。况元参原是君药，多用始易成功，少用反致偾事，不妨自一两用至五、六两，以出奇制胜。倘畏首畏尾，不敢多用，听其死亡而不救，冀免于无过难矣。吾愿行医者，闻吾言而重用元参，以治胃、肾之二火可乎。

或问元参以退胃、肾之火，既不损胃，又且滋阴，但必须多用，不妨一两以用至五六两，毋乃太多，恐脾胃难于承受，万一变生饱闷、不欲饮食之症奈何?噫!未免过虑矣。夫胃、肾之火上腾者，由于下之无水也。火旺之极，乃水亏之极，水不亏，乃火不旺。天地之道，阴阳之道，阴阳所以相根。人身之中，水火原以相召，有水以制火，乃火安平，下焦断不沸越于上焦也。故火不得水乃已，一得水乃相安，敛戢甚神且速也。然乃火之腾空，正望水不可得，惟恐水之细微，不足以解其燥烈之炎氛，岂有得滂沱反厌恶作祟之理。是以入于胃而胃苏，入于脾而脾乐，况胃、肾二火炎上，各经之水皆烁，水即滂沱，尚恐分润之不足，何至有触留于补，胃艰于承受，致生饱闷不欲食之症哉?此必无之事，可放胆用之。而吾犹以为少耳，更当佐之以麦冬，益之以生地、甘菊，庶几同群共济，有露足之快也。

或疑元参退浮游之火，退上焦之虚火，非退下焦之虚火。吾子盛称其功，得无错认肾中之火上游耶?非错也。夫浮游之火，正下焦之火，非上焦之火。凡火在上焦者，盛易消；火在下焦者，炎难息。元参解下焦之火，故非多用，不能成功。盖上焦之火，肺火也、心火也。肺火用黄芩，心火用黄连，不易之法也。肺火虽盛，黄芩用二钱，无不清凉；心火虽烈，黄连用三钱，无不消灭。正以上焦之火，原易炎上，又易解故也。若下焦之火，非出之于肝木，即出之于肾水。肝、肾之火，皆龙雷之火也，忽然上腾，忽然下降，其浮游无定之状，实予人难以捉摸，非大用元参，乃水不足济火，其焚林劈木之威，有不可言者矣。人见用元参不能降火，谁知是少用元参，不能以益水耶。总之，实火可泻，而虚火可补。泻实火，可少用寒凉，而泻虚火，必须多用滋润。此元参退肾、肝之虚火，断宜多用以定浮游，切戒少用以增其酷烈也。

或疑元参退浮游之火，火退又用何药，使浮游之火不再浮游，抑仍用元参为善后之策乎?夫元参可以退一时之火，安能退久远之火。火性炎上，非水不足以济一时之急；火性又善藏，非水不足以救万火之炎。用元参以降火，随用肉桂以安火，大用元参，而少用肉桂，或佐之以纯补真阴之药，自然火得水以相制，火得水而潜藏，又何至再为浮游哉。

或疑元参用之于肉桂之中，恐寒热之未宜，此乃未知阴阳之妙矣。夫阴阳之道，彼此相根，无阴，乃阳从何生；无阳，乃阴从何长。元参得肉桂，乃阴易生；肉桂得元参，乃阳又易长。惟阳长而后阴消，阴消于下，而火不腾于上矣。二味合用，正阴阳之妙用也。

或疑阴阳平而后无病，今用元参、肉桂，一多一少，吾恐轻重不同，阴阳不得其平也。夫阴阳之不平也，久矣。诚观天地，无不阴多于阳，群阴之中，得一阳而安，倘阳多于阴，乃成酷烈世界矣。人一身之中，五脏七府，无非火气，然非水气之溺满，乃又成焦枯腹体矣。所以，补阴之药不可不多，而补阳之药不可不少。盖阴旺，则水旺可以制火；若阳旺，则乃火旺，必至烁水矣。用元参滋补，必宜多；肉桂益阳，必宜少。二味一多一少，似乎阴阳之不得其平，谁知阴多于阳，正阴阳两得其平哉。

或疑元参降火，又要知母、黄柏之流亚也，先生戒知母、黄柏之不宜轻用，又劝人治浮游之火者多用元参，何其自相背谬乎。非谬也。元参微寒，非大寒。大寒之地，草木不生，微寒之地，草木更茂。所以弃知母、黄柏，而用元参、地骨也。况元参、地骨微寒之中，又有滋补之味，异于黄柏、知母甚远，乌可同类而并论哉。

或疑寒凉既有损于脾胃，而微寒之药岂无损哉。夫治病去其甚者，未可一概尽去。吾患黄柏、知母过于寒凉，非尽谓寒凉之不可用也。故倘知母、黄柏尚称其功，以示可用，岂元参、地骨微寒之药，而反去之乎。况元参、地骨治虚火之内热上游，实有殊功，余又何可不亟为表扬，以劝世之必用哉。

或问元参微寒，何以能泻浮游之火耶?盖火分虚、实，实火宜大寒之品，以降其炎腾之势；虚火宜微寒之味，以引其归敛之途。元参泻中有补，治虚火实宜，浮游之火，正虚火也，故亟需之耳。

或问玄参何宜于肾?曰；肾水虚，则寒而湿，宜用温以补之。肾火虚，则热而燥，宜用凉以补之。故玄参一味，特为肾脏君药也。

沙参

沙参，味苦而甘，气微寒，无毒。入肺、肝二经。治诸毒，排脓消硬，宁五脏，益肺补肝，止疝气绞疼实神，散淫风痒，除邪热，去惊烦。可为君药，但其功甚缓，必须多用分量为得。易老用代人参，乃过矣。说者论其能安五脏，与人参同功，又云人参补五脏之阳，沙参补五脏之阴，皆不知沙参之功用，而私臆之也。夫沙参止入肺、肝二经，诸经不能俱入也。既不能俱入，何以《本草》言其能安五脏。不知人身肺、肝病，乃五脏不安矣。沙参能滋肺气，乃上焦宁谧，而中、下二焦安有乱动之理。沙参又能通肝气，肝气通，乃中、下二焦之气又通。下气既通，岂有逆犯之变哉。此上焦又安其位，无浮动之病也。安五脏之义如此，古今差会其意，谓沙参能安五脏，用之以代人参，误矣。然乃沙参非补阴之物乎?沙参不补阴，如何能入肝、肺之经。沙参益肝、肺二脏之阴，非补心、脾、肾三脏之阴也，且阴阳之功用不同，人参补阳，能回阳于顷刻；沙参补阴，乃不能回阳于须臾。故人参少用，可以成功：而沙参非多用，必难取效。是沙参不可以代人参，又明矣。

或问沙参益阴，何以能治疝气？前人但言其功，未彰其义也。夫沙参治疝，此缪仲醇之言也。其所以能治之故，仲醇又未明言，余当畅其故。凡疝病、成于湿者居其六，成于房劳而得风者居其三，成于胎气者居其一，然皆阴虚邪中之也。沙参补阴，阴足邪自难留。况沙参又善消诸硬，疝症之不能久愈者，正以腹中有硬也。沙参消硬，而病无巢穴，不攻自散矣。沙参治疝之义如此，而余更有说焉。沙参治疝，必须多用以益阴，少加野杜若根佐之，乃奏功更神。有沙参补阴为君，又得杜若根攻邪为佐，乃攻补并用，又何各疝病之不尽拔其根株哉。

或疑沙参益阴，为补阴圣药，何以仲景张公不入之于地黄丸中?夫地黄丸中之若干药，皆并入阴中，沙参止补肝、肺之阴，所以仲景夫子不取也。虽肺为肾之母，肝为肾之子，子母可以同治。然而既欲独补肾，又顾母补肺，又顾子而补肝、胆，肹于子母之间，补肾功力反分纷而不全，故弃不用也。倘或肺气大虚，不妨加沙参，同麦冬、五味，入之丸中，为肺、肾之两治；倘或肝气大伤，不妨加沙参，同芍药、当归，入之丸中，为肝肾之双疗也。

或问沙参补五脏之阴，先生谓止补肺、肝之二脏，与前人之论大殊，何也?曰：沙参固能补五脏之阴，何以治肺、肝乃效，而治心、脾、肾则不效。安与补，各有义也。安者，宁静之辞；补者，滋润之谓。用沙参五脏宁静者，连心、脾、肾言：用沙参而滋润者，主肺、肝而言之也。用药先不知五脏之所益，何以治病哉。

或疑沙参补阴，不必论其补脏也。嗟乎。用药不知脏腑，又何以用药乎。知脏腑而用药，尚有不能取胜之时，况不知是补何脏之药，而昧昧从事，毋怪其用药之无功也。

地栗粉

地栗粉，即荸荠，又名乌芋。切片，晒干入药。最消痞积，与鳖甲同用最佳，又不耗人真气。近人未知之，余故特表出之。地栗有家种、野产之分，用药宜野产为佳。然无野产，即拣家种之佳者，切片，连皮晒干用之，不特消痞积，更能辟瘴气也。

或问荸荠，吴越人喜啖，而吴越人最多痞积，似乎荸荠非攻消之品也，且其味甘甜，宜带补性。不知荸荠独用，乃消肾气者，泻无补；与鳖甲、神曲、白术、茯苓、积壳之类并投，乃能健脾去积，有补兼攻。所以单食乃无功，而同用乃有益也。

丹参

丹参，味苦，气微寒，无毒。入心、脾二经。专调经脉，理骨筋酸痛，生新血，去恶血，落死胎，安生胎，破积聚癥坚，止血崩带下。脚痹软能健，眼赤肿可消。辟精魅鬼祟，养正祛邪，治肠鸣亦效。仅可佐使，非君臣之药，用之补则补。用之攻乃攻，药笼中所不可缺也。其功效全在胎产之前后。大约产前可多加，产后宜少用，自然成功多，而取败少也。

或问丹参世所共用，吾子又亟称之，吾恐损胃伤脾不少也。是言何变余之深也。虽然余誉丹参，一乃曰仅可佐使，再乃曰产后多用取败，非戒之辞乎。可用而用，非教人不可用而又用也。

白薇

白薇，味苦、咸，气平、大寒，无毒。入心、脾二经。主中风身热腹满，忽忽不知人事。疗温疟寒热酸疼，洒洒发作有时。狂惑鬼邪堪却，伤中淋露可除。利气益精，下水渗湿。此佐使要药，非君臣主药也。用之必须用参、芪、苓、术始可奏功。然又不可出二钱之外，以其大寒损胃也。

或问白薇却邪定神，是有益于正气之药，多用何伤?夫邪病多热，白薇寒以解热而却邪，非补正消邪也。大寒之物，多乃损胃，所以戒之也。

或问白薇功用止此乎?夫白薇功用不止此，而其尤效者，善能杀虫。用之于补阴之中，乃能杀劳瘵之虫也；用之健脾开胃之中，乃能杀寸白蛔虫也。以火焚之，可以辟蝇断虱；以酒敷之，可以愈疥而敛疮也。

茵陈

茵陈，味苦、辛，气微寒，阴中微阳，无毒。入足太阳、少阳之经。专治瘅症发黄，非黄症，断不可用。果是真黄病，可用之为君。但黄症又不同，有阴黄、阳黄，有热黄、寒黄、燥黄，有血黄、气黄之殊，不可不辨。世人一见发黄，全不分别，俱用茵陈，无引经之品共相佐使，所以有效有不效也，谨细陈之。

阴黄之病，其湿不甚，黄色又不深，下身黄，上身不黄者也，夜间反觉不安，小便反涩，日间小便反利，转觉安宁。治法宜用茵陈为君，佐之茯苓、泽泻、薏苡仁之类，或加之于五苓散亦妙。茵陈可用至三钱至五钱，不可越五钱之外，连服数剂，黄可尽退也。阳黄之病，其湿又不太甚，但黄色如金，上身眼目尽黄，而下身乃不黄者是也，日间小便艰涩，或痛或不痛，夜则安然自利。治法宜用茵陈为君，而佐之升麻、桔梗、茯苓、天花粉、麻黄、黄芩之类，数服即愈，茵陈必须多加五六钱也。

热黄之病，口必大渴，然多饮反觉不快，一身上下俱黄，眼目反觉色淡，小便时急数疼痛，其溺必如黄汗，盖热结膀胱而不得出耳。法又用茵陈为君，大约必须五钱为止，佐之龙胆草、炒栀子、芍药、茯苓、猪苓、泽泻之类，则火热泻，而黄又愈也。寒黄之病，一见水，则大吐不已，畏寒怕冷，腹中时痛，手按之始安，一身上下又黄，眼目自白，小便清长，夜间尤利，盖寒结于膀胱，命门无火以通，则水气流入于脾，而脾又寒虚，乃渗走于皮毛而为黄，其黄色必如秋葵之色者也。虽又用茵陈为君，但止可用至一钱，切戒多用，必须佐之白术、茯苓、山药、芡实、薏仁，少用附子数分以温补其命门之火，不须十剂，则全愈矣。

湿黄之病，全是水湿之气也，虽黄症俱是水湿，而湿黄之水湿更甚，一身上下、眼目、手足尽黄，且身必浮肿，按之如泥，又用茵陈四五钱，加入升麻、甘遂、牵牛、车前、泽泻之类，少升其气，使水尽从大、小便出，一剂水湿减去大半，而黄尽退矣，断不可服三剂。盖牵牛、甘遂性悍，多服恐伤人元气耳。燥黄之病，全非水湿，其外现之症，不过胸前之皮肉少黄，而一身上下、眼目不黄，此肺金燥极，黄发于胸前，乃假象也。然既已发黄，茵陈又不可全然不用，可用七八分，加入麦冬、栀子、芍药、陈皮、天门冬、元参、天花粉、白芥子之类，久服自愈，肺经不燥，而胸黄自除也。

血黄之症，上下一身、眼目俱黄，身必发热，胸必烦闷，腹必疼痛，此血瘀于腹中胸下，故变为发黄。伤寒症中，最多此病，论理可遵仲景夫子之方，照症分治。而余又酌定一方，以便世之采用。茵陈为君，加丹皮、牛膝、当归、栀子、川芍、大黄之品，一服而疼痛烦闷除，其黄必渐愈。苟或服药，仍然闷痛，必须加入水蛭一钱，其瘀血始解，发黄尽退也。气黄之病，身不发热，又无饱闷烦燥之状，但头面发黄如淡金之色，饮食知味，少若行动，便觉气怯不能动履，小便不数，大便反燥，然又不结，此气虚不能运此水湿之气，以成黄病者也。可用茵陈一二钱，加入人参、白术、黄芪、茯苓、车前子，大剂煎饮，自然气旺，黄色全消矣。居言至此，虽不敢谓黄症治法全备，然分病既清，用药无误，要不能越此范围。愿人之临症之时，细察而分治之可耳。

或问子论黄病，实发天地之奇，黄病岂尽于此乎?曰：更有一种，身不黄，足反黄，此湿热塞闭于中焦，乃脾胃之虚，不能化水也。又用茵陈加白术、茯苓、陈皮、甘草、白芥子、积壳、槟榔、白芍之类治之，则水渐利而黄渐去。倘身黄，而手足反不黄者，乃不治之症也。

青蒿

青蒿，味苦，气寒，无毒。入胃、肝、心、肾四经。专解骨蒸劳热，尤能泻暑热之火，愈风瘙痒，止虚烦盗汗，开胃，安心痛，明目辟邪，养脾气、此药最佳。盖青蒿泻火热，又不耗伤气血，用之以佐气血之药，大建奇功。可君可臣，而又可佐使，无往不宜也，但必须多用。因其体既轻，而性兼补阴，少用转不得力。夫人身最嫌火盛，泻火之药动必伤阴，欲其泻火不损阴者，原无多味，乌可置青蒿于无用之地耶。人身不离阴阳，火盛，则阴不生，阳不长，阴阳既不生长，势必阴阳不交而身病矣。倘不平其火，而徒补其阳，则火盛而阳益旺；不平其火，徒补其阴，则水燥而阴愈衰。故无论补阴补阳，总以平火为先务。然火又宜养，而不宜平。火过旺，则阴阳不生；过衰，则阴阳又不长。必寓补于平之中，而后阳得之安，阴得之而泰也。青蒿平火而又补水，此阴阳所以两宜之也。

或问青蒿退暑则有之，退虚热则未也，何以言之？以其有臭气，必然散气故耳。是未知青蒿者也。青蒿生于火道之旁，常夏日之炎蒸，而色更青翠，其得至阴之气者多矣。况气臭入肾，青蒿为补阴之药无疑，而疑其不能退虚热乎。夫阳药补阳，阴药补阴。青蒿既得至阴之气，其非阳药可知。既非阳药，而谓不能退虚火也，此则所不信也。

或疑青蒿至贱，而吾子誉之如神，真所谓臭腐而出神奇矣。顾青蒿何尝臭腐哉。以青蒿为臭者，薄之辞也。余尝行田野间，往往有一种□气亲人，不见之，知气从青蒿中出，是青蒿气香，非臭也。且其气能辟蝇虱，凡案间有青蒿，蝇不集也。夫蝇逐腐，畏青蒿而不集，其非腐可知。惜其丛生至多，人皆贱之，倘或为鲜产之物，吾不知若何珍之矣。青蒿实有至补之功，以臭腐轻之惜矣。

或问青蒿退阴火至速，何以前人并未用之，而吾子盛称其功效，亦又有所试而云然乎?曰：青蒿退骨蒸劳热，前人既言之，宁得不用之，何必余试而后信。且青蒿之退阴火、退骨中之火也。然不独退骨中之火，即肌肤之火，未尝不其泻之也。故阴虚而又感邪者，最宜用耳。

或问阴虚火盛者，用沙参、地骨皮，自是正法，今先生言青蒿退阴火，则用青蒿，可不必又用沙参、地骨皮矣?曰：是又不然。青蒿最宜与沙参、地骨皮共用，则泻阴火更捷。青蒿能别骨中之火，行于皮肤，而沙参、地骨皮只能凉骨中之火，而不能外泄也。

仙茅

仙茅，味辛，气温，有毒。入肾。治心腹冷气，疗腰膝挛痹，不能行走，男子虚损劳伤，老人失溺，无子，益肌肤，明耳目，助阳道，长精神，久服通神强记。中仙茅毒者，含大黄一片即解，不须多用大黄也。此种药近人最喜用之，以《本草》载其能助阳也。然全然不能兴阳。盖仙茅气温，而又入肾，且能去阴寒之气，以止老人之失溺。苟非助阳，焉能如此。而予独谓全不兴阳者，以仙茅之性，与附子、肉桂迥异。仙茅虽温，而无发扬之气，长于闭精，而短于动火。闭精，则精不易泄，止溺，则气不外走，无子者自然有子，非因其兴阳善战，而始能种玉也。予辨明其故，使世之欲闭其精者，用之以固守其精。而元阳衰惫，痿弱而不举者，不可惑于助阳之说，错用仙茅，归咎于药之不灵也。

或问仙茅闭精，而不能兴阳，其说甚创，然子论之甚辨，岂亦有试之而云然乎?曰：余论其性耳，何试为然，而余亦曾自试之矣。于平日之阳，亦未甚衰也，服仙茅半年，全然如故。余不得其意，后遇岐天师之指示，而始爽然自失也。仙茅闭精，而不兴阳，实身试而有验，乃阅历之语，非猜度之辞也。

附子

附子，味辛，气温、大热，浮也，阳中之阳，有大毒。大者为天雄，小者为川乌。天雄过热，不可用；川乌热太劣，不若附子之适子用也。制法：每个用甘草五钱，煮水一碗，将附子泡透，不必去皮脐尖子、正要全用为佳。取甘草至仁，以制不仁也。无经不达，走而不守，但可为臣使，佐群药通行诸经，以斩关夺门，而不可恃之安抚镇静也。去四肢厥逆，祛五脏阴寒，暖脚膝而健筋骨，温脾胃而通腰肾，真夺命之灵丹，回春之仙药也。用之当，则立刻重生；用之不当，则片时可死。畏之而不敢用，因循观望，必有失救之悲；轻之而敢于用，孟浪狂妄，又有误杀之叹。要在人辨寒热阴阳，而慎用之也。夫附子，阳药也，以阳治阴，最为相宜，以阳治阳，自然相恶。阳主热，而阴主寒，有如冰炭，何至错误。惟阳似阴，而阴似阳，以假乱真，往往杀人，惨于刀刀也。我今辨阴阳寒热之殊，便用附子者尽生人，而不再误杀人也。

阴热之症，乃肾水之耗，而肾宫之火不能下安于肾宫，上冲于咽喉口齿之间，其舌必滑者也。论理大补其真阴之水，水旺而火必自归。然而，徒补其水，火虽少衰，终不能一时骤降，少用附子，同肉桂入于六味地黄汤中，大剂冷服，下喉而火即消，归于肾内，上焦之热，尽化为清凉矣，此用附子以治阴热之秘法也。阳热之症，乃心火之盛，移其热于胃中，发狂而大叫，或失神而谵语，手足反现冰冷，而胸前膈上多有发斑者，必大渴呼水，而舌苔或红、或黄、或灰黑，必燥而峭，开裂成绫者也。论理不必从治，竟用三黄石膏直治其火，火泻而肾水不干，可免亡阳之祸。然火过于旺盛，用大寒之药，恐致格拒，尚不如加附子一片，重一分，入于三黄石膏汤中，以火从火，引苦寒之药下行，而不相背，热性过而寒性发，自能泻火邪于顷刻矣，此用附子以治阳热之秘法也。阴寒之病，乃寒邪直中于肾经，此伤寒之卒病也。肾受寒邪，命门之火自不能藏，欲遁出于躯壳之外，而寒乘胜追逐，犯于脾则腹痛，犯于肝乃胁痛，犯于心则心痛，或手足青者有之，或筋骨拘挛者有之，或呕或吐，或泻或利，甚则身青袋缩，死生悬于反掌，真危急存亡之秋也。探其舌必滑，急用附子二三钱、人参五六钱或一二两、白术一二两、干姜二钱，同煎服之，下喉而阳回寒散矣，此阴寒用附子之法有如此。阳寒之病，平素伤其脾胃之气，不能荣卫于一身，以致风寒但犯，发热恶寒，喜卧而不喜语言，喜静而不喜纷扰，与之饮食，又能知味，身虽热，而神思甚清，脉必细微，气必甚怯，此阳气不足，而邪乃中之也，其舌虽干而必滑，急用理中汤加附子一钱治之，正气足而邪自散矣。温甘除大热，非此之谓欤。阳寒用附子之法，又如此。知此四治，触类旁通，断无误用之失矣。

或问附子有毒，用之得当，可以一服即回阳，有毒者固如是乎？附子之妙，正取其有毒也。斩关而入，夺门而进，非藉其刚烈之毒气，何能祛除阴寒之毒哉。夫天下至热者，阳毒也，至寒者，阴毒也。人感阴寒之气，往往至手足一身之青黑而死，正感阴毒之深也。阴毒非阳毒不能祛，而阳毒非附子不胜任。以毒治毒，而毒不留，故一祛寒而阳回，是附子正有毒以祛毒，非无毒以治有毒也。

或问附子入之于三生饮中，救中风之垂绝，何以必生用之乎?此实有妙义存焉。夫中风，非风也，乃气虚而痰塞于心中，故一时卒中，有似乎风之吹倒也。若作风治，十死九矣。必须用人参为君，附子为佐，加之生南星、生半夏、生姜，而后可以开其心窍，祛逐其痰涎，使死者重生也。世人皆以为人参之功也，苟非附子，何以推荡而奠宁哉?然此时用熟附子，正恐未必神效，往往有缓不济事之优。必生用之者，取其无所牵制，则斩关突围而入，自能破劲敌于须臾也。药中用霸气而成功者，此类是软。

或问参附汤之治阴寒直中，又救一时之垂绝者，何以又不用生附子耶?夫熟附子之治直中阴寒也，欲救其回阳也。阴寒入于至阴之肾中，祛命门之火出外，而不敢归宫，真火越出，而阴寒乘势祛逐，元阳几无可藏之地，此时而不大用人参，则元阳飞出于躯壳之外矣。然而徒用人参，不佐之以附子，则阴寒大盛，人参何能直入于腹中，以生元阳于无何有之乡?既用附子，而不制其猛悍之气，则过逐阴寒，一往不顾，未必乘胜长驱，随阴寒而尽散热，必元阳无可归，而气又速亡。故必须用熟者，同入于人参之中，既能逐阴寒之外出，又且引元阳之内归，得附子之益，去附子之损，所谓大勇而成其大仁也。

或问附子阳药，宜随阳药以祛除，何以偏用之阴药以滋补乎?盖附子大热之品也，入于阳药之中者，所以救一时之急；入于阴药之中者，所以治久滞之苛。凡阳虚之症，宜用阳药救之，故附子可多用以出奇；阴虚之病，宜用阳药养之，故附子可少用以济胜。阳得阴而功速，阴得阳而功迟，各有妙用也。

或疑附子之功，有以少而成功者，又是何故?夫急症宜多，而缓症宜少，此用附子之法也。但古人有用附子止一片而成功，非藉其斩关夺门之神也。盖附子无经不达，得其气而不必得其味，入于经而不必留于脏，转能补气以生气，助补血而生血，而不至有增火增热之虞，反成其健土关胃之效也。

或问附子何以必得人参以成功，岂他药独不可制之乎?夫人参得附子则直前，无坚不破；附子得人参则功成，血脉不伤。至于他药，未尝不可兼投。然终不如人参与附子，实有水乳之合也。

或问缪仲醇论附子之害，其言又可采否?噫!仲醇之心则仁矣，而论证尚未尽善也。如言外寒，脾阴不足，以致饮食无味，喜饮冷浆及鲜果，血虚腹痛，按之即止，火炎欲呕，或干霍乱，或大疟寒热并盛，老人精绝，阳痿，少年纵欲伤精，阴精不守，精滑，脑漏，妇人血枯无子，血枯经闭，肾虚小便余沥，梦寐纷纭，行履重滞，痹症，中风僵仆不语，中风口眼歪斜，中风言语蹇涩，中风半身不遂，中风痰多神昏，阴症痈疽未溃，其三十一症，皆必须附子，十补阴，三补阳，始能夺命奏功。仲醇一概戒人勿用，庸医执滞不通，坚信不用附子以回阳，又何以生阴以续命乎?虽仲醇过于谨慎，与其乱用杀人于顷刻，不若烦用以听其自生。然病实可生，任其悠忽，因循失救，而奄奄坐已，又行医之过也。铎所以将仲醇所忌七十二症之中，摘其宜用附子者，表而出之，亦以其救病之延生，勿坐视听死也。

或问缪仲醇之过填，未必非全生之道，吾子以其所忌者，摘出以交之，必自万一杀人，过不在子乎?嗟乎!仲醇之所慎者，正病所不必慎者也。岂独不必慎，实症之不可慎者也。宜慎而不慎，与不可慎而又慎者，非至中之道也。

天南星

天南星，味苦、辛，气平，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有毒。入脾、肺、心三经。善能化痰，利隔下气，散瘀血，坠胎，破坚积，消痈肿。治中风不语，极能开关，兼治破伤风。又斩关夺门之将，可一用，而不可再用也。三生饮用之，佐附子以出奇，祛痰而化滞，非借其清肺而安心，故止可暂用耳。虽然三生饮中，若无人参为君，则附子、南星皆无用矣。即一三生饮，可以悟用药之妙也。

或问天南星消顽痰以开关，破积捣坚，其勇往之气，实又藉附子以鼓勇，无附子，恐不能如是之猛矣。或三生饮不可常用，在他方或可以常用乎?盖消痰之药，未有如南星峻猛者也。中风闭关，不得不用之斩关直入。若其他痰病，原未有关之坚闭，又何必用南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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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

半夏，味辛、微苦，气平，生寒，熟温，沉而降，阴中阳也。入胆、脾、胃三经。研末，每一两，用入枯矾二钱、姜汁一合，捏饼，楮叶包裹，阴干，又名半夏曲也。片则力峻，曲则力柔，统治痰涎甚验。无论火痰、寒痰、湿痰、老痰与痰饮、痰核、痰涎、痰结、痰迷，俱可用，但不可治阴火之痰。孕妇勿用，恐坠胎元。然有不可不用之时，暂用亦无碍。吐血家亦不可用，恐性愈动火也。片半夏为末，吹鼻中，可救五绝，并产后血晕甚效。

人身原无痰也，饮食入胃，化精而不化痰。惟肾中真火虚，则火沸为痰，亦肾之真水虚，则水泛为痰矣。火沸为痰与水泛为痰，虽原于肾，而痰乃留于脾也。半夏既治痰，岂难消化，况疾已入脾中，安在不能化之。然而终不能消者，以其能消已入脾中之痰，而不能断其将入脾中之痰也。盖肾中之痰也，必须肾气丸，始得逐之，非半夏所能祛也。半夏泄痰之标，不能治痰之本。半夏性沉而降，似乎能入至阴之中，然而阳多于阴，止可浅入脾阴，而不能深入肾阴也。况半夏泻阴，而不补阴，而肾又可补而不可泻，半夏欲入于肾，而肾所以不受也。半夏既不能入肾之内，又何以化肾中之痰哉。可见痰在脾为标，痰在肾为本，以脾之痰出于肾也。消脾之痰，不可以见标本之异哉。

肾气丸治痰，是择其本也。水不上泛为痰，何必更消其痰；火不上沸为痰，何必再清其痰。用肾气丸而痰已绝，用半夏以治标，恐反动其祛痰也。半夏燥气之药，再耗肾中之气，气一耗，则火动水燥，不生精而生痰，势所必至，不特无益，反害之矣。故既治本，不必更治标也。

或疑半夏性燥，故便于治湿痰也、不识用何药以制其燥，并可以治热痰乎?夫燥湿之性各殊，虽制之得宜，止可去其大过，而不能移其性也。然而未制其燥，与已制其燥，自然少异。铎有制法，并传于此。用半夏一斤、生姜片四两，先煮数沸，取起晒干。用桑叶一百片，水十碗，煎汁二碗，将半夏泡透，又晒干。复用盐一两、滚水一碗，又泡透，切片用之，则燥性去其六，湿之性得其四。寒热之痰，与水火泛沸之痰，俱可少用，以为权宜之计矣。然又止可暂用，而不可据之为久治也。

或疑制半夏，以治燥热之痰妙矣，恐反不宜于寒湿之痰，奈何?此则无容虑也。半夏性燥，治寒湿之痰正宜，制过燥，而无伤气之忧与损肺之失，正可用之而无恐也。

或疑半夏治湿痰，而不可治燥痰；治寒痰，而不可治热痰，俱闻命矣。痰之中，更有吐黑痰者，其故何也?吾观其人则甚健，谓是火，而口不渴，谓是虚，而肾不亏，又可以半夏治之乎?此乃邪结于肾之中，非痰塞于肺之窍也。此症本起于久旷之夫，思女色而不可得，又不敢御外色以泄精，于是邪入于肾中，精即化痰，而若吐有如墨之黑者矣。宜用于降火之药，佐之白芥子以消痰，而更用于荆芥之类，以散其火于血分之中。否则，必有失血之患，温疟之苦矣。数剂之后，身必畏寒，然后用于加味逍遥散，大用于半夏，以清其表里之邪，则寒热乃除去，而黑痰又乃以渐愈矣。此等之病症，尝实亲试之，而往往有效验也，故敢论之于书也。

蓬莪术

蓬莪术，味苦、辛，气温，无毒。入肝、脾二经，血分中药也。专破气中之血，痃癖可去，止心疼，通月经，消瘀血，治霍乱，泻积聚，理中气。乃攻坚之药，可为佐使，而不可久用。专入于气分之中以破血，虽破血，然不伤气也。蓬莪术与京三棱，同是攻坚之药，余舍三棱而取蓬莪者，以蓬莪破血，三棱破气也。夫血乃有形之物，破血而气犹不伤；气乃无形之物，破气而血必难复。气不伤，易于生血；气不复，艰于生气耳。

或问蓬获术入于气分之中以破血，吾疑血破而气亦破矣。夫入气以破血，又贤于入血以破气乎。蓬莪术入气以破血，三棱入血以破气。虽气血俱不可伤，而血郁于气之中，不得不消血也。然而，消药必伤气血，与其消气，不若消血，况原病于血之瘀也。蓬莪术专消气中之血，但破血而不破气。血有可破而破之，气无壅滞，无可破也，又宁破气哉。

骨碎补

骨碎补，味苦，气温，无毒。入骨，用之以补接伤碎最神。疗风血积疼，破血有功，止血亦效。同补血药用之尤良，其功用真有不可思议之妙；同补肾药用之，可以固齿；同失血药用之，可以填窍，不止祛风接骨独有奇功也。

或问骨碎补入骨，且能接续于损伤，不知亦可用之以补肾乎?骨碎补虽能入肾，而不能益肾也。夫骨者，乃肾之余，接骨即补肾也，何在肾之不能益乎。虽然，肾中之水乃无形之水，肾中之火亦无形之火也。骨碎补但能补有形之齿骨，不能补无形之水火。然而，有形之齿骨乃无形之水火所生，即谓骨碎补之能益补也，又何独不可哉。

泽漆

泽漆，大戟之苗也。味辛，气寒，阴中微阳也。退皮肤邪热，却面目浮肿，尤消水气。

或问泽漆，气味与大戟同，既删大戟，又取泽漆，岂玉枢丹中可不用大戟，而用泽漆乎。玉枢丹若改大戟为泽漆，则其功效更神。惟其用大戟，而不用泽漆，故止可祛邪，不可调和正气。然则，何不添入泽漆。不知止用大戟，尚有正气大伤之虑，乌可增其党羽以增损乎。

三七根

三七根，味甘、辛，气微寒，入五脏之经。最止诸血，外血可遏，内血可禁，崩漏可除。世人不知其功，余用之治吐血、衄血、咯血，与脐上出血、毛孔渗血，无不神效。然皆用之于补血药之中，而收功独捷。大约每用必须三钱，研为细末，将汤剂煎成，调三七根末于其中饮之。若减至二钱，与切片煎药，皆不能取效。

三七根，止血神药也，无论上、中、下之血，凡有外越者，一味独用亦效，加入于补血补气之中则更神。盖止药得补，而无沸腾之患：补药得止，而有安静之休也。

三七根，各处皆产，皆可用。惟西粤者尤妙，以其味初上口时，绝似人参，少顷味则异于人参耳，故止血而又兼补。他处味不能如此，然以治止血，正无不宜也。

万年青

万年青，味苦涩，气微寒。入肾经，专通任、督之脉。亦能入肺杀痨虫，治尸气，尤善黑须发，入之乌芝麻、山药、熟地、何首乌、小黄米、白糖之中，极效。但最难干，必人身怀之三日，方可磨为粉，入煎药内。惟是性寒，忌多用，多用则损气。大约乌芝麻前药各用一斤，万年青只可用十片，断断莫多用也。

万年青，最能杀虫于无形之中，然多用，则杀虫于顷刻，必须吐而出，未免大伤肺气，反有性命之忧。不若用之于补阴之内，潜移默夺，正既无伤，而虫又尽杀无遗也。

万年青之子，更佳于叶，凡叶用三片者，子只消用一粒。其功用与叶相同，亦乌须黑发、杀痨虫解尸气也。人家种此花，更能辟祟。

或疑万年青，古人并未有言及乌须者，子何足徵乎?铎实闻诸异人之言。至于杀痨虫，又实亲试而验者也。尝游楚寓汉口，有（舟咸）艖主人患久嗽，说胸中微痒，则嗽不能止，若痛则必吐血矣。问何以得此。云因泊舟浔江，偶飓风夜起，呼舵工整备蓬缆，一时骤雨至，洒热背，觉寒甚，自此便嗽至今。初嗽时，无痒痛之症，自痒而痛；自痛而吐血。余曰：此寒雨透入于肺俞，必肺生虫矣。渠不信，未几而胸痛，曰：必吐血矣，奈何？余曰：急服乌梅则可止。乃服之而安。渠问故。余曰：此权宜之法，以试虫之有无也。虫得酸则伏，今饮乌梅汤而痛定，非虫而何。渠乃信服。余用万年青捣汁，用酒冲一碗，候胸中痛时急服。至夜分，胸果痛，乃服万年青，服下疼甚，几不欲生，欲饮茶，予禁不与。渴甚，劝其再服万年青，不听，余固请饮之，而痛益加，喉中痒甚。余曰：此虫欲出也，急再饮万年青汁。又饮之，乃吐血，而虫随涌出，长二寸半，大如指，形如促织，长腿如螳螂，其色纯紫，灯下视之如火有焰；额上有须二条长寸许，背上有翅尚未长，而腹尚未全生，仍如大指大一血块。倘羽毛丰满，身腹俱全，岂肯久安于人膈乎。一艖之人，无不惊叹为神医也。病者见之，晕绝。余曰：今后不必再忧死亡矣。乃用人参、麦冬、当归、熟地滋阴之药十剂，又用健脾补气之药十剂，调理而愈。前后用万年青，不过一株也。呜呼!异哉。使余不遵异人之教，必不知万年青之杀痨虫也。然非生人确信吾言，亦不能奏功之神如此。其虫数日尚活，客有劝主人锻火以服之，谓能复还从前气血。余曰不可。主人狐疑不决。余曰：虫得人之灵气，以生于胸中，安知不如蝎蝗水蛭，见水而再生乎。主人闻之色怯。余乃用火烧死，而埋之江边。万年青杀虫之疑，验之如此之神，而言乌须之效，又可比类而共信矣。

两头尖

两头尖，味甘，气温，无毒。入脾、胃、大肠之经。尤善降气化食，尤善化痞结癥瘕。近人错认鼠粪为两头尖，谁知是草木之药，生在陇右。土人以之治小儿食积，神效。妙在攻坚又不耗气也气

两头尖，治痞最神。余在通渭，亲见此草。其根绝似麦冬，但色带丹，气亦香，考之《县志》，俱载之。可见两头尖非鼠粪也。

柘木枝

柘木，即柞木也。柞木，苦平。最消酒毒，一缸佳酿，只消一枝柘木入之，即变为水。尤能开产门交骨，同人参、当归、川芎服下，少刻即骨响，而儿门大开，儿随之而下矣。此物必须儿头在产门边始可用，否则，先开交骨，又变生不测矣。

柘木枝，开产门交骨尤神，下喉不须一时立开，余亲试而奏效者也。但服后断须安眠，则骨开自易。三吴临产之时，每教产妇绕室而走，走则骨坚，转难开矣，非柘木之不效也。

或问柘木枝，既是开产门交骨神药，则交骨一开，儿即易生，又何必谆谆致戒于儿首之到门哉?不知难产之病，非交骨之不开也，儿未转身，则儿头断不至门也。盖生产必儿转身而始产，儿不转身，断不即产。儿不欲产，而先开产门，则风易入也。风入，不特母病于须臾，而亦必变生于意外，非生下有脐口之惊，必产后有牵搐之苦。故必问儿首到门，而后用柘木以开关，既庆生余。又无后患也。

蜀漆

蜀漆，常山之苗也。常山不可用，而苗则可取。味苦，纯阴。散火邪错逆，破痈瘕癥坚，除痞结积凝，辟蛊毒鬼疰，久疟兼治，咳逆且调。

或问蜀漆，即常山之苗，子删常山而取其苗，何谓也?盖常山性烈而功峻，虽取效甚速，而败坏元气亦最深。世人往往用常山治疟，一剂即愈，而身休狼狈，将息半载，尚未还元。设再不慎，疾一朝重犯，得免于死亡幸也。其不可轻用，亦明矣。蜀漆虽是常山之苗，不比根之猛烈。盖苗发于春，其性轻扬，且得春气之发生，散邪既速，而破气亦轻，可借之以攻坚，不必虑其损内。此所以舍常山而登蜀漆也。

白头翁

白头翁，味苦，气温，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无毒。一云味甘、苦，有小毒者非。主温疟、阳狂、寒热，治癥瘕积聚，逐血，愈金疮，祛风暖腰，疗血衄疝肿，并疗百节骨疼痛。赤毒之痢，所必用也。

或问白头翁，人多错认是鸟名，谁知是《本草》之药耶。《本草》言其功效颇多，皆不足深信。惟伤寒中之下利，乃热毒也，芩、连、栀子不足以解其毒，必用白头翁，以化大肠之热，而又不损脾气之阴，逐瘀积而留津液，实有奇功也。若胃虚寒，不思食，及下利完谷不化，不由于湿毒者，俱宜忌之也。

牡丹皮

牡丹皮，味辛、苦，气微寒，阴中微阳，无毒。种分赤、白，性味却同。入肾、肝二经，兼入心包络。凉骨蒸之热，止吐血、衄血、呕血、咯血，兼消瘀血，除癥坚，定神志，更善调经，止惊搐，疗痛肿，排脓住痛。亦臣、佐、使之药，而不可为君也。仲景张夫子入之八味丸中，所以治汉武帝消渴之症也。消渴本是热症，方中加入桂、附，以火治火，奇矣。盖此火乃相火，而非实火。相火者，虚火也。实火可泻，虚火必须滋补；阳火可以水折，阴火必须火引。地黄汤中既用熟地、山药以滋阴，不用桂、附以引火，则火不归源，而渴终不可止。但既用桂、附以引火，使火归于下焦，而上焦余热，何能顿清。吾恐命门之火已归于肾宫，心包之火仍炎于心位，势必余焰尚存，而渴仍不止也。故方中又加入牡丹皮，调和于心、肝、肾之际，滋肾而清其肝中之木，使木不助心包之火。而牡丹皮又自能直入于膻中，以凉其热，下火既安，而上火亦静，火宅之中，不成为清凉之境乎。此仲景夫子制方之神，而亦牡丹皮之功，实有如是者也。不特此也，牡丹皮在六味地黄丸中，更有奇议。肾有补无泻，用熟地、山药以补肾，又何必用牡丹皮以滋其骨中之髓耶。若云泻火，则已有泽泻矣；若云健脾，则已用茯苓矣；若云涩精，则已用山茱矣。然则何所取而又用牡丹皮哉?不知牡丹皮，所以佐五味之不足也。补阴之药过于寒，则阴不能生，而过于热，则阴亦不能生。六味丸中不寒不热，全赖牡丹皮之力，调和于心、肝、脾、肾之中，使骨中之髓温和，而后精闭于肾内，火泻于膀胱，水湿化于小便，肺气清肃，脾气健旺，而阴愈生矣。

或问地骨皮治有汗之骨蒸，牡丹皮治无汗之骨蒸，此前人之成说，吾子何略而不谈，岂牡丹皮非治无汗之骨蒸耶？此正铎所亟欲辨者也。夫地骨皮，未尝不治无汗之骨蒸：牡丹皮，未尝不治有汗之骨蒸也。元素将二药分为有汗、无汗骨蒸之法，余不知其何所见而分。据其论，牡丹皮牡而不牝，其色丹，象离阳中之火，能泻，似乎牡丹皮乃阳中之阴，亦宜治有汗之骨蒸，而不宜治无汗之骨蒸矣。总之，牡丹皮乃治骨蒸之圣药，原不必分有汗、无汗也。

或问仲景张公制八味丸，经吾子之阐发奇矣，不知更有异闻乎?曰：医道何尽，请于前论而再穷其义。夫火有上、下之分。下火非补不能归，其在上之火，非凉不能息。补其在下之火，则火安而上不炎，凉其在上之火，则火静而下亦戢。虽然牡丹皮补肾水，而不补肾火，似乎下火之炎上，不能使其归于下也。然而，牡丹皮虽不能补肾中之火，实能补肾中之水，补水之不足，即能制火之有余。火有所制，自然不敢沸腾，然后用附子、肉桂，引其下伏，则火藏于至阴之肾矣。牡丹皮亦补肾以益心，而不能补肾以克心者也，似乎上火趋下，不能使其静于上也。然牡丹皮虽不能补肾水克心，实能补肾水以益心气之不足。即能制心气之有余，必有所养，自然常能宁定。然后用附子、肉桂导其上通，则暗交于至阴之心矣。此前论所未及者，而阐发其奇又如此矣。

或又问仲景张公八味丸，已发异论，不识六味丸亦有异论乎?曰：六味丸中，别有微义也。牡丹皮用之于六味丸中，岂独凉骨中之髓，以生阴水哉。夫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六味丸中，乃纯阴之药也，苟不用阴中微阳之药，入于群阴之内，虽以水济火，似亦为阴虚者之所喜，然而孤阴无阳，仅能制火之有余，不能生水之不足。丹皮虽亦是阴药，入于肾经，但性带微阳，入于六味丸，使阳气通于阴之中，而性亦微寒，但助阴以生水，而不助阳以动火。此仲景夫子立方之本意，铎实有以窥其微，而尽发之也。

或问牡丹皮阴中微阳，又入于群阴之内，恐阳气更微，虽各药亦有兼于阳者，毕竟阴重而阳微也。不知他药如茯苓、泽泻、山药之类，入于群阴之中，全忘乎其为阳矣。惟牡丹皮虽在阴药之中，而阳之气不绝。子试将六味丸嗅之，牡丹皮之气未尝全消，不可以悟其微阳之独存，不为群阴所夺之明验乎。惟牡丹皮于群阴之中，独全其微，且能使茯苓、泽泻、山茱萸、熟地、山药之阳气不散，以助其生阴之速。故牡丹皮用之于地黄丸中，尤非无意也。

或问牡丹皮能退骨蒸之虚热，是亦地骨皮之流亚也，乃先生誉地骨皮之解骨蒸，而不及牡丹皮，岂别有意欲?夫牡丹皮之解骨蒸，虽同于地骨皮而微有异者，非解有汗与无汗也。牡丹皮之解骨蒸，解骨中之髓热也；地骨皮之解骨蒸，解骨中之血热也。骨中不止髓，髓之外必有血以裹之。骨中之髓热，必耗其骨中之血矣；骨外之血热，必烁其骨中之髓矣。故治骨蒸者，二味必须兼用，不可以有汗用地骨皮、无汗用牡丹皮也。此等论，实前人所未谈，言之必惊世人，然予实闻之吾师，非凿空而论也。髓中有血，斯亦何奇。余尝见人骨折者，骨中流血，与髓俱出，非明验乎。独是地骨皮凉骨中之血，牡丹皮凉骨中之髓，无人证吾言耳。

大蓟、小蓟

大、小蓟，味甘、苦，气凉，无毒。入肺、脾二经。破血止血甚奇，消肿安崩亦效，去毒亦神，但用于初起之血症，大得奇功，而不能治久伤之血症也。盖性过于凉，非胃所喜，可以降火，而不可以培土故耳。

或问大、小蓟，皆是止血圣药，一时急症，用鲜尤佳。倘无鲜者，干者亦可用乎?夫鲜者难遽得，势必用干者矣。但必须将大、小蓟用水先煎取汁，然后煎补血、生血、止血之药，同饮才妙，不比鲜者，捣汁即可用也。

或问大、小蓟同是血分之品，毕竟何胜?二者较优劣，大蓟不如小蓟之佳。小蓟用一两者，大蓟必须加五钱，其功用实未尝殊也。

或问大、小二蓟，北人以之治吐血多功，南人以之往往鲜效，何也?盖二蓟过于寒凉，北人秉性刚强，非患热症，不易吐血，南人柔弱，不必犯热，即能吐血也，故宜北而不宜于南。然而，北人不因热而致吐血者，服之未必相宜；南人偶因热而致吐血者，服之未必不相宜也。

或问大、小蓟，既分大小，毕竟功效亦别，岂尽同而无异乎?曰：同者止血，异者止热也。大蓟止热，而小蓟则力不胜。故遇热症，不妨用大蓟一二钱，使热退而不动血耳。

刘寄奴

刘寄奴，味苦，气温，无毒。入心、脾、膀胱之经。下气，止心腹痛，下血消肿，解痈毒，灭汤火热疮，并治金疮。《本草》诸书，言其能却产后余疾，则误之甚者也。寄奴性善走迅，入膀胱，专能逐水。凡白浊之症，用数钱，同车前子、茯苓利水之药服之，立时通快，是走而不守。产后气血大亏，即有瘀血，岂可用此迅逐之品乎?夫走而不守之药，何以能止金疮之血。盖寄奴非能止血，能逐血也。血欲外出，寄奴逐之，血不敢外出矣，此反治之道也。

或问刘寄奴，以治金疮得名，而子谓非治金疮之药，非好异乎?夫寄奴逐血以止血，与治金疮之说，两无妨也。然而以之治金疮，未见捷效，以之治白浊，实得神效。吾疑刘寄奴当日治金疮，或别有他药，未必不借此惑世，英雄欺人，不可全信也。

延胡索

延胡索，味辛、苦，气温，无毒。入肺、脾二经，又入肝足厥阴。调月水气滞。血凝，止产后血晕，跌扑损伤，下血崩淋，心腹卒痛，小肠胀疼，皆能主治。乃气血中佐使之品 ，可少用见长者也。产后亦宜少用，非曰用之于补气、补血之内，便可肆然多用耳。

或问延胡索乃妇人所宜用，而子曰宜慎用者，何也?延胡索，破气、破血之药也。无气之滞，无血之瘀，用之能安然无恙乎。用之于补血、补气之内，补血而不能救其破血之伤，补气而不能救其破气之损，况全无补剂，其伤损之大，更何如哉。

郁金

郁金，味苦，气寒，纯阴，无毒。入心、肺、肝三经。血家要药。又能开郁通滞气，故治郁需之，然而，终不可轻用也。因其气味寒凉，有损胃中生气，郁未必开，而胃气先弱，殊失养生之道矣。至于破血、禁血、止血，亦一时权宜之用，病去即已，而不可侍之为家常日用也。

或问郁金解郁，自然不宜多用，但入之补剂之内，不知可常服乎?夫郁金解郁，全恃补剂，无补剂则郁不能开，多补剂则郁且使闭。故郁金可暂用于补之中，而不可久用于补之内。

或问《范石湖文集》云：岭南有采生之害，于饮食中行厌胜法，致鱼肉生入腹而死胀，郁金可解毒得生。有之乎?此李巽岩侍郎欺人语，不足信也。夫采生，即蛊毒也。郁金并非解毒之药，何能消之哉。

或问郁金为血家要药，而朱丹溪又有治血则误之语，何也?夫郁金乃入血分之气药，其治诸血症，正因血之上行，皆属于内热火炎。郁金能降气，而火自降矣，况性又入血分，故能降下火气，则血自安经而不妄动也。丹溪之论，唯真正阴虚火动，以致呕血、咳血，非关气分之拂逆者，则宜忌之耳。

艾叶

艾叶，味苦，气温，阴中之阳，无毒。世人俱以蕲艾为佳，，然野艾佳于蕲艾。盖蕲艾乃九牛草也，似艾而非艾，唯香过于艾，而功用殊不若野艾。入脾、肾、肺三经。祛寒气而逐湿痹，安疼痛而暖关元。胎漏可止，胎动可安，月经可调，子宫可孕，且炙经穴，可愈百病，无如世人舍近而求远，舍贱求贵，为可叹耳。

或问艾叶，取野而不取蕲，前人已论之，但未言野艾之何以佳于蕲艾耳?夫蕲艾依种而生者，野艾则天然自长于野者也，得天地至阳之气，故能逐鬼而辟邪，祛寒而散湿，其功实胜于蕲艾，为何舍此而取彼哉。十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大抵即野艾，非取乎蕲也。但野艾实妙，余启冠而肩膊患风痛，用野艾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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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榆

地榆，味苦、酸，气微寒，阴中阳也，无毒。止妇人赤带、崩下及月经不断，却小儿疮热，止热痢，下瘀血，治肠风下血，愈金疮。但治热而不治寒，虚寒之人，不可轻用地榆凉血之品也。血热病，生用之凉血，正得其宜。然而血热则必动，动则必有散失之虞；血寒则又凝，凝则必有积滞之患。过用地榆以凉血，则热变为凉，而阴寒结于肠胃，将腹痛之症生，反致血崩下血而不可止，犹以为地榆之少也，更佐之以凉血之药，势必至死亡而后已，良可叹也!

或问地榆治大肠之血，实有奇功，新久皆可用之否?曰：不可也。大肠有火，则新旧皆宜；无火，则新旧皆忌，此言其常也。大肠前有火而后无火，则前宜而后不宜；久无火而暂有火，则久当忌而暂不宜忌，此言其变也。审常变而察可否，岂特用地榆一味为然哉。

或问地榆凉大肠之血，单用一味，往往见功，而合用他药，反致无效，何也?盖单用一味，则功专而效速，合用他药，未免拘牵矣。倘所用他药尽入大肠之经，则调和于寒热之间，赞襄气血之中，功既速成，而身亦甚健。惟其所用之他药，非尽入于大肠经之味，则彼此异宜，上下违背，安能奏功乎。可见用药贵纯而不贵杂，不在单用与不单用也。

或疑地榆凉血，何以能止也?不知地榆亦能补血也。倘徒凉血，则血正不能骤止，惟其凉血又兼补血，所以单味亦成功耳。

枲耳实(即苍耳子)

枲耳实，味苦、甘，气温，叶苦、辛、微寒，俱有小毒。善解大麻风之毒，余病禁用。各《本草》称其效，皆不足信也。盖此物最利关节，凡邪物在脏腑者，服之无不外出。大麻风之毒，正苦其留于脏中，必借此引出于皮毛。他病原非脏毒，何必借重。况枲耳子与叶，散尽真气，乌可轻服哉。若大麻风，亦畏散其气，然受毒甚炽，有病则病受之，尚不至十分尽耗，故用之无妨。然亦必入之活血、凉血之药中始得，非单用一味可恃之而取效也。

或问苍耳子，他病亦有用处，如治汗斑之去风，脚膝之去湿，未尝无效，而子止言其治大麻风，毋乃太过乎？非过也。苍耳子实止可治大麻风，而不可治他病。如汗斑，细病也，何必用此以耗元气。脚膝，下病也，何必用此升散。舍可用之药，而求之不可用之草，此世用药之好奇，非吾论之太过也。

茜草

茜草，味苦，气寒，阴中微阳，无毒。入胃、脾二经。止下血崩漏，治跌折损伤，散瘀血。女子经滞不行，妇人产后血晕，体黄成疸，皆能治之。但止行血而不补血，宜同补气之药以行血，不宜同补血之药以散气。至于各书言其能补虚热，且治劳伤后，虚语耳，吾未见其功也。

或问茜草色红，何以止血?夫茜草本行血之药，行血而反能止血者，引血之归经耳。当血之逆行也，少拂其性，而其势更逆。茜草之色与血色相同，入之血中，与血相合而同行，遂能引之归经，而相忘其非类，此治法之功也。但既引入于各经，即当以补阴之药继之，则血安而不再沸。否则，血症未尝有不再发者也。

夏枯草

夏枯草，味苦，气温。曰寒者，误。入肺、脾、心三经。专散痰核鼠疮，尤通心气，头目之火可祛，胸胁之痞可降。世人弃而不收，谁知为药笼中必需之物乎，夫肺气为邪所壅，则清肃之令不行，而痰即结于胸隔之间而不得散。倘早用夏枯草，同二陈汤煎服，何至痰核之生。心火炎上，则头目肿痛，而痰即结于胸膈而成痞。早用夏枯草，入于芩、连、天花粉之内，何至头痛目肿乎。盖夏枯草直入心经，以通其气，而芩、连、花粉之类，得以解炎上之火也。尤妙心火一平，引火下生脾土，则脾气健旺，而痰更消亡，鼠疮鼠疮从何而生乎。《本草》止言其破癥坚、消寒热、祛湿痹，尚未深知夏枯草也。

或问夏枯草，近人亦知用之，但不能入之汤剂之内也，今欲用之，不知多寡宜若何耳?夫夏枯草，阴药也，阴药宜多用以出奇，而不可少用以待变也。

百部

百部，味甘、苦，气微温而寒，无毒。专入肺经，亦入脾、胃。止肺热咳嗽上气，治传尸骨蒸，杀寸白蛔虫。洗衣除虱，烧汤洗牛马身，虱不生；烧烟薰树木，蛀虫即死；人家烧烬，尽逐蠓蝇。此物杀虫，而不耗气血，尤有益于人。但其力甚微，用之不妨多也，然必于参、苓、芪、术、归、芍同用为佳。大约用百部自一钱为始，可用至三四钱止，既益肺、胃、脾之气，又能杀虫。倘痨病有传尸之虫者，须用地骨、沙参、丹皮、熟地、山药共用为妙矣。

或问杀虫之药未有不耗气血者，而百部何以独异乎?夫百部，原非补剂，不补则攻，然而，百部非攻药也，乃和解之药，而性亦杀虫，能入于虫之内，而虫不知其能杀也。杀虫之药，必与虫相斗，百部不特不斗，而并使虫之相忘其杀也，又何至有气血之耗哉。

或疑百部杀虫，何能使虫之不知？夫百部味甘，虫性喜甘，投其所好，忘甘味之能杀身也。故食之而不知耳，及至已食百部，而虫之肠胃尽化为水，欲作祟而不能，有不知其何以死而死者矣。

百合

百合，味甘，气平，无毒。入肺、脾、心三经。安心益志，定惊悸狂叫之邪，消浮肿痞满之气，止遍身疼痛，利大小便，辟鬼气时疫，除咳逆，杀虫毒，治痈疽、乳肿、喉痹，又治伤寒坏症，兼能补中益气。此物和平，有解纷之功，扶弱锄强，祛邪助正。但气味甚薄，必须重用，其功必倍。是百合可为君主，而又可为佐使者也，用之可至一二两，若止用数钱，安能定狂定痛，逐鬼消痈。倘用之安心益志，益气补中，当与参、术同施，又不必多用也。

或问百合能止喘。百合，非止喘之药也，但能消痞满耳。喘生于痞满，痞满消，而喘胀除，故言痞满，而治喘在其中矣也。

或问伤寒证中有百合病，特用百合为汤治之，而子何以不言耶?曰：伤寒门中之百合病，即将成之坏证也。言坏症，而百合在其内矣。夫坏症，何以用百合。正取其气味之和平，解各经之纷纭，即定各经之变乱也。百合有解纷之功，伤寒之变，****，然亦必须以他药佐之，未可全恃百合也。

旋覆花

旋覆花，味酸甘，气温，无毒。一云：冷利，有小毒误也。入心、肝、大小肠。治头风，明目，逐水通便，去心满、噫气、痞坚，消胸结痰涎，定惊怪，止寒热。此物有旋转乾坤之象，凡气逆者，可使之重安。但止可一用，而不可再用。至虚弱之人，尤不宜轻用也。

或问旋覆花治气逆甚神，为伤寒要药，但不识可于伤寒之外，而亦治之乎?夫气逆之症，不止伤寒，旋覆花之治气，尤于伤寒之外见奇。但伤寒气逆，不必加入人参，而杂症门中之气逆，非人参不能奏功，必须共用耳。

或问旋覆花不可独用见奇功，有之乎?旋覆花固不可独用也，得代赭石，则能收旋转之功。凡逆气而不能旋转者，必须用之，下喉而气即转矣。二者不止能转气，而且能安气，亦必须人参尤奇。

或问旋覆花谓是走散之药，然乎?夫旋覆善转气，非走气也，故气逆者，得之而顺。岂气顺者，反用之而散乎。

大黄

大黄，味苦，气大寒，阴中之阴，降也，无毒。入胃与大肠。然有佐使，各经皆达也。其性甚速，走而不守，善荡涤积滞，调中化食，通利水谷，推陈致新，导瘀血，滚痰涎，破癥结，散坚聚，止疼痛，败痈疽热毒，消肿胀，俱各如神。欲其上升，须加酒制；欲其下行，须入芒硝；欲其速驰，生用为佳；欲其平调，熟煎尤妙；欲其少留，用甘草能缓也。此药有勇往直前之迅利，有推坚荡积之神功，真定安奠乱之品，祛邪救死之剂也。但用之必须看症甚清，而后下药甚效，否则，杀人于眉睫也。

夫大黄，乃君主之药，故号将军。然而将军无参赞之贤，不剿抚并用，亦勇而不仁。所以，承气汤中，必加人参、当归以助之，其他用大黄者，未有不益之补气、补血之味也。然而，补气之药未可重加，而补血之药断宜大用。盖肠胃燥结，而后瘀滞不行，徒用大黄以祛除，而肠中干涸，无水以通舟辑。大黄虽勇，岂能荡陆地之舟哉。故凡有闭结，必须多用补剂，使之生血以出陈，败瘀以致新也。至于补气之药，似乎可止，不知血必得气而易生，况大黄以祛除，未免损伤肠胃之气。吾先用参、芪以补之，气既不伤，且助大黄之力，易于推送，邪去而正又不伤，不必已下之后再去挽回矣。但气药可以少用者，恐过助其气，以固肠胃，则大黄有掣肘之虞。然而虚弱气怯之人，当大黄必用之时，万不可执可用之说，减去参、芪，又虞有气脱之虑。总之，补气者，防其气脱；补血者，防其亡阴。要在临症察之，而不便先为悬度之也。

或疑邪盛者宜泻，或用大黄至五、六钱不泻者，又奈之何?噫!用大黄，又不可拘泥也。邪轻者，少用犹须防其更变；邪重者，多用亦宜豫为图后。总以制之得宜，何忧重用乎。然而少则徐加，多则难以收拾。故邪重者，不妨由少以增多，断不可嫌少而骤多也。

或问大黄用之于承气汤中，少若差错，下喉立亡，何利而用之乎?夫承气汤，乃夺命之药也。不善用之，夺命变为丧命矣，非大黄之过也。且子亦知大黄之功乎。当少腹之硬痛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用大黄泻之，苦楚之境，忽易为快乐之场，不特腹中安然，而身躯手足痛解热免，其功之大为何如乎。倘用芒硝、厚朴、枳实，而不用大黄，虽亦能逐邪荡硬，然必不能如是之功速而效神也。可疑其无利而不用乎。

或疑大黄功多而过亦多，予终不敢信为夺命之药而轻用之也。夫用大黄治至急之症也，缓症可以迟用，而急症断不宜迟。逍遥观望，因循谨慎，而杀人者正多。凡邪入下焦，而上焦喘满、中焦痞闷者，断宜速下。倘手按之痛甚而不可按者，急下无疑，庶几可以夺命。否则，气逆而死矣。胡可虑其亡阴之过，而不收其救阳之功哉。

或曰用大黄误下，往往致不可救，可不顾其亡阴，单收其救阳之功乎?曰：亡阴之祸，乃误下之过，非宜下之过也。宜下而不下，与不宜下而下，过正相同。倘虑误下，难于垂援，先预防而用补剂，或投而为佐使，自无误下之愆。即误下，而亦无难急之祸，亦何至有亡阴之失哉。

或疑大黄亦斩关夺门之将，何以又不宜用人参?大黄亦何尝不宜人参哉，第古人用人参于大黄中者绝少。盖用大黄之症，多是下行而不上行。上行之症，邪多裹迁之不定；下行之症，邪有趋散之无优。用大黄以逐邪，所以止加当归以助其势，而不用人参以防其机也。

或疑大黄逐瘀，而气弱之人，往往随下而辄亡，独不可用人参以扶其气乎?曰：吾前言大黄未尝不宜人参者，正言气弱之人也。邪在于大肠之中，结燥屎而作痛，非大黄之猛利，何以迅逐其邪，而兼去其燥屎乎。倘其人为虚弱之人，似宜和解为得。然而邪已下趋大肠，和其中焦，而下焦更为急迫，其痛必甚，势必下之为快。然而下之，而气亦随下而俱脱也。苟不用人参，以急补其气，则气脱又何救乎。然而与其下之气脱，而后救之以人参，何不先用人参于大黄之中，未下而先防其脱乎。况人参、大黄同用，则人参助大黄以奏功，大黄亦得人参而缓力，但去其燥屎之邪，而不崩其虚弱之气，是两用之而得宜也。

或又问人参用于大黄之中，万一补住其邪，而燥屎不得下，不因用人参而误乎?夫大黄走而不守，人参安得而留之乎。况邪又不在上、中二焦，而在下焦之大肠。邪在大肠，原宜直下，用大黄者，不过顺以推之，而非逆以提之也。顺推而用人参，又安得变顺而转为逆乎。故人参用之于大黄之中，万无补住其邪之祸者也。

或疑虚人不可用攻，古人有先服人参，后服大黄者，可乎?不可乎?此亦权宜之法，而不可为训也。愚意不若人参、大黄同用为佳。先服大黄，恐气脱而不及救；先服人参，恐邪壅而不能攻。惟同用于一时，自然相制相宜，大黄无过攻之虞，而人参无过补之失也。

或问大黄性猛，过于迅速，似乎熟用尚非所宜，何以古人不尚熟而尚生乎?夫大黄过煮，则气味全散，攻毒不勇，攻邪不急，有用而化为无用矣。大黄之妙，全在生用为佳。将群药煎成，再投大黄，略煎一沸即服，功速而效大，正取其迅速之气而用之也。不可畏其猛烈，过煎煮以去其峻利也。

连翘

连翘，味苦，气平、微寒，性轻而浮，升也，阳也，无毒。入少阴心经，手足少阳、阳明。泻心中客热、脾胃湿热殊效，去痈毒、寸白蛔虫，疮科攸赖。通月经，下五淋，散诸经血凝气聚。但可佐使，非君臣主药。可用之以攻邪，不可恃之以补正，亦可有可无之品。近人无论虚实，一概乱投，为可晒焉。

或问连翘为升科要药，是亦药中之甘草也，吾子以为可有可无，何也?连翘实不足轻重也。盖败毒，必须用甘草；化毒，必须用金银花；消毒，必须用矾石；清毒，必须加用芩、连、栀子；杀毒，必须加用大黄。是治毒之法，无一件可劳连翘，无之不加重，有之不减轻。但有之以为佐使，则攻邪有力，又未必无小补也。

射干（射音夜）

射干，味苦，气平、微温，阴中阳也，无毒。入肺、肝、脾三经。散结气，平痈毒，逐痰血，通月经，止喉痹气痛，祛口热臭秽，化湿痰、湿热，平风邪作喘殊效，仍治胸满气胀，咳嗽气结。此物治外感风火湿热痰症，可以为君，但可暂用，而不可久用者也。久用止可为佐使矣。

或问射干治外感痰喘，喉中作水鸡声者，必用射干汤治之，是射干必用之需，明矣。但云可暂用，而不可久用者，何也?夫喘症，未必有不伤气者，肺气为邪之所伤，风痰随挟之而上冲。射干入肺，而能散气中之结，故风痰遇之而消。但有结则散结，无结则散气。肺气前为风痰所伤，复为射干所损，势必实喘而变为虚喘矣也。人不悟其故，以为从前射干之能定喘也，更用射干治之，不益伤肺气乎?此予所以谓可暂用，而不可久用也。推之他病，何独不然矣。

苦参

苦参，味苦，气寒，沉也，纯阴无毒。入心、肝、肾、大肠之经。治肠风下血，热痢刮痛难当，疗狂言心燥，结胸垂死；赤癫眉脱者，祛风有功；黄疸遗溺者，逐水立效。扫遍身痒疹，止卒暴心疼，杀疥虫，破癥瘕，散结气，明目止泪，解渴生津，利九窍，通大便。第过于迅利，宜少用为佐使，不宜多用为君臣。至称益肾、安五脏、定心志，不可信之辞也。

或问苦参非益肾之药，夫人而知之也，但未知其所以损肾之故乎?苦参之不益肾，岂待问哉。沉寒败肾，必有五更泄利之病；苦寒泻肾，必有少腹作痛之病。苦参味苦而寒，气沉而降，安得不败肾而泻肾乎。而五更泄利，小腹作痛，必不能免矣。败泻肾气，而反言益肾，殊不可解，愿吾子勿信也。

牵牛

牵牛，味辛而苦，气寒，有毒。虽有黑、白二种，而功用则一。入脾与大小肠，兼通膀胱。除壅滞气急，及痃癖蛊毒，利大小便难、并脚满水肿，极验。但迅利之极，尤耗人元气，不可轻用。虽然不言其所以不可轻用之故，而概置不用，亦一偏之辞也。夫牵牛利下焦之湿，于血中泻水，极为相宜；不能泻上焦之湿，于气中泻水，未有不损元气者也。李东垣辨之至明，似无容再辨，但未论及中焦也。中焦居于气血之中，牵牛既利血中之水，安在中焦不可半利其血中之水乎。嗟乎!水湿，乃邪也，牵牛既能利水，岂分气血。但水从下受，凡湿邪从下受者，乃外来之水邪，非内伤之水邪也。牵牛止能泻外来之水，而不能消内伤之湿。上焦之水肿，乃气虚不能化水，故水入之而作胀，久则与水肿无异，故用牵牛，往往更甚。下焦之水肿，若是气虚，用牵牛迅逐，亦每无功，与上焦正相同。是真正水邪，用牵牛利之，始效验如响。可见牵牛止可治外来之水，而不能治内伤之湿也明矣，非止治血中之水，而不治气中之水也。然则外来之水，与内伤之水，何以辨之?亦辨之于皮肉而已。外邪之水，手按皮肉必然如泥；内伤之水，手按皮肉必随按随起，即或按之不起，必不如泥而可团捻也，按之或起或下。起者又有分别，按之即起者，气虚而犹有命门之火也；按之久而不起者，气虚极而并少命门之火矣。按之如泥者，必须用牵牛以泻水；按之不如泥，而或起或不起者，必须用补肾中先天之气。而又加健脾开胃，以益后天之气，始能奏功。倘亦用牵牛，岂特耗气而己，有随利水而随亡者矣，可不慎乎。予所以表牵牛之功，而并辨东垣论药之误也。

牵牛治外来之水，而不治内伤之湿，余已明辨之矣。然而牵牛治外来之水，又各有异。夫外来之水，有从下而外入者，有从中而外入者。从下而外入者，乃从脚而入也，从中而外入者，乃从腰脐而入也。世人止知外邪之水，从脚而入，未知从腰脐入也。从脚入者，其脚先肿，人易识；从腰脐入者，其腰重而脐肿，人难识也。水肿不分脚与腰脐，而概以牵牛泻水之湿，毋怪其有不效也。然则用牵牛之法，又乌可不分别之乎。凡治水从脚入者，用牵牛、甘遂以消之；若水从腰脐入者，用牵牛于白术之中，一剂而腰重除，二剂而脐肿平，三剂而腰脐俱利矣。

本草新编卷之四徴集

泽兰

泽兰，味苦、甘，曰辛误，气微温，无毒。入肝、脾二经。理胎产，消身面四肢浮肿，破宿血，去癥瘕，行瘀血，疗扑损，散头风目痛，逐痈肿疮脓，长肉生肌，利关开窍。此系女科佳品，然亦佐使之药也。《本草》称其能治百病，未考为训也。

或问泽兰每每用之妇人，而不用于男子，岂亦有说乎?夫男女之病，本无分别，而药味又何须分别。惟是女子善怀，一不得志，而闺中怨忧，无以解其郁郁无聊之气，而经血不行，行经作痛，千般怪病，后此生焉。泽兰气味和平，又善于解郁，尤宜于妇人，故为妇科妙药，非单宜妇人，而不宜于男子也。

或问泽兰善于解郁而世人未知，岂前人未尝用之乎?曰：泽兰解郁，前人多用之，近人不知者，以其辨之不真耳。世以泽兰为泽草，谁知泽兰别是一种草药，非兰慈馨香之药也。生于楚地，无花，而叶似兰，而根则宛如兰也。兰生于山，而泽兰发生于水泽，故不曰兰，而曰泽兰也。

萆薢

萆薢，味苦、甘，气平，无毒。俗呼为土茯苓。入肾、肝二经。善治痹症，祛风寒湿痹，腰背冷痛，止筋骨掣疼，缩小便明目，逐关节久结，能消杨梅疮毒。此物败毒祛邪，不伤元气，但功用甚缓，可治缓病，而不可治急症者也。近人以之治轻粉结毒，正取其缓消，而不损伤元气故耳。然而，经年累月殊无功效者，单藉一味以作汤，而不加补气血之味也。苟用补气血之药，加人参、芪、术、茯苓、麦冬、热地、山药、元参、地骨皮、沙参之类，用萆薢数两，先煮汤以煎药，不须十剂，而轻粉之毒全消，杨梅之毒亦散。

或问萆薢非土茯苓，别一种也，萆薢生于川蜀，而土茯苓处处有之，未可以二物而合为一也。曰：萆薢，即土茯苓也，岂特一物而两名之，一曰拔葜，一曰冷饭块，一曰岐良，是一物而五名。生于川蜀者曰萆薢，其生于他处者，随俗名之，正不止四名已也。大约川蜀所产为第一，他处用一两者，川蜀止消用五钱，故古人取川中萆薢，而不取他处也。然而，生他处者，未尝不可解杨梅结毒，要之地产虽殊，而秉性无各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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豨莶

豨莶，味苦，气寒，有小毒。一云：性热，无毒非。入肾。疗暴中风邪，口眼喎斜，治久湿湿痹，腰脚酸痛，主热匿烦满。然散人之真气，尤不宜服、不宜用，而入之兹编者何也?盖肾经之药，药品中尤少，肾犯风邪湿气，又尤难治，姑存之以治肾中风湿之病。不知何故，古人尽称此品，近人亦多乐用之，且有赞其百服则耳目聪明，千服则须发乌黑，追风逐湿。犹作泛等闲语，此真杀人之语也。余客闽，有一贵人卒然中风，余切其脉，绝无浮象，甚微细欲绝。余曰：此真气虚绝将脱之症。急用参、芪、熟地、山茱、麦冬、五味之药，大剂投之，一剂而神思清，再剂而语音出。余咎其平日之纵欲也。贵人曰：余已绝欲数年矣，尚恐欠健，日服补剂，病乃中风。而先生绝不治风，竟用大补血气、填益精髓之品，以救吾命，此仆所不解也。余问所用是何补药。曰：客有劝余服豨莶丸者，服之已一年矣。余曰：是矣。豨莶耗人真气，岂可常服。曰：然。余服之，久不见功效，心窃疑之，今闻先生之教，乃恍然大悟。瓶中余药，呼儿尽弃之。恪遵吾方而全愈。嗟乎!贵人幸遇吾，得不死。此吾所见治而知豨莶之杀人也。而余所不及是闻者，不甚多乎。虽然豨莶亦非能杀人，不善用之，多致杀人耳。而善用之若何。中风之症，必问其腰间素有水湿之癣否。有水湿之癣，又必问其肾囊之干湿若何。肾中有风，其人必然腰痛而重；肾中有湿，其人必然囊破而痒疮，即用豨莶，亦必与人参、白术大剂共用，又何至误杀人乎。至于湿痹腰脚酸疼之症，又必加入薏仁、茯苓、黄芪、芡实同施，始万全也。

或问豨莶为举世嘉尚，而先生弃之至此乎。夫豨莶未尝无功，余虑人误认补味，而常用之耳。风湿入肾者尤难治，存豨莶而不删去者，正备妙用耳。不然，防己可祛肾内之风湿，存防己可，必复取豨莶，正以豨莶功用胜防己，其耗散精血，亦逊于防己。所以，存防己而仍存豨莶。盖防己治肾内之风湿，止可一用以出奇，不可再用以贻害。若豨莶则不妨一用，而至于再用，但不可久用耳。

海藻

海藻，味苦、咸，气寒，无毒。云有毒者非。反甘草。入脾。治项间瘰疬，颈下瘿囊，利水道，通隆闭成淋，泻水气，除胀满作肿，辟百邪鬼魅，止偏坠疝疼。此物专能消坚硬之病，盖咸能软坚也。然而单用此一味，正未能取效，随所生之病，加入引经之品，则无坚不散矣。

或问海藻消坚致效，亦有试而言之乎?夫药必有试而言之，则神农氏又将何试哉。虽然言而未试，不若试而后言之为验。予游燕赵，遇中表之子，谈及伊母生瘿，求于余。余用海藻五钱、茯苓五钱、半夏一钱、白术五钱、甘草一钱、陈皮五分、白芥子一钱、桔梗一钱，水煎服，四剂而瘿减半，再服四剂，而瘿尽消。海藻治瘿之验如此，其他攻坚，不因此而可信乎。

甘遂

甘遂，味苦、甘，气大寒，有毒，反甘草。入胃、脾、膀胱、大小肠五经。破癥坚积聚如神，退面目浮肿，祛胸中水结，尤能利水。此物逐水湿而功缓，牵牛逐水湿而功速，二味相配，则缓者不缓，而速者不速矣。然而甘遂亦不可轻用也。甘遂止能利真湿之病，不能利假湿之病。水自下而侵上者，湿之真者也；水自上而侵下者，湿之假者也。真湿可用甘遂，以开其水道；假湿不可用甘遂，以决其上泄。真湿为水邪之实，假湿乃元气之虚。虚症而用实治之法，不犯虚虚之戒乎。故一决而旋亡也，可不慎哉。

或问牵牛、甘遂，仲景张公合而成方，以治水肿鼓胀者，神效无比。但牵牛利水，其功甚捷，何必又用甘遂，以牵其肘耶?嗟乎。此正张夫子用药之神，非浅学者所能窥也。子不见治河之法乎。洪水滔天，九州皆水也，治水从何处治起，必从上流而先治之，上流疏俊而清其源，则下流无难治也。倘止开决其下流，水未尝不大泄，然而止能泄其下流之水，而上流之水，壅塞存贮于州湖者正多，尾闾气泄，而上游澎湃，民能宁居乎。故治水者必统上下而兼治，人身何独不然。仲景夫子用甘遂于牵牛之中者，正得此意，而通之以利湿也。牵牛性迅，正恐太猛，泻水太急，肢体皮毛之内、头面手足之间，未必如肠胃脾内之易于祛逐。加入甘遂之迂缓，则宽猛相济，缓急得宜，在上之水既易于分消，而在下之水又无难于迅决。于是肢体皮毛、头面、手足之水不能少留，尽从膀胱而出，即脾、胃、大小肠内之水，亦无不从大小便而罄下矣。倘止用牵牛，不用甘遂，则过于急迫，未免下焦干涸而上焦喘满，反成不可救援之病。倘止用甘遂，不用牵牛，则过迂徐，未免上焦宽快而下焦阻塞，又成不可收抬之病。仲景夫子合而成方，所以取效甚神，既收其功，又无其害也。

或问牵牛性急，甘遂性缓，故合而成功。吾子止言其上、下二焦之利益，尚未言及中焦也，得毋二味合用，可不利于中焦乎?夫牵牛、甘遂合而用之，使上、下二焦之利益者，正所以顾中焦也。下焦阻塞，水必返于中焦，而成壅闭矣。上焦喘满，水必流于中焦，而成痞胀矣。今用牵牛，并用甘遂，则上、下二焦均利，而中焦有不安然者乎。

或疑甘遂虽性缓，然祛逐水湿，未尝不竣烈也，或用牵牛，又用甘遂，不更助其虐乎?夫甘逐真正之水湿，何患其虐。若非水湿之症，单用甘遂，尚且不可，况益之以牵牛乎。惟其真是水湿，故并用而不相悖也。

或问《笔峰杂兴》载治转胞，用甘遂末一钱，猪苓汤调下立通，可以为训乎?不可为训乎?夫转胞多由于火，而甘遂大寒，泄之似乎相宜。不知转胞之火，乃肾中之火不通于膀胱，虚火遏抑而不得通，非胞之真转也，人之胞转立死矣，安能久活哉。

白芨

白芨，味苦、辛，气平、微寒，阳中之阴也。入肺经。功专收敛，亦能止血。败症溃疡、死肌腐肉，皆能去之。敷山根、止衄血。涂疥癣，杀虫。此物近人皆用之外治，殊不知其内治更神，用之以止血者，非外治也。将白芨研末，调入于人参、归、芎、黄芪之内，一同吞服，其止血实神。夫吐血未有不伤胃者也，胃伤则血不藏而上吐矣。然而胃中原无血也，血在胃之外，伤胃则胃不能障血，而血入于胃中，胃不藏而上吐。白芨善能收敛，同参、芪、归、芍直入胃中，将胃中之窍敛塞，窍闭则血从何来，此血之所以能止也。况白芨又不止治胃中之血，凡有空隙，皆能补塞。乌可徒借外治，而不亟用以内治乎。

或问白芨能填补肺中之损，闻昔年有贼犯受伤，曾服白芨得愈，后贼被杀，开其胸膛，见白芨填塞于所伤之处，果有之乎?此前人已验之方也，何必再疑。白芨实能走肺，填塞于所伤之处。但所言止用一味服之，此则失传之误也。予见野史载此，则又不如此，史言受刑时，自云：我服白芨散五年，得以再生，不意又死于此。人问其方，贼曰：我遇云游道士，自称越人，传我一方：白芨一斤、人参一两、麦冬半斤，教我研末，每日饥服三钱，吐血症全愈。然曾诫我云：我救汝命，汝宜改过，否则，必死于刑。不意今死于此，悔不听道士之言也。我传方于世，庶不没道士之恩也。野史所载如此。方用麦冬为佐以养肺，用人参为使以益气，则白芨填补肺中之伤，自易奏功，立方甚妙。惜道士失载其姓名。所谓越人，意者即扁鹊公之化身也。

白附子

白附子，味甘、辛，气温，纯阳，无毒。云有小毒者非。此物善行诸气之药，可恃之为舟揖者也。用于人参之中，可开中风之失音；用于茯苓、薏苡仁中，可去寒湿之痹症；用于当归、川芎之中，可通枯血之经脉；用于大黄中，可以去滞而逐瘀。近人未知，止用之外治以减瘢，下治以收囊湿，为可惜也。再其性甚燥，凡气血枯槁，虽有风，似不可用。即痰涎壅塞，而若系有火之症，亦非所宜也。

王不留行

王不留行，味苦、甘，气平，阳中之阴，无毒。主金疮，止血逐痛，催生调经，除风痹、风症、内寒，消乳痈、背痈，下乳止衄，祛烦，尤利小便，乃利药也。其性甚急，下行而不上行者也，凡病逆而上冲者，用之可降，故可恃之以作臣使之用也。但其性过速，宜暂而不宜久，又不可不知也。

或问王不留行上可下乳，是上亦可行之物也?不知乳不能下而下之，毕竟是下行，而非上行也。上、中焦有可下者，皆可下通，非下行于下焦，而不行于上焦也。

蒲公英

蒲公英，味苦，气平，无毒。入阳明、太阴。溃坚肿，消结核，解食毒，散滞气。至贱而有大功，惜世人不知用之。阳明之火每至燎原，用白虎汤以泻火，未免大伤胃气。盖胃中之火盛，由于胃中之土衰也，泻火而土愈寒矣。故用白虎汤以泻胃火，乃一时之权宜，而不恃之为经久也。

蒲公英，亦泻胃火之药，但其气甚平，既能泻火，又不损土，可以长服、久服无碍。凡系阳明之火起者，俱可大剂服之，火退而胃气自生。试看北地妇女，当饥馑之时，三五成群，采蒲公英以充食，而人不伤者，正因其泻火以生土也。夫饥饿之人，未有不胃火沸腾者，用之实有相宜。不可以悟蒲公英之有益而无损乎。但其泻火之力甚微，必须多用，一两，少亦五钱，始可散邪补正耳。

或问蒲公英既有大功，自宜多用，以败毒去火，但其体甚轻，不识可煎膏以入于药笼之中乎?夫蒲公英煎膏，实可出奇，尤胜于生用也。而煎膏之法若何?每次必须百斤，石臼内捣烂，铁锅内用水煎之，一锅水煎至七分，将渣沥起不用，止用汁，盛于布袋之内沥取清汁。每大锅可煮十斤，十次煮完，俱取清汁，入于大锅内，再煎至浓汁。然后取入砂瓶内盛之，再用重汤煮之，俟其汁如蜜，将汁倾在盆内，牛皮膏化开入之，搅均为膏，晒之自干矣。大约浓汁一斤，入牛皮膏一两，便可成膏而切片矣。一百斤蒲公英，可取膏七斤，存之药笼中，以治疮毒、火毒，尤妙。凡前药内该用草一两者，止消用二钱，尤简妙法也。无鲜草，可用干草，干则不必百斤，三十斤便可熬膏取七斤也。

或问蒲公英止可治疮毒，而先生谓可泻火，岂泻火即所以治疮毒乎？此又不尽然也。夫疮毒虽多成于火，而火症不尽生疮痈。蒲公英妙在善能消疮毒，而又善于消火，故可两用之也。

或问蒲公英泻火，止泻阳明之火，不识各经之火，亦可尽消之乎?曰：火之最烈者，无过阳明之焰。阳明之火降，而各经余火无不尽消。蒲公英虽非各经之药，而各经之火，见蒲公英则尽伏，即谓蒲公英能泻各经之火，亦无不可也。

或问蒲公英与金银花，同是消痈化疡之物，二味毕竟孰胜?夫蒲公英止入阳明、太阴之二经，而金银花则无经不入，蒲公英不可与金银花同论功用也。然金银花得蒲公英，而其功更大。盖蒲公英攻多于补，非若金银花补多于攻也。

或问《图经》载治恶刺及狐尿刺，摘取蒲公英根茎白汁，涂之立瘥，果有之乎?曰：此思邈孙真人自言其效，不出十日全愈，此则可信者也。但愚见取蒲公英之汁，以涂疮口之上，更须用其根叶一两煎汤，内外合治，更易收功也。孤刺乃孤所伤，亦用茎汁涂之，而更服汤为妙耳。

或问蒲公英北地甚多，野人取以作菜，未见不生疮毒也。嗟乎!疮毒之成，成于旦夕。野人作羹，能日日用之哉？野人采取之时，半在春间，而疮毒之成，又在夏秋之际，安知春间之毒，不因食此而消乎。

早莲草

旱莲草，一名鳢肠。味甘、酸，气平，无毒。入肾。能乌须鬓，止赤痢，治火疮。虽能乌须鬓，然不与补肾之药同施，未见取效之捷。煎膏染须鬓，亦必同倍子、明矾为佳。世人动欲变白，而不知其道，毋怪其不效也。夫须发之早白也，虽由于肾水之干燥，亦由于任督之空虚。任督之脉上通于唇口之间，下入于腰脐之内。肾虚而任督未虚者，老年发白而须不白。中年发未白，须先白者，任督之虚也。欲使已白者，重变为乌，必补任督，而更补肾也。然而补任督之药无多，仍宜补肾以生任督。盖任督原通于肾，故补肾而任督之气自生。早莲草止能入肾，而不能入任督，又何能上通唇口哉?所以必宜与补肾之药同施，方有济耳。

或疑早莲草入肾，故能变白。今既不能入任督，何能变白哉?然而变白之药，仍不外早莲草也。是入肾者，其说正，而入任督者，其说非矣。吾子谓其入肾，而不入任督，何也?夫早莲草之不通任督也，非私说也，予实闻之岐天师之训迪也。谓旱莲草性寒，而任督则喜温。而不喜寒，故能降肾中之火，以解其焦枯，而不能暖任督之髓，以滋其润泽也。

灯心草

灯心草，味辛、甘，气寒，无毒。入心、小肠、膀胱经。通阴窍，利小便，除癃闭成淋，消水湿作肿。此物用之以引经，并非佐使之药也。

或问灯心能除心热，而子不言者，何也?夫灯心能通心而入小肠，心与小肠为表里，既通水道，则小便无壅滞之苦，小肠既通利，而心中之热随之下行，入于膀胱，从前阴而出矣。其实，灯心草不能除心中之热也。

山茨菇根

山茨菇根，味辛、苦，有小毒。消痈疽、无名疔毒，散隐疹、恶疮，蛇虫啮伤，治之并效。此物玉枢丹中为君，可治怪病。大约怪病多起于痰，山茨菇正消痰之圣药，治痰，而怪病自可除也。

或疑山茨菇非消痰之药，乃散毒之药也。不知毒之未成者为痰，而痰之已结者为毒，是痰与毒，正未可二视之也。

贯众

贯众，味苦，气微寒，有小毒。入阳明胃经，亦入心、入肺。祛诸毒，理金疮恶毒，杀三虫，去寸白虫，仍除头风，更破癥瘕，尤祛时气，亦止心疼。此物有毒，而能去毒，所谓以毒攻毒也。人家水缸内置贯众一枝，永无疫疠之侵，然须三月一易为妙，否则，味散无益耳。

或曰解毒用贯众，不可用贯众以祛毒，以贯众能消毒于毒之未至，不能逐散于毒之已成也。是未知贯众矣。贯众实化毒之仙丹，毒未至，可以预防；已至，可以善解；毒已成，可以速祛，正不可以前后而异视之。惟毒来之重，单用贯众，则力薄势绝，必须佐之以攻毒之药，始易奏功耳。

山豆根

山豆根，味苦，气寒，无毒。入肺经。止咽喉肿痛要药，亦治蛇伤虫咬。然止能治肺经之火邪，止咽痛实神。故治实火之邪则可，治虚火之邪则不可也。倘虚火而误用之，为害非浅也。

或问山豆根泻喉痹之痛既神，凡有喉痛而尽治之矣，而吾子曰宜实火，而不宜于虚火。虚实何以辨之乎?夫虚实亦易分耳。得于外感者为实火，实火者，邪火之实也；得于内伤者为虚火，虚火者，相火之虚也。虽二火同入肺经，而虚实各异。实火宜泻，用山豆根泻之，苦寒以正折之也；虚火宜补，亦用山豆根苦寒以泻其火，则火且更甚，壅塞于咽喉之中，而不得泻。必须用桂、附甘温之药，引其火以归源，下热而上热自消也。

羊踯躅

羊踯躅，味辛，气温，有大毒。入脾经。主风湿藏肌肉之里，识识痹麻。治贼风在于皮肤之中，淫淫掣痛。鬼疰蛊毒瘟疟恶毒，并能祛之。此物必须外邪难外越者，始可偶尔一用以出奇，断不可频用以眩异也。近人将此物炒黄为丸，以治折伤，亦建奇功。然止可用至三分，重伤者，断不可越出一钱之外耳。

或问羊踯躅乃迷心之药，何以子取之而治病?嗟乎!无病之人，服羊踯躅则迷心；有病之人，服羊踯躅则去疾。此反用以出奇，胜于正用之平庸。

淫羊藿

淫羊藿，一名仙灵脾。味辛，气温，无毒。云寒，误。用不必羊脂炒，亦不必去刺。入命门治男子绝阳不兴，治妇人绝阳不产，却老景昏耄，除中年健忘，益肾固筋，增力强志。补命门而又不大热，胜于肉桂之功，近人未知也。夫男女虽分阴阳，而五脏七腑正各相同，并无小异。男子命门寒则阳不举，女子命门寒则阳不容，非男子绝阳不能生，女子绝阳尚可产也。《本草》言女人绝阴不产者，乃讹写也。淫羊藿补阳而不补阴，取补男女之阳，则彼此之化生不息。阴中有阳，则男子精热而能施，女子亦精热而能受。徜谓补其阴绝，则纯阴无阳，何以生育乎?此等药，中年以后之人，正可朝夕吞服，庶几无子者可以有子。而《本草》又戒久服有损，想因命门有火而言之也。命门有火者，初服即不相宜，又何待日久始有损哉。

或疑淫羊藿，温补命门之火，故能兴阳，然男子有阳道之势，服之翘然兴举，故知其兴绝阳也，若女子，又从何起验之乎?曰：女子亦未尝不可验也。女子无阳，则小腹寒而痛，服淫羊藿则不痛矣。然此又无形，不足以验也，更有有形之物，可以相验。女子无阳，则玉户之内有一物如含花之蕊者，必升举而不可以手指相探。服淫羊考，则含花之蕊必下降，而手指可探矣。此蕊，即胞胎之门户，受精之口也，寒则缩，而温则伸，犹男子寒则实，而温则坚也。以此相验，断不爽矣。而予更有说，无阳者，无命门之火也。夫命门之火，原在肾之中，而不在肾外，淫羊藿补命门之火，亦在肾之中，而不在肾之外，亦何必求验于男女阴阳之物哉。

或问补命门之火者，宜于男子，而不宜于妇人，妇人火动，又安可救乎?夫妇人之欲火盛，非命门之火旺，乃命门之火衰。命门火衰，无以安龙雷之火，而火必越出于肝中，以助肝木之旺。肝木旺，则欲火之心动矣。木能生火，又何制哉，往往有思男子而不可得者矣。治方泻肝木之火，乃一时之权宜也。肝木既平，仍宜补命门之火，而龙雷下安于肾宫，而火无浮动之虞。可见妇人亦必须补命门也。妇人既宜补命门之火，安在淫羊藿但宜于男子，而不宜妇人哉。况淫羊藿妇人用之，又不止温补命门也，更能定小腹之痛，去阴门之痒，暖子宫之寒，止白带之湿。岂可疑止利于男子，而不用之于妇科哉?凡用药之权宜，实非一途可论定也。

或疑淫羊藿助男子之阳，多用之于丸内，未闻用之于汤列，不识汤剂中亦可用之乎？曰：凡药用之于汤者，即可用于丸，岂用于丸者，而独不可用于汤乎?世医之不用于汤剂，以体轻而不便入箱中。铎实有煎膏之法，备于药笼中尤便，因附载之。用淫羊藿，每次五斤，略揉碎，以滚水泡缸内三日，大锅煮汁至浓者，先取起，又添水煎之，以色淡为度。去滓，将浓汁再煎如糊，乃用锡锅盛之，再蒸煮如厚糊，少投鹿角胶，取其粘也，候冷切块，晒之，则成胶矣。入汤剂中调服佳甚，入丸亦妙也。

没食子

没食子，一名无食子。味苦，气温，无毒。切忌犯铜、铁器。入骨、入肾。益血生精，安神和气，可染鬓发。治疮溃肌肉不生，主腹冷滑利不禁。用之以治骨肉虚寒，实有奇功。故齿牙之病，所不可缺也。其余功效，亦多誉言，然有益无损，不妨久服也。

或问没食子有雌、雄之分，果有之乎?曰：此好事者言之也。犹小丁香而曰公，大丁香而曰母，其实功用相同，亦何必多其名目哉。

肉桂

肉桂，味辛、甘、香、辣，气大热，沉也，阳中之阴也，有小毒。肉桂数种，卷筒者第一，平坦者次之，俱可用也。入肾、脾、膀胱、心胞、肝经。养精神，和颜色，兴阳耐老，坚骨节，通血脉，疗下焦虚寒，治秋冬腹痛、泄泻、奔豚，利水道，温筋暖脏，破血通经，调中益气，实卫护营，安吐逆疼痛。此肉桂之功用也，近人亦知用之，然而肉桂之妙，不止如斯。其妙全在引龙雷之火，下安肾脏。夫人身原有二火，一君火，一相火。君火者，心火也；相火者，肾火也。君火旺，则相火下安于肾；君火衰，而相火上居于心。欲居于心者，仍下安于肾，似乎宜补君火矣。然而君火之衰，非心之故，仍肾之故也。肾气交于心，而君火旺；肾气离于心，而君火衰，故欲补心火者，仍须补肾火也。夫肾中之火既旺，而后龙雷之火沸腾，不补水以制火，反补火以助火，无乃不可乎。不知肾水非相火不能生，而肾火非相火不能引。盖实火可泻，而虚火不可泻也。故龙雷之火沸腾，舍肉桂，又何以引之于至阴之下乎。譬犹春夏之间，地下寒，而龙雷出于天；秋冬之间，地下热，而龙雷藏于地，人身何独不然。下焦热，而上焦自寒；下焦寒，而上焦自热，此必然之理也。我欲使上焦之热，变为清凉，必当使下焦之寒，重为温暖。用肉桂以大热其命门，则肾内之阴寒自散，以火拈火，而龙雷收藏于顷刻，有不知其然而然之神。于是，心宫宁静，火宅倏化为凉风之天矣。然而肉桂之妙，又不止如斯，其妙更在引龙雷之火，上交于心宫。夫心肾，两不可离之物也，肾气交于心则昼安，心气交于肾则夜适。苟肾离于心，则晓欲善寝而甚难；心离于肾，则晚欲酣眠而不得。盖心中有液，未尝不欲交于肾，肾内有精，未尝不欲交于心也，乃时欲交接，而终不能交接者，其故何也?一由于君火之上炎，一由于相火之下伏耳。试看盛夏之时，天不与地交，而天乃热：隆冬之时，地不与天交，而天乃寒。人身何独不然?君火热而能寒，则心自济于肾；相火寒而能热，则肾自济于心，亦必然之理也。我欲使心气下交于肾，致梦魂之宁贴，必先使肾气上交于心，致寤寐之恬愉。用肉桂于黄连之中，则炎者不炎，而伏者不伏，肾内之精自上通于心宫，心内之液自下通于肾脏，以火济水，而龙雷交接于顷刻，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之神。于是，心君快乐，燥室忽化为华骨之国矣。肉桂之妙如此，其他功用，亦可因斯一者而旁通之矣。

或问肉桂堕胎，有之乎?曰有。曰有则古人产前间用之，而胎不堕者，何也?曰：肉桂堕胎，乃单用之为君，而又佐之以堕胎行血之药，所以堕胎甚速也。若以肉桂为佐使，入于补气、补血之中，何能堕胎乎?胎前忌用者，恐其助胎气之热，未免儿生之日，有火症之多，非因其堕胎而切忌之者也。

或问肉桂温补命门，乃肾经之药，而君子谓上通于心，得毋亦心经之药乎?肉桂非心经之药也。非心经，何以交接于心宫?不知心之表，膻中也，膻中乃心君之相臣，心乃君火，而膻中乃相火也。相火非君火不生。肉桂，补相火之药。相代君以出治，肉桂至膻中以益相火，而膻中即代肉桂以交接于心。此肉桂所以能通于心，而非肉桂之能至于心也。

或疑肉桂用之于六味汤中，名为七味汤，此后世减去附子而名之也，可为训乎?曰：肉桂用之于六味汤中，暂用则可也，而久用则不可也。盖肉桂温命门之火，而又引龙雷之火而下伏也。暂用之以引雷火，则火下归于肾脏。倘久用之丸中，则力微而不足以温补命门之火，则火仍有奔腾之患。故必与附子同用于丸中，而日久吞咽，则火生而水愈生，水生而火自安，而龙雷永藏，断无一朝飞越之失者也。

或疑肉桂用之于六味丸，补火之不足，然则加麦冬、五味子于其中，以补肺气，势必至补水之有余，似不可以为训也。嗟乎!六味丸加此三味，则又甚神，名为九味地黄丸。唯六味地黄丸增肉桂、五味子，名为都气丸，非仲景夫子之原方也。其去附子，而加北五味子，实有妙义，我今更畅发之。夫都气丸之用肉桂、北五味子也，因五味之酸收，以佐肉桂之敛虚火也。肉桂在六味丸中，仅可以引火之归元，而不能生火之益肾，得北五味子之助，则龙雷之火有所制伏，而不敢飞腾于霄汉，且五味子又自能益精，水足而无不足。肉桂既不必引火之归元，又不致引火之升上，则肉桂入于肾中，欲不生火而不可得矣。此则都气丸之所以神也。至九味地黄丸，又因都气丸而加者也，麦冬补肺金之气，与五味子同用于七味地黄丸中，则五味子又可往来于肺、肾之中，既可以助麦冬而生水，又可以助肉桂而伏火，上下相资，彼此俱益。此又善用地黄丸，愈变而愈神者也。又未可疑非仲景夫子之原方，而轻议之也。

或疑肉桂何以必与附子同用于六味地黄丸中，易之以他药如破故纸、沉香之类，何不可者？曰：肉桂可离附子以成功，而附子断不能离肉桂以奏效。盖附子之性走而不守，肉桂之性守而不走也。虽附子迅烈，入于群阴之内，柔缓亦足以济刚，然而时时飞越，无同类之朋相亲相爱，眷恋有情，未必不上腾于上焦矣。有肉桂之坚守于命门而不去，则附子亦安土重迁，不能飞越。此八味丸中仲景夫子用附子，而不得不用肉桂者，又有此妙义耳。至于破故、沉香之类，虽与附子同性，或虑过于沉沦，或少嫌于浮动，皆不如肉桂不沉不浮之妙也。

或疑肉桂用之于八味丸中，经先生之阐扬，真无微不悉失。但肉桂之于金匮肾气丸，尚未说破，岂即八味丸之义耶?夫八味丸用肉桂者，补火以健脾也；肾气丸用肉桂者，补火以通膀胱也。虽肾气丸用茯苓至六两，未尝不利水以通于膀胱，然而膀胱之气，必得肉桂而易通，茯苓得肉桂而气温，而水化矣。虽丸中用附子，则肾火亦可通于膀胱，然而附子之性走而不守，无肉桂之引经，未必不遍走一身。而不能专入膀胱，以行其利水之功也。肉桂用于肾气丸，其义又如此矣。

或疑肉桂于都气丸中，未必非利小便，何以治水者不用都气，而用肾气丸乎?夫肉桂虽能入膀胱而利水，不能出膀胱而泻水也。都气丸中以熟地为君，而以茯苓为佐，是补多于利也；肾气丸中以茯苓为君，而以熟地为佐使，是利多于补也。补多于利，则肉桂佐熟地而补水，补先于利，而利不见其损；利多于补，则肉桂佐茯苓而利水，利先于补，而利实见其益。故治水者，必用肾气丸，而不用都气丸也。

或问肉桂用之于黄柏、知母之中，东垣治膀胱不通者神效，则黄柏、知母前人用之矣，未可咎丹溪也。曰：膀胱热结，而小水不通，用黄柏、知母而加之肉桂者，此救一时之意也，用之正见东垣之妙。若毋论有热、无热，而概用知母、黄柏，减去肉桂，即膀胱之水且不能通，又何以补肾哉?夫人生于火，而死于寒，命门无火，则膀胱水冻，而水不能化矣。若用黄柏、知母，更加寒凉，则膀胱之中愈添其冰坚之势，欲其滴水之出，而不可得，安得不腹痛而死哉。治法用肉桂五钱、茯苓一两，乘热饮之，下喉而痛除，少顷而便出。此其故何也?盖膀胱寒极，得肉桂之热，不舍如大寒之得阳和，溪涧沟渠无非和气，而雪消冰泮矣。

或问肉桂性热，守而不走，当火可引以归于命门之中，但已归之后，不识可长用之否?曰：肉桂性虽不走，补火则火之焰不升。然过于补火，则火过旺，未免有延烧之祸矣。大约火衰则益薪，而火盛宜抽薪也。又不可因肉桂之守而不走，但知补火，而不知损火也。

桂枝

桂枝，味甘、辛，气大热，浮也，阳中之阳，有小毒。乃肉桂之梢也，其条如柳，故又曰柳桂。能治上焦头目，兼行于臂，调荣血，和肌表，止烦出汗，疏邪散风。入足太阳之腑，乃治伤寒之要药，但其中有宜用不宜用之分，辨之不明，必至杀人矣。夫桂枝乃太阳经之药，邪入太阳，则头痛发热矣。凡遇头痛身热之症，桂枝当速用以发汗，汗出则肌表和矣。夫人身有荣卫之分，风入人身，必先中于卫，由卫而入营，由营卫而入腑，由腑而入脏，原有次第，而不可紊也。太阳病，头痛而身热，此邪入于卫，而未入于营，桂枝虽是太阳经之药，但能祛入卫之邪，不能祛入营之邪也。凡身热而无头疼之症，即非太阳之症，不可妄用桂枝。即初起身热头疼，久则头不疼，而身尚热，此又已离太阳，不可妄用挂枝矣。且桂枝乃发汗之药也，有汗宜止，无汗宜发，此必然之理也。然而有有汗之时，仍可发汗；无汗之时，不可发汗者，又不可不辨。伤寒汗过多者，乃用他药以发汗，以至汗出过多，而太阳头痛尚未解，故不可不仍用桂枝以和解，非恶桂枝能闭汗也。伤寒无汗，正宜发汗，乃发汗而竟至无汗，此外邪尽解，不止太阳之邪亦解也，故不可轻用桂枝，以再疏其腠理，非防桂枝能出汗也。知其宜汗、不宜汗之故，辨其可汗、不可汗之殊，用桂枝祛邪，自无舛错，又何至动辄杀人耶。

或谓桂枝发汗，亦能亡阳，何故仲景张公全然不顾。凡有表症未散者，须用桂枝汤，吾甚惧之，而不敢多用也。嗟乎!桂枝解表之药，非亡阳之药也。用桂枝汤而亡阳者，乃不宜解表，而妄用桂枝以表散，遂至变症蜂起，于桂枝何咎哉。

或谓桂枝汤，治寒伤卫之圣药，凡身热而有头痛项强之症，用桂枝汤仍然不除，反加沉重者，又何说也?此必多用桂枝以致此也。夫太阳经者，阳经也。桂枝，热药也。寒气初入于太阳，寒犹未甚，少用桂枝以祛邪，则太阳之火自安，而寒邪畏热而易解；若多用桂枝，则味过于热，转动太阳之火，热以生热，反助胃火之炎，而寒邪乘机亦入于胃，寒亦变为热，而不一解，而太阳之本症仍在也。故用桂枝者，断不可用多以生变，惟宜少用以祛邪也。

或疑桂枝汤之治伤寒，以热散寒也。以热散寒，祛寒出外，非祛汗出外也，何以有亡阳之虑?想非伤寒，而误用桂枝也。夫用桂枝汤，必须冬日之患伤寒，而又兼头痛项强者，才是寒伤卫之症。伤寒若不是冬天发热，即发热而不头痛项强，皆非伤寒入卫之症，安得不变为亡阳之祸，非桂枝之过也。

或疑桂枝汤，宜用而不用，以致传入于各经，而头痛项强如故，不识挂枝汤仍可用否?夫寒伤卫，而不速用桂枝以散表，致邪入于里，自应急攻其里矣。但头痛项强如故，此邪犹留于卫也，虽其病症似乎变迁之不定，然正喜其邪留于太阳之经，在卫而不尽入于里，仍用桂枝汤，而少轻其分两，多加其邪犯何经之药，则随手奏功也。不可因日数之多，拘拘而专攻其入里之一经耳。

或疑桂枝性热，麻黄性寒，性同冰炭，何以解太阳之邪，而仲景张公且有合用之出奇乎?曰：识得阴阳之颠倒、寒热之异同，始可用药立方，以名神医也。夫人身荣、卫之不同也，邪入卫则寒，邪入荣则热，正不可谓荣、卫俱属太阳，混看而不分别也。桂枝祛卫中之寒，麻黄祛营中之热。桂枝、麻黄合用，祛荣、卫寒热之半，又何疑乎。惟邪将入于营，未离于卫，或寒多而热少，或寒少而热多之间，倘分解之未精，治疗之不当，恐不能速于解邪，转生他变耳。然在仲景夫子，桂枝、麻黄合用，立方固未尝不奇而且神也。

或疑桂枝散寒邪，散卫中之邪也，一用桂枝，宜卫中之寒邪尽散矣，何以又使其入于营中也。似乎桂枝不能尽散卫中之邪也，不知可别有他药，佐桂枝之不足乎?曰：桂枝散卫中之寒，吾虑其有余，而君虑其不足乎。用桂枝汤，而邪入于营者，非桂枝之不足以散卫中之邪，乃迟用桂枝，而邪已先入于荣中，桂枝将奈何哉。此伤寒之病，所以贵疗之早也。

或疑桂枝扬，伤寒症祛邪之先锋也，用之当，则邪易退，用之不当，则邪难解。首先用桂枝汤，何以使之无不当耶。夫治伤寒而不知症，用药未有不误者也。故古人有看症不看脉之论，然而脉亦未可不讲也。仲景夫子论症，未尝不论脉，而无如世人之昧昧也。读仲景夫子伤寒之书，亦何至首先用桂枝汤而有误者乎。南昌喻嘉言尚论仲景夫子伤寒之书，卓识明眼，超越前人，近今未有其亚，但其中少有异同，铎不揣再为辨论，庶可免舛错之讥，则自今以后，读伤寒之书，亦何至于昏昧哉。

柏实、柏叶

柏子仁，甘、辛，气平，无毒。入心、肝、肾、膀胱四经。聪耳目，却风痹，止疼，益气血，去恍惚虚损，敛汗。治肾冷、腰冷、膀胱冷。尤能润燥，腰肾身体颜面燥涩者，皆治之。兴阳道，杀百虫，止惊怪，安五脏，头风眩痛。亦可煎调，久服不饥，增寿耐老，此药尤佳，乃延生之妙品也。但必须去油用之，否则过润，反动大便。尤宜与补心、肾之药同用，则功用尤神。

柏叶苦涩，止能敛肺，遏吐血、衄血，亦生须发，但非补阳要药，不可与柏子仁同类而并称也。

或疑柏子仁益心而不益肾，以其必去油而用之也，油去则性燥，心喜燥而肾恶燥，非明验耶?嗟!以此论药，失之凿矣。夫柏子仁最多油，去油者，恐过滑以动便，非欲其燥以入心，且柏子仁油去之亦不能尽，肾得之，未尝燥也。凡药皆宜制其中和，何独于柏子仁疑之耶。

或疑柏子仁补心之药，何以补肾火之药反用之耶?夫心肾相通，心虚而命门之火不能久闭，所以跃跃欲走也。用柏子仁以安心君，心君不动，而相火奉令惟谨，何敢轻泄乎。此补心之妙，胜于补肾也。世人但知补肾以兴阳，谁知补心以兴阳之更神哉。

黄柏黄柏黄柏，味苦、微辛，气寒，阴中之阴，降也，无毒。乃足少阴妙药，又入足太阳。专能退火解热，消渴最效，去肠风，止血痢，逐膀胱结热，治赤带，泻肾中相火，亦能平肝明日，其余《本草》所载功效，俱不可尽信也。盖黄柏乃至阴之物，其性寒冷，止可暂用以降火，而不可长用以退热。试思阴寒之地，不生草木，岂阴寒之药，反生精髓。黄柏有泻而无补，此可必信者也。如遇阴虚火动之人，用黄柏以泻火，不若用元参以降火也。万不得已而黄柏，亦宜与肉桂同用，一寒一热，水火有相济之妙，庶不致为阴寒之气所逼，至于损胃而伤脾也。

或疑丹溪朱公，专以阴虚火动立论，其补阴，丹溪以黄柏、肉桂同用，未尝教人尽用黄柏、知母也。而吾子讥其太过，毋乃已甚乎?嗟乎。人生于火，原宜培火，不宜损火也。火之有余，实水之不足，因水之不足，乃现火之有余。火盛者，补水而火自息，不必去泻火也。自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说，其立论为千古之不磨，而其立方不能无弊，用黄柏、知母于肉桂之中。不用熟地、山茱为君，乌可为训乎。

或疑黄柏苦寒泻火，是泻火有余，而补水不足，入于大补阴之内，少用之，以退阴虚之火，不识亦可乎?曰：不可也。黄柏泻火而不补水也。惟是阴虚火大动，用黄柏于大补真阴之药，如熟地、山茱萸、北五味之类，可暂用以退火。倘阴虚而火微动者，亦断不可用。

盖阴火之大盛者，退火而火少息；阴火之微动者，退火而火愈起。总之，虚火旺宜泻，而虚火衰宜补也。

或问：知母、黄柏，同是苦寒之药，用一味以泻虚火，未必无功，必要加用二味，与仲景张公并驾齐驱，反致误事，使后人讥之，是则丹溪之失也。嗟乎。虚火之沸腾，乃真水之亏损，用六味以生水制火，尚恐水不能以遽生，而火不可遽制。况用苦寒之黄柏、知母，使水之不生，又何以制火哉。在丹溪欲制火以生水，谁知制火而水愈不生耶。用知母、黄柏之一味，似乎轻于二味并用，然而，水一遇寒凉即不生，正不必二味之兼用也。

楮实子楮实子，味甘，气微寒，无毒。入肾、肝二经。阴痿能强，水肿可退，充肌肤，助腰膝，益气力，补虚劳，悦颜色，轻身壮筋骨，明目，久服滑肠。此物补阴妙品，益髓神药。世人弃而不用者，因久服滑肠之语也。凡药俱有偏胜，要在制之得宜。楮实滑肠者，因其润泽之故，非嫌其下行之速也。防其滑，而先用茯苓、薏苡仁、山药同施，何惧其滑乎。

或问：楮实子入于打老之丸，自是延年之物，何独不言其益算耶?曰：延年益寿，亦在人之服药何如耳。吞添精填髓之神丹，而肆然纵欲，欲其周花甲之年而不得，况楮实子庸庸者乎。苟节房帏而慎起居，损饮食而戒气恼，即不用楮实，亦可长年，余所以略而不谈也。

淡竹叶附竹茹竹沥淡竹叶，味甘、淡，气平寒，阴中微阳，无毒。入心、脾、肺、胃。逐上气咳喘，散阳明之邪热，亦退虚热烦燥不眠，专凉心经，尤祛风痉。

竹茹，主胃热呃逆，疗噎膈呕哕，尤止心烦。

竹沥，却阴虚发热，理中风噤口。小儿天吊惊痫，入口便定。妇人胎产闷晕，下喉即苏。止惊怪却痰。痰在手足四肢，非此不达；痰在皮里膜外，非此不却。世欲以大寒置之。

不知竹沥系火烧出沥，佐之姜汁，水火相宜，又何寒哉。以上三味，总皆清痰泻火之药，因其气味寒，不伤元气，可多用，以佐参、苓、芪、术健脾开胃也。

或疑竹叶、竹茹、竹沥，同一物也，何必强分其功效?不知有不可不分者在也。竹叶轻于竹茹，虽凉心而清肺；竹茹轻于竹沥，虽清心而清胃；若竹沥则重于竹叶、竹茹，虽清心而兼补阴也。

或问：古人以竹沥治中风，似子中风皆痰也，痰生于风乎?曰：中风未有不成于痰者也，非痰成之于风也。使果成于风，似外邪之中矣，古人何以复用此甘寒滑利之竹沥，以化消其痰哉。

或问：淡竹叶世疑是草本，是耶非耶?曰：即竹叶耳，但不可用苗竹、紫竹之叶。盖二叶之味多苦，不堪入药，其余诸竹之叶，味皆淡者也，故以淡名之，非草本之叶也。若草本之叶，非是竹叶，乃俗名畅脚者也，其性虽寒，能止咳嗽，然而终不能入心以消痰也。

茯苓附茯神茯苓，味甘、淡，气平，降也，阳中阴也，无毒。有赤、白二种，白者佳，亦可用入心、脾、肺、肝、肾五脏，兼入膀胱、大小肠、膻中、胃经。助阳，利窍通便，不走精气，利血仅在腰脐，除湿行水，养神益智，生津液，暖脾，去痰火，益肺，和魂练魄，开胃厚肠，却惊痫，安胎孕，久服耐老延年。

茯神，即茯苓之一种。但茯神抱松木之根而生者也，犹有顾本之义，故善补心气，止恍惚惊悸，尤治善忘，其余功用，与茯苓相同。

此二种，利中有补，久暂俱可用也，可君可臣，而又可佐使。惟轻重之宜分，无损益之可论。

或谓汗多而阴虚者宜忌，少用之何损哉。或言小便素利者勿服，恐助燥损阴，微用之何妨。初病与久病相殊，而健脾正宜于久病，何必尽去夫茯苓也。丹溪曰：茯苓有行水之能，久服损人。八味丸用之，亦不过接引诸药，归就肾经，去胞中积陈，而以为搬运之功也。夫八味丸有桂、附、熟地、山药之直入于肾，何藉茯苓之引经耶。仲景张夫子用茯苓于八味丸中，大有深意。

以熟地纯阴，而性过于腻滞，虽泽泻利水，熟地之滋润已足相制，然而泽泻过于利水，未必健脾以去湿。故亦用茯苓以佐之，利腹脐而又不走气，使泽泻亦不过于渗泄，则泻中有补，助熟地、山药、山茱速于生阴，实非徒为接引而用之也。

或问：茯苓健脾，而张仲景公用之益肾，意者脾肾同治耶?夫茯苓虽亦入脾，而张夫子用之全非取其健脾，止取其益肾耳。夫肾恶而亦恶燥，而亦恶湿，过燥则水干，而火易炽．过湿则邪住，而精难生。用茯苓于六味丸中，泻肾中之邪水，以补肾中之真水也，故与健脾之意全不相干，勿认作脾肾同治也。

或问：茯苓不健脾而益肾，而茯苓实健脾之物也，意者肾健而脾亦健乎?夫肾健而脾亦健，此六味汤之功用也。茯苓止能益肾以通胃耳，胃为肾之关门，肾气足而关门旺，不可单归功于茯苓也。然而，茯苓之气实先通于胃。夫茯苓下利之物，如何能上行于胃。

不知茯苓尤通上下之窍，而胃亦是水谷之海，利水而水不入海，将何注乎。故下通膀胱，而上通于胃，胃气得肾气之升腾，而胃气有不更开，饮食有不更进乎。似乎脾健而能容，实亦胃健而能受焉也。

或疑茯苓、泽泻，同是利水之物，而或言过于利水，或言未能健脾，皆是与人相反，谓先生不好奇得乎?曰：非好奇也。二味实各有功用，不得不分言之耳，泽泻，泻之中有补，表其补之功，则其泻正可用也；茯苓，补中有泻．论其泻之益，则其补亦可用也。凡药有功有过，明辨功过于胸中，自然临症无差也。

或问：六味丸中阐发已尽，不识茯苓于前说之外，尚有异论乎?前说不足以尽茯苓之义也。仲景夫子用茯苓于六味丸中也，岂特泻肾中之邪水，以补肾中之真水哉。茯苓更能入肾，以通肾中之火气。肾中火气，上通胃而下通膀胱二经。苟无肾火之气以相通，则上水不能入，而下水不能出矣。上水不能入者。非不能饮也，饮水而水之气不消；下水不能出者，非不能容，而水之气不泄不消，而水势必奔迫于中焦，而不能化矣。惟有火气以相通，而上下之水始周流而无滞。六味补肾中之水，而不补肾中之火，则火不能自通于胃与膀胱矣。得茯苓代为宣化，而上下之火得行，何致有不消不泄之虑哉。茯苓用之于六昧丸中者。尚有如此妙义也。

又问：茯苓用之于六味丸中。奇义如此，而用之于八味丸中，亦别有意义乎?曰：有。

茯苓泻水，亦能泻火。泻水者泻肾中之邪水，则泻火者独不泻肾中之邪火乎。八味丸用桂、附以补火者，补肾中之真火也。然补肾中之真火，而肾中之邪火不去，则真火不生，反助邪火而上升矣。仲景夫子用茯苓于八味丸中，正取其泻邪火以补真火也。桂、附得茯苓之助。无邪火之相干，自然真火之速长。于是火生而脾土得其益，受水谷而能容，胃土得其益，进饮食而无碍，肺气调，而心气降、肝气平矣。

又问：茯苓用之四君子汤与六君子汤，似非尽利水也，何独不言其奇乎?夫茯苓用之于阴药之内，可以出奇；茯苓用之于阳药之间，无以显异，不过佐人参、白术，分消其水湿，以固其脾土而开胃气也。

又问：茯苓用之于都气丸中，亦未见出奇，必得肉桂，而后泻水，安在入肾气丸中即能出奇乎?曰：肾气丸之妙，全在茯苓。

茯苓利水，人人知之。利水之中，得群阴之助，更能于补水中，以行其利水之权；得二阳之助，更能于补火之中，以全其化水之神。止利其邪水，而不使波涛泛溢，又不损其真水，而转使热气薰蒸，通上下三焦，消内外二湿，皆茯苓为君之功也。倘以茯苓为臣，而君以熟地，势必中焦阻滞．水积于皮肤而不得直入于膀胱矣，又何以泻之哉。

或问：夏子益集奇异治病之方，有人十指、节断坏，惟有筋连无节肉，虫出如灯心，长数寸。遍身绿毛，以茯苓、胡黄连，煎饮而愈，岂亦有义乎?曰：是湿热出虫耳。茯苓以去湿，黄连以解热，湿热散而虫自死矣。惟是虫身长绿毛，实有秘义。此人必手弄青蛙，戏于池塘之中，绿毛之龟在池内，欲吞之而不可得．故气冲而手，久之而手烂，得至阴之毒而不散，故皮烂而肉腐，生长虫绿毛也。惜吾发异议，无人证之耳。

或问：今人用茯苓，多用人乳浸泡，久制则白色变红。其有益于人乎?夫补药而用茯苓者。恐纯朴之脏滞，故用之通达，使于泻之中，以助其补之力也。若过用乳制，则通利之性全失，一味呆补，反不能佐补药以成功。此近人不知用药之功，而妄为制变，不可以为法也。

槐实附槐米槐花槐实，味苦、辛、咸，气寒，无毒。入大肠。

止涎唾，补绝伤，凉大肠之火，消乳瘕，除男子阴疮湿痒，却女人产户痛痒，仍理火疮，且堕胎孕，酒吞七粒，催产尤良。大约槐树枝、叶、花、根，共同治疗而子尤佳。然止可暂用为佐使，而不可久服，久服则大肠过寒，转添泄利之苦矣。

或问：槐实与槐米之功效何如?夫槐米，即花未开之蕊也，其气味与槐子正同，但子味太重，槐米轻清，入汤剂似胜于槐实，若用入丸药之中，槐蕊不若槐实也。

或问：《太清草木方》中载槐应虚星之精，以十月上已日采子服之，去百病，长生通神。

而《梁书》亦言，瘐肩吾常服槐实，年七旬余，发鬓皆黑，目看细字，非通神之验耶?嗟乎。

槐实非长生之药，其性苦寒而属阴，久服则伤脾胃。庚肩吾服之而有效者，必阳旺而非阴虚，实热而非虚热也。

枳实附枳壳枳实，味苦、酸，气寒，阴中微阳，无毒。

枳实，本与枳壳同为一种，但枳实夏收，枳壳秋采。

枳壳性缓而治高，高者主气，治在胸膈；枳实性速而治下，下者主血，治在心腹。故胸中痞，肺气结也，用枳壳于桔梗之中，使之升提而上消。心下痞，脾血积也，用枳实于白术之内，使之荡涤而下化。总之，二物俱有流通破结之功，倒壁推墙之用。

凡有积滞壅塞、痰结瘕痞，必须用之，俱须分在上、在下。上用枳壳缓治，下用枳实急治，断断无差也。然而切不可单用，必附之补气、补血之药，则破气而气不耗，攻邪而正不伤，逐血而血不损，尤为万全耳。

或问：枳壳、枳实同是一种，枳壳乃秋收之物，其味之重，宜厚于枳实，何以不下沉而反上浮也?不知枳壳之性，愈熟则愈浮。枳壳收金之气，故能散肺金之结气，非枳壳性缓而留中也。

或问：枳实收予夏，其性轻，宜薄于枳壳，何以反峻烈于枳壳，量其未熟而然乎?曰：枳实之性，小而猛，大而弱，收于夏，得夏令之威也。脾乃土脏也，宜于夏气，故能下行，而推荡其脾中之积滞，非枳实性急而速行也。

或问：枳实过于迅利，病宜消导者，何不用枳壳之为善乎?夫枳壳与枳实，不可同用，一治上而一治下。枳壳之功，不如枳实之大。

枳实攻坚，佐大黄以取胜，实为破敌之先锋，非若枳壳居中调剂，仅可以攻城内之狐鼠也。

或问：枳实无坚不破，佐之大黄，则祛除荡积之功更神，以之治急，何不可者，而必戒之谆谆乎?夫看症既清。用药之更当，何必顾瞻而不用。惟是病有变迁之不同，人有虚实之各异，苟辨之不确，而妄用枳实，不几杀人乎。我有一辨之之法，腹中疼痛，而不可手按者，可用无疑。倘按之不疼痛，而确是有坚积者，又将何法辨之?辨之于口中之舌，如有红黑者，即用无疑。

如此，则何至有失乎。

或问：枳壳治胎气不安，古人入于瘦胎药中，以防难产，何子不言及耶?曰：妇人怀孕，全藉气血以养胎，气血足而易产，气血亏而难产。用枳壳以安胎，必至胎动不安，而生产之时，亦必艰涩。是枳壳非安胎之药，乃损胎之药，非易产之剂，乃难产之剂也。况古人瘦胎饮，为湖阳公主而设，以彼生长皇家，奉养太过，其气必实，不得已而损其有余，则胎易养也。岂执之而概治膏梁之妇乎。膏梁之妇，既不可用枳壳以安胎，况荆布之家，原非丰厚，又胡可损其不足哉，余所以略而不谈也。

或问：枳壳治心下痞满与心中痞痛，何也?盖胃之上口，名日贲门。贲门与心相连，胃气壅住，则心下亦急而不舒，故痞满也。邪塞于中焦，则欲升不能，欲降不可，必然气逆而上冲，而肝经本郁，又不能条达而开畅。则胁亦胀满，而心中痞痛矣。得枳壳之破散消导，而痞满、痞病尽也去。

女贞实女贞子，味苦、甘，气乎，无毒。入肾经。

黑须乌发，壮筋强力，安五脏，补中气，除百病，养精神。多服，补血祛风，健身不老。近人多用之，然其力甚微，可入丸以补虚，不便入汤以滋益，与熟地、枸杞、南烛、麦冬、首乌、旱莲草、乌芝麻、山药、桑椹、茄花，杜仲、白术同用，真变白之神丹也。然又为丸则验，不可责其近效也。

或问：女贞既善黑须，又有诸益。自宜入汤剂中，以收其功，何以不宜乎?夫女贞子功缓，入在汤剂中，实无关于重轻，无之不见损，有之不见益。若必欲入汤荆，非加入一两不可，然而过多，则又与胃不相宜。盖女贞少用则气平，多用则气浮也。

按：女贞子，非冬青也。冬青子大，而女贞子小，冬青子长，而女贞子圆也。若用冬青更为寒凉，尤无功效，未可因《本草》言是一种，而采家园之冬青子以入药也。

或疑女贞子为长生之药，而子以为无足重轻，何以又誉之为变白之神丹乎?曰：余前言其有功者，附之于诸补阴药中为丸，以变白也，后言其无足重轻者，欲单恃之作汤，难速效也。女贞子缓则有功，而速则寡效，故用之速，实不能取胜于一时；而用之缓，实能延生于永久，亦在人用之得宜耳。

厚朴厚朴，味甘、辛，气大温，阴中之阳，可升可降。无毒。入脾、胃、大肠。主中风寒热，治霍乱转筋，止呕逆吐酸。禁泻利淋露，消痰下气。乃佐使之药，不可为君臣。盖攻而不补，有损无益之味也，然而善用之，收功正多，未可弃而不用。大约宜与诸药同用，同大黄、枳实，则泻实满矣；同人参、苍术、陈皮，则泻湿满矣；同桂枝，则伤寒之头痛可除；同槟榔、枳实，则痢疾之秽物可去。同苦药则泻，同温药则补，同和药则止痛，同攻药则除痞，亦在人善用之。倘错认为补益，虚人用之，脱元气矣。

或问：厚朴收功甚多，不补而能之乎?夫疑厚朴为补，固不可。然而。厚朴实攻药，能于攻处见补，此厚朴之奇也。若论其性，实非补剂也。

或厚朴能升清降浊，有之乎?曰：厚朴可升可降，非自能升清而降浊也。用之补气之中，则清气能升；用之于补血之中，则浊气能降。升降全恃乎气血之药，与厚朴何所与哉。

或问：厚朴佐大黄以攻坚，仲景张公入于承气汤中，有奇义乎?曰：承气汤中用大黄者，以邪结于大肠也。大黄迅拂之速，何藉于厚朴。不知大黄走而不守，而厚朴降中有升，留大黄而不骤降，则消导祛除。合而成功，自然根株务绝。无有少留。此厚朴入之大承气汤，佐大黄之义也。

或问：厚朴入于平胃散中，以平胃气，似厚朴乃益胃之品，而非损胃之药。然平胃散，非益胃之品也。彼其命名之意，谓胃之不平者而平之也，是泻胃气之有余，非补胃气之不足。胃气既无所补，又何所益乎。平胃散用厚朴，泻胃实而不补胃虚，人奈何错认为益胃之品哉。

桑白皮附桑叶桑椹桑白皮，味甘而辛，气寒，可升可降，阳中阴也。入手太阴肺脏。助元气，补劳怯虚赢．泻火邪，止喘嗽唾血，利水消肿，解渴祛痰。

刀刃伤，作线缝之，热鸡血涂合可愈。

桑叶之功，更佳于桑皮，最善补骨中之髓，添肾中之精，止身中之汗，填脑明目，活血生津，种子安胎，调和血脉，通利关节，止霍乱吐泻，除风湿寒痹，消水肿脚浮，老男人可以扶衰却老，老妇人可以还少生儿。

桑椹，专黑髭须，尤能止渴润燥。添精益脑。此三品相较，皮不如椹，而椹更不如叶也。前人未及分晰，世人不知，余得岐伯天师亲讲。老人男女之不能生子者，制桑叶为方，使老男年过八八之数、老女年过七七之数者，服之尚可得子，始知桑叶之妙，为诸补真阴者之所不及。所用桑叶，必须头次为妙，采后再生者，功力减半矣。

或疑桑椹乃桑树之精华，其功自胜于叶，而吾子谓椹不如叶，意者桑叶四季皆可采用，而桑椹必须四月采之为艰乎?曰：甚与叶，功用实同。因甚艰于四季之采用，且制之不得法，功逊于叶多矣。我今备传方法，使人尽知可也。四月采桑椹数斗，饭锅蒸熟，晒干即可为末。桑椹不蒸熟，断不肯干，即于而味已尽散无用，且尤恶铁器。然在饮锅内蒸熟，虽铁锅而无碍也，此皆岐天师传余之秘。同熟地、山茱萸、五味子、人参同用，实益算仙丹，诚恐世人不知制法，所以单言桑叶之奇。盖无椹用叶，功实相同耳。桑椹紫者为第一，红者次之，青则不可用。桑叶采叶如茶，种大者第一，再大者次之，再小者又次之。与其小，无宁大也。过大，则止可煎汤以入药，不堪为丸散矣。洗目，宜取老桑叶，自落者无用矣。

山栀子山栀子，味苦，气寒，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无毒。入于肝、肺，亦能入心。有佐使之药，诸经皆可入之。专泻肝中之火，其余泻火，必借他药引经而后泻之也。止心胁疼痛，泻上焦火邪，祛湿中之热，消五痹黄病，止霍乱转筋赤痢。用之吐则吐，用之利则利。可为臣佐之药，而不可以为君。虽然山栀未尝不可为君也。当两胁大痛之时，心君拂乱之后，苟不用山栀为君，则拂逆急迫，其变有不可言者矣。用山栀三五钱，附之以甘草、白芥子、白芍、苍术、贯众之类，下喉而痛立止，乱即定，其神速之效，有不可思议者。然则山栀又似君臣佐使而无不宜者，要在人善用之。而非可拘泥也。

或问：山栀子能解六经之郁火，子何以未言，岂谓其性寒不宜解郁乎?曰：山栀子非解郁之药，非因其性寒而略之也。夫郁病非火也，郁之久，斯生火矣。不用香附、柴胡、白芍、川芎之解郁，而遽投山栀子以泻火，则火不能散，而郁气更结矣。然则谓山栀子之解郁尚不可，况谓解六经之郁火乎。独是山栀实泻火之药，安在郁中之火独不降之。然而止可谓是泻火，而终不可谓是解郁也。

或问：山栀子消火，消肝中之火也，何以各经之火俱能消之?曰：山栀子，非尽能消各经之火也。人身之火，止肝中之火有长生之气，肝火不清，则诸火不息；肝火一平，则诸火无不平矣。故泻肝火，即所以泻各经之火也。

况又有引经之药，引入于各经之中，火安得而不平哉?或问：山栀子泻火，能泻膻中之火。膻中，相火也。既泻膻中之火，则肾中之相火无难泻矣。乃用山栀子泻膻中之火而不伤，泻肾中之火而不入，何也?曰：山栀子入肝，泻肝火即泻肾火也。夫肝为肾之子，子虚则母亦虚，子衰则母亦衰，泻肝．火即泻肾火，则山栀子乃肾之仇。见仇而肯纳仇乎，此肾之所以不受也。若膻中，乃肝之子也，山栀子泻肝，则肝母之火必遁入于膻中之子矣。膻中惊肝母之受伤，火自不散升泄，母衰而子亦衰，此膻中之所以无伤也。

或问：山栀子每用于伤寒汤中，以之为吐药，仲景张公亦有秘义乎?曰：栀子味苦而泻火，伤寒火旺上焦，用苦寒以泻火，则火性炎上，反击动其火势之腾天，不若因势而上越，随火之气，一涌而出之为得。栀子性本可升，同瓜蒂散用之，则尤善于升，故下喉即吐，火出而邪亦出。因其可吐而吐之也。仲景夫子岂好为吐哉。

或问：栀子亦寒凉之药，子何以不辟之而称道之耶?嗟乎。余非尽恶寒凉也，恶错用寒凉者耳。医道寒热并用，攻补兼施，倘单喜用热而不喜用寒，止取用补而不用攻，亦一偏之医，何足重哉。吾所尚者，宜用热，则附子、肉桂而亟投；宜用寒，则黄柏、知母而急救；宜且补，则人参、熟地而多加；宜用攻，则大黄、石膏而无忌。庶几危者可以复安，死者可以重生，必如此，而医道始为中和之无弊也。

枸杞子附地骨皮枸杞子，味甘、苦，气微温，无毒。甘肃者佳。入肾、肝二经。明耳目，安神，耐寒暑，延寿，添精固髓，健骨强筋。滋阴不致阴衰，兴阳常使阳举。更止消渴，尤补劳伤。

地骨皮，即枸杞之根也。性甚寒凉，入少阴肾脏，并入手少阳三焦。解传尸有汗肌热骨蒸，疗在表无汗风湿风痹．去五内邪热，利大、小二便，强阴强筋，凉血凉骨。二药同是一本所出，而温寒各异，治疗亦殊者，何也?盖枸杞秉阴阳之'气而生。亲于地者，得阴之气；亲于天者，得阳之气也。得阳气者益阳，得阴气者益阴，又何疑乎?惟是阳之中又益阴，而阴之中不益阳者，天能兼地，地不能包天。故枸杞子益阳而兼益阴，地骨益阴而不能益阳也。然而，二物均非君药，可为褊裨之将。枸杞佐阳药以兴阳，地骨皮佐阴药以平阴也。

或疑枸杞阳衰者尤宜用之，以其能助阳也。然吾独用一味煎汤服之，绝不见阳兴者，何故?恐枸杞乃地骨皮所生，益阴而非益阳也。曰：兴阳亦不同也。阳衰而不至大亏者，服枸杞则阳生。古人云：离家千里，莫服枸杞。正因其久离女色，则其阳不衰，若再服枸杞，必致阳举而不肯痿，故戒之也。否则，何不戒在家之人，而必戒远行之客，其意可知矣。然则吾子服枸杞而阳不兴者，乃阳衰之极也。枸杞力微，安得有效乎。

或问：地骨皮治骨蒸之热，用之不见效者，何也?夫骨蒸之热，热在骨髓之中，其热甚深，深则凉亦宜深，岂轻剂便可取效乎，势必多用为佳。世人知地骨皮之可以退热，而不知多用，故见功实少耳。曰：黄柏、知母，亦凉骨中之热也，辟黄柏、知母，而劝多用地骨皮，何也?不知地骨皮非黄柏、知母之可比，地骨皮虽入肾而不凉肾，止入肾而凉骨耳。

凉肾必至泻肾而伤胃；凉骨反能益骨而生髓。

黄柏、知母泻肾伤胃，故断不可多用以取败。

地骨皮益肾生髓，不可少用而图功。欲退阴虚火动、骨蒸劳热之症，用补阴之药，加地骨皮或五钱或一两，始能凉骨中之髓，而去肾中之热也。

或问：地骨皮用至五钱足矣，加至一两，毋乃太多乎，恐未必有益于阴虚内热之人耳?不知地骨皮，非大寒之药也，而其昧又轻清，如用之少，则不能入骨髓之中而凉其骨。大寒恐其伤胃，微寒正足以养胃也。吾言用一两。犹少之辞，盖既有益于胃，自有益于阴矣。

辛夷辛夷，味辛，气温，无毒。入肺、胆二经。

止脑内风疼、面肿引齿痛眩目，除身体寒热，通鼻塞，止鼻渊清涕，生须发。此物通窍，而上走于脑，舍鼻塞、鼻渊之症，无他用，存之以备用可耳。且辛散之物多用，则真气有伤，变可暂用而不可久服。总之，去病即已，不可因其效甚而纵用之，非独辛夷之为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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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仁酸枣仁，味酸，气平，无毒。入心、肝、胆与胞络四经。宁心志，益肝胆，补中，敛虚汗，祛烦止渴，安五脏，止手足酸痛，且健筋骨，久服多寿。以上治疗，俱宜炒用，惟夜不能眠者，必须生用．或神思昏倦，久苦梦遗者，亦宜生用。可为臣佐，多用尤佳，常服亦妙也。

或问：酸枣仁止能益心，何以补肾之药，古人往往用之乎?盖心肾原不可两治也。因世人贪色者多，仲景夫子所以止立六味、八味。以补肾中之水火宜。然而肾火原通于胞络，而肾水原通于心，补心未尝不能益肾，古人所以用枣仁以安心，即安肾也。

且世人入房而强战者，心君不动，而相火乃克其力以用命。心君一移，而相火即懈，精即下泄。可见补心所以补肾，心气足而肾气更坚，不信然哉。

或问：酸枣仁之治心也，不寐则宜炒，多寐则宜生，又云夜不能寐者，必须生用。何其自相背谬耶?不知此实用药之机权也。

夫人不寐，乃心气之不安也，酸枣仁安心，宜用之以治不寐矣。然何以炒用枣仁则补心也?夫人多寐，乃心气之大昏也。炒用，则补心气而愈昏；生用，则心清而不寐耳，夜不能寐者，乃心气不交于肾也；日不能寐者，乃肾气不交于心也。肾气不交于心，宜补其肾；心气不交于肾，宜补其心。用枣仁正所以补心也。补心宜炒用矣，何以又生用。不知夜之不寐，正心气之有余，清其心，则心气不足，而肾气乘之矣，此所以必须生用。若日夜不寐，正宜用炒，而不宜用生矣。

或疑枣仁安心，人人知之，安心而能安肾，此则人未知也。曰：枣仁岂特安心以安肾而已乎，更能安五脏之气。盖心肾安，而五脏有不安者乎，不必其入脾、入肺、入肝而后能安也。

杜仲杜仲，味辛、甘，气平温，降也，阳也。无毒。入肾经。补中强志，益肾添精，尤治腰痛不能屈伸者神效，亦能治足、阴囊湿痒，止小水梦遗。此物可以为君，而又善为臣使，但嫌过燥，与熟地同用，则燥湿相宜，自然无火动之忧也。

或问：肾恶燥，而杜仲性燥，何以入肾以健腰?吾子加熟地尤宜，然亦似熟地之滋肾，终非杜仲之益肾矣。曰：补肾原不必熟地，余用熟地者，不过取其相得益彰也。夫肾虽恶燥，而湿气侵之，腰即重著而不可俯仰，是肾又未尝不恶湿也。杜仲性燥，燥肾中之邪水，而非烁肾中之真水也。去熟地而肾中之燥不相妨，用熟地而肾中之湿亦无碍，盖杜仲自能补肾，而非借重于熟地之助也。

或问：杜仲非燥药也，而吾子谓是燥药，何据而云然乎?曰：论杜仲之有丝，其非燥药也。然而杜仲之燥，正有有丝之不肯断。夫太刚则折，大柔则不肯折矣。杜仲之丝，经火炒则断，其中之柔软为何如，而独谓其性燥者，别有义也。杜仲不经火则湿，经火则燥。

不断之丝，非火炒至无丝，则不可为未非受火气迫急而为燥乎。肾恶燥，而以燥投燥，遽入往往动火，我所以教人与熟地同用也。至于肾经中湿，不特宜同熟地并施，且宜生用为妙，并不可火炒。盖肾既有湿，得熟地则增润，反牵制杜仲。一加火，则失其本性，但补而不攻，而湿邪反不得遽散。夫杜仲不炒则湿，何反宜于治湿。盖杜仲燥中有湿，湿非水气之谓也。邪湿得真水而化，生用正存其真气耳。

或问：杜仲补肾，仲景公何故不采入八味丸中?不知杜仲补肾中之火，而有动肾气，动则桂、附不安于肾宫，恐有飞越之虞，故用桂、附，而不用杜仲。然则固不可用乎，肾中有湿气，正宜加用于八味丸中，取其动而能散湿也，又不可拘执不用而尽弃之耳。

或问：杜仲补肾，世人意以破故纸佐之，毋乃太燥乎?杜仲得破故纸，而其功始大，古人嫌其太燥，益胡桃仁润之，有鱼水之喻。其实，杜仲得破故纸，正不必胡桃仁之润也。盖破故纸温补命门之火，而杜仲则滋益肾中之水，水火有既济之美，又何必胡桃之润哉。虽杜仲得胡桃仁之相助，亦无碍其益肾之功，然而，杜仲实无借于胡桃仁也。或云胡桃仁滋破故纸之燥也。夫破故纸用之于他药之中，未见用胡桃仁之助，何独入于杜仲之中而加胡桃仁也。谓非因杜仲而入之，吾不信也。

使君子使君子，味甘，气温，无毒。入脾、胃、大肠。去白浊，除五疳，杀蛔虫，止泻痢。用之以治小儿伤食生虫者实妙，以其不耗气也。

然而大人用，未尝不佳。但宜用鲜，而不宜用陈，用熟而不宜用生。入药之时，宜现煨熟，去壳口嚼咽下，以汤药送之，始能奏功也。

或问：使君子杀虫，小儿食之，往往虫从口出，杀虫者固如是乎?曰：虫在上焦，则虫犯使君子之气味，必上窜而越出。虫从口出，正杀虫之验也，奈何疑之乎。夫杀虫分上、中、下也。虫在上焦者则吐，虫在中焦者则和．虫在下焦者则泻焉也。

山茱萸山茱萸，味酸涩，气平、微湿，无毒。入肾、肝二经。温肝经之血，补肾脏之精，兴阳道以长阴茎，暖腰膝而助阳气，经候可调，小便能缩，通水窍，去三虫，强力延年，轻身明目。其核勿用，用则滑精难收，实益阴之圣丹、补髓之神药。仲景夫子所以采入于八味丸中，取其固精而生水也。《本经》谓其九窍堪通，而世人疑之者，以其味过于涩，则窍闭而不能开，恐难以通之也。予以为不然。夫人五脏安，则九窍自利，而五脏之内，一脏不安，则四脏因之不安矣。所谓一脏者何?即肾脏也。肾为四脏之本，肾安而四脏俱安。

安四脏而利九窍，又何疑乎。山茱萸佐八味以补肾，正安肾以安五脏之药也。五脏既安，而谓九窍之不能利乎。且山茱萸不止利九窍也，三焦七府，无不藉其庇荫，受其滋益。此八味汤中之所必用，而岐伯天师新立补肾诸方，无不用之以救垂绝之症也。

或问：山茱萸入六味丸中，不过佐熟地之生精耳，先生谓其能利九窍，毋乃夸乎?非夸也。熟地得山茱萸，则功始大；山茱萸得熟地，则其益始弘。盖两相须而两相成也。有此二品，则生精而人生；无此二品，则不能生精而人死。山茱萸关人之死生，岂特利九窍而已哉。

或问：补阴之药甚多，何必用山茱萸以佐熟地乎?曰：补阴之药，未有不偏胜者也。独山茱萸大补肝肾、性专而不杂．既无寒热之偏，又无阴阳之背，实为诸补阴之冠。此仲景夫子所以采入于六味中，以为救救之药也。

或问：山茱萸为救命之药，所救者何病乎?吁!天下之死于病者，半好色之徒也。

好色者，泄精必多，精泄则髓空，精泄则神散。

非用九味地黄汤，以大填补其精，则髓空者何以再满而能步履，神散者何以再返而能掺哉。

虽六味丸中之功效，不止山茱萸之一味。然舍山茱萸之佐熟地，又何生精之速，添髓而益神乎。所谓救命之药，真非虚语耳。

或问：六味丸之妙义，已将各药阐发无遗，不知山茱萸亦可再为宣扬乎?曰：山茱萸乃六味丸中之臣药也，其功必大中诸药，是以仲景公用之耳。山茱萸补肾中之水，而又有涩精之妙。精涩则气不走而水愈生，更使利者不至于全利，而泻者不至于全泻也。虽六味丸中如茯苓、泽泻，亦非利泻之药，然补中有利泻之功，未必利泻无补益之失。得山茱萸之涩精，则所泻所利，去肾中之邪，而不损肾中之正，故能佐熟地、山药．以济其填精增髓之神功也。

或又问子既阐山茱萸用于八味丸中者，非仅补水制火，实补水以养火也。肾中之火，非水不能生，亦非水不能养。火生于水之中，则火不绝；火养于水之内，则火不飞。山茱萸补而且涩，补精则精盛而水增。涩精则精闭而水静，自然火生而无寒弱之虞，火养而无炎腾之祸，助熟地、山药而成既济之功，辅附子、肉桂而无亢阳之失矣。

或问：山茱萸用于六味、八味，妙义如此，未知舍二方之外，亦可独用以出奇乎?曰：人有五更泄泻，用山茱萸二两为末，米饭为丸，临睡之时一次服尽，即用饭压之，戒饮酒、行房三日，而泄泻自愈。盖五更泄泻，乃肾气之虚，则水不行于膀胱，而尽入于大肠矣。五更亥子之时也，正肾水主事。肾气行于此时。则肾不能司其权而泻作。山茱萸补肾水，而性又兼涩，一物二用而成功也，非单用之以出奇乎。推之而精滑可止也，小便可缩也，三虫可杀也。单用奏效，又乌能尽宣其义哉。

或疑山茱萸过于涩精，多服有精不出而内败之虞。嗟乎!此犹临饭而防其不能咽也。山茱萸涩精，又不闭精，为补精之独绝，仲景夫子所以用之于地黄丸中。若精不出而内败者，乃人入房精欲泄而强闭，或有老人与大虚之人，见色而畏怯而不敢战，而心又怦怦动也。相火内炎，而游精暗出于肾宫，亦能精不出而内败。服山茱萸，正足以治之焉。有精闭而内败之虞，彼不出而内败者，乃不服山茱萸，致大小便牵痛，欲便不能，不便不可，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服山茱萸，而痛与便立愈矣。可见，山茱萸乃治精不出而内败之神药，如之何其反疑之乎。

或疑山茱萸性温，阴虚火动者，不宜多服。夫阴虚火动，非山茱萸又何以益阴生水，止其龙雷之虚火哉。凡火动起于水虚，补其水则火自降，温其水则火自安。倘不用山茱萸之益精温肾。而改用黄柏、知母泻水寒肾，吾恐水愈干而火愈燥。肾愈寒而火愈多，势必至下败其脾，而上绝其肺。脾肺两坏，人有生气乎，故山茱萸正治阴虚火动之神药。不可疑其性温而反助火也。

或又疑山茱萸性温动火，不宜于火动梦遗之症。夫梦遗之症，愈寒而愈遗，何忌于山茱萸乎。山茱萸性涩精，安有涩精而反致遗精乎。盖梦遗而至玉关不闭，正因于肾火之衰也。肾火衰。则火不能通于膀胱，而膀胱之水道闭矣。水道闭而水窍塞．水窍塞而精窍反不能寒也，于是，日遗精而不止。然则欲止其精，舍温肾又何以止之乎。人以为山茱萸性温动火，恐不可以治遗精之病。吾以为山茱萸之性，仅温尚不足以助火，恐未能竟治遗精之病也。

或问：缪仲醇阐山茱萸之误，云命门火炉．阳强不痿，忌用茱萸，而先生所谈六味、八味，又似命门火炽者服之无碍，然则仲醇非欤?曰：是仲醇过慎药饵之失也。命门火炽，非山茱萸纯阴之药，又何以制之。既不敢轻用山茱萸，又不能舍山茱萸而他用制火之药，又云当与黄柏同加。则惑矣也。

接骨木接骨木，味苦、辛，气平，有小毒。入骨节。专续筋接骨，易起死回生。折伤吞酒，风痒汤浴。止用之以接续骨节，产前、产后皆不用。存之以备折伤之需。生接骨木独用之，接骨固奇。然用之生血，活血药中，其接骨尤奇。但宜生用为佳，至干木用之，其力减半，炒用又减半也。盖取其生气则神而已矣。

蔓荆子蔓荆子，味苦、辛、甘，气温、微寒，阳中之阴，无毒。入太阳经。主筋骨寒热，湿痹拘挛，本经头痛，头沉昏闷，利关节。

长发，通九窍，去虫，散风淫，明目。耳鸣乃止，齿动尤坚。

此物散而不补，何能轻身耐老。胃虚因不可用，气血弱衰者，尤不可频用也。

或问：蔓荆子，止头痛圣药，凡有风邪在头面者。俱可用，而吾子又以为不可频用，谓其攻而不补也。但药取其去病，能去病，又何虑用之频与不频哉。不知蔓荆子体轻而浮，虽散气不至于太甚，似乎有邪者。俱可用之。

然而，虚弱者少有所损，则气怯神虚，而不胜其狼狈矣。予言不可频用者，为虚者言之也。

若形气实，邪塞于上焦，又安在所禁之内哉。

蔓荆子佐补药中，以治头痛尤效。因其体轻力薄，藉之易于上升也。倘单恃一味，欲取胜于顷刻，则不能也。

或问：蔓荆子入太阳经，能散风邪，何仲景张公不用之以表太阳之风邪，得毋非太阳之药乎?不知蔓荆子入太阳之营卫，不能如桂枝单散卫而不散营，麻黄单散营而不散卫，各有专功。伤寒初入之时，邪未深入，在卫不可引入营，在营不可仍散卫。蔓荆子营卫齐散，所以不宜矣。

猪苓猪苓，味苦、甘、淡，气平。降也，阳也，无毒。入肾与膀胱经。通淋消肿满，除湿利小便泄滞，助阳利窍。功专于行水，凡水湿在肠胃、膀胱、肢体、皮肤者，必须猪苓以利之。然而水湿之症有阳、有阴、有虚、有实，未可一概利之也。倘阴虚之症，轻用猪苓以泻其水，水去阴亦消亡，必有口干舌燥之症。况原无水湿之症，利之则重亡津液，阴愈虚矣。甚则有利小便，欲行点滴而不可得者，非误利之明验乎。虽然水湿之邪既在人身，岂可以阴虚难治，竞置于不治哉?用猪苓利水之药，仍入之阴药中，阴既不虚，而湿亦自利，安在猪苓之不可用乎。

或问：猪苓利水，胡为利水而水不通，且多急闷而不可解，何也?此火蓄膀胱，而上焦之气不升，肺金清肃之令不行于下焦之故也。

夫膀胱泻水也，然必得肺金之气清肃下行，而乃水走于阴器而出。猪苓但利水，而不能升上焦之气，上焦有火，过抑肺金，清肃之令不能行于下焦，不用降火之品，而唯从事于利水。所以，用猪苓而不效，非猪苓之不能利水也。

或问：猪苓导水，使火邪从小便而出，是引火邪之下出也，然仲景张公往往用猪苓汤以散邪，何也?盖猪苓之性，不特下走于阴窍，而且兼走于皮毛之窍。仲景夫子用猪苓汤者，恶邪不走膀胱而走皮毛肤，虑亡阳之症，所以用之，即引火邪从皮毛而外出也。然则猪苓不特引水下泄，而亦能引火外泻也。

或问：猪苓利水，何能解口之不渴也?夫小便数而口不渴者，火蓄于膀胱也。火蓄则熬干其水，水沸而为热，所以作渴。用猪苓以利水，实所以泻火，火泻而水独存，则津液通。

而上润于口舌之间矣。然则猪苓非利水之药，乃生津之药也。

或疑猪苓为生津之药，终不可为训。曰：猪苓利水尽，则口益干，而欲其口舌之生津。

难矣。所谓生津者，止能生于多水之症，而不能生于无水之症。无水之症，泻水则水涸而火起；多水之症．泻水则火降而水升。水既升矣，而津液有不润于口齿者乎。是猪苓之生津，生于利水以去火，而非概生于利水也。

或疑猪苓、泽泻，同是利水之物，而吾子偏分出功用之不同，非好奇耶?曰：猪苓、泽泻用既不同，义自各别，有异言异，有同言同，可好奇之有。

南烛枝叶南烛，即乌米饭树也。味苦，气平，无毒。

入肾。治一切风痰，悦颜色耐老，坚筋骨健行，久服，身轻不饥；多服，发白变黑。此物草木之王，专益精而变白，老人尤宜服之。味虽苦而不寒，气甚平。有益，乃续命之津、延龄之液也。世人不知用之，殊可惜。春间采嫩叶约二十斤，用蒸笼在饭锅蒸之，虽历铁器无妨。否则，必须砂锅内蒸熟，晒干为末。饭锅不能蒸，可用米煮粥上蒸之亦妙。不蒸熟而阴干者，无用。

大约一斤南烛叶末，加入桑叶一斤、熟地二斤、山茱萸一斤、白果一斤、花椒三两、白术二斤，为末，密为丸，白滚水送下一两，每日于早晨服之。不特变白甚速，而且助阳补阴，延年益寿，鄙意加入人参二两，尤神之神也。倘命门寒者，加入巴戟天斤，殊妙。

南烛叶固佳，而南烛子尤佳，深秋结实，先红后紫，其味甘而酸，入肾、肝二经。胜于南烛之叶。添精益髓，舒筋明目，久服延年。余更有一方，用南烛子者二斤，捣烂，入白果去壳四两，同捣，入山药末一斤、茯苓四两、芡实半斤，同捣为饼，火焙干，为末。入枸杞子一斤、熟地一斤、山茱萸一斤、桑叶末一斤，嫩叶为妙。巨胜子半斤，共为末，密为丸。每日早晨，老酒送下五钱，一月白发变黑矣，且能颜色如童子。此方不寒不热，自是生精圣方，修服必有利益也。

或问：变白药多，何吾子独称南烛之子?盖乌须药，多是气苦寒，恐有碍于脾胃。惟南烛气味和平，而子尤加甘温，益肾之余，更能开胃健脾，真变白之神品、滋颜之妙药。牧童采食，辄止饥，此非明验欤。

或问：南烛之黑须，吾子大肆阐扬，然未见子之自验也。曰：吾尚论《本草》，实欲阐发各药之微。南烛黑须，古人有服之而验者，不必铎之自验也。江南人多采之以煮饭，白米辄变为黑，故欲名"乌米饭"，非有据之谈乎。

蜀椒蜀椒，味辛，气温、大热，浮也，阳中之阳，有毒，入心、脾、肾之经。却心腹疼痛及寒湿痹疼，杀鬼疰蛊毒并虫鱼毒蛇，除皮肤骨节死肌，疗伤寒温疟，退两目翳膜，驱六腑沉寒，通气脉，开鬼门，乃调关节，坚齿发，暖腰膝，尤缩小便，理风邪，禁咳逆之邪，治噫气，养中和之气，消水肿、黄疸，止肠癖、痢红。多食乏气失明，久服黑发耐老。功用实多，不止书上所载。然而少用则益，多用则转损。入于补阴之药，可以久服；入于补阳之剂，未可常施也。

按：蜀椒功用实胜于近处所产，以蜀椒味轻，转有益也。土产之椒，其辛香倍于蜀产，虽功用少薄，未尝不可用也。大约蜀椒用一两者，土产必须一两二钱，何必专觅蜀椒哉。

或问：蜀椒可以乌须，而乌须之方似可用之也?夫蜀椒未能乌须也，取其引乌须之药，入任、督之路耳。大约乌须药多寒，而蜀椒性热，相侔同用，尤能制阴寒之气，所以易于奏功，而变黑甚速也。但热药宜少用，不可多用耳。吴茱萸吴茱萸，味辛、苦，气温，大热，可升可降，阳中阴也，有小毒。入肝、脾、肾之经。主咽塞气不通，散气膈冷气窒塞，驱脾胃停寒，脐腹成阵绞痛，逐膀胱受湿，阴囊作疝剜痛，开腠理，解风邪，止呕逆，除霍乱。因顺折肝木之性，治吞吐酸水如神。厥阴头疼，引经必用。气猛，不宜多食，令人目瞪口开。久服亦损元气，肠虚泄者尤忌。可逆用之以祛寒，复可顺用之以解热。大约祛寒可以多用，而解热难以多投也。

按：吴萸入四神丸中，以治肾泄，非用之以祛寒耶。然而，四神丸中用吴茱萸者，非尽去寒也，亦借其性燥以去湿耳。夫肾恶燥，而泻久则肾正苦湿也。吴茱萸正喜其燥，以投肾之欢，入诸肾脏以逐其水而外走于膀胱，不走于大肠也。

或疑吴茱萸性热祛寒，恐不可用之以解热。不知从治之道，宜顺而不宜逆。逆其性，致有相格之忧；顺其性，始有相投之庆也。

钩藤钩藤，味甘、苦，气微寒，无毒。入肝经。

治寒热惊痫，手足瘛疭，胎风客忤，口眼抽搐。

此物去风甚速，有风症者，必宜用之。然尤能盗气，虚者勿投。

或问：钩藤为手少阴、足厥阴要药。少阴主火，厥阳主风，风火相搏，故寒热惊痫之症生。但风火之生，多因于肾水之不足，以致木燥火炎，于补阴药中少用钩藤，则风火易散。

倘全不补阴，纯用钩藤以祛风散火，则风不能息，而火且愈炽矣。

大腹皮大腹皮，味辛、苦，～气微温，降也，无毒。

入肺、脾、胃三经。主冷热诸气，通大、小二肠，止霍乱痰隔醋心，攻心腹大肠壅毒，消浮肿。亦佐使之药。若望其一味以攻邪，则单寒力薄，必至覆亡矣。

或问：大腹皮，即槟榔之外皮也，缪仲醇谓气味所主与槟榔同。而实不同也。大腹皮之功，尤专消肿，然亦必与白术、薏苡、茯苓、车前、桑白皮、人参同用，始有功耳。

槟榔槟榔，味辛、苦，气温，降，阴中阳也，无毒。入脾、胃、大肠、肺四经。消水谷，除痰癖，止心痛，杀三虫，治后重如神，坠诸气极下，专破滞气下行。若服之过多，反泻胸中至高之气。善消瘴气，两粤人至噬之如始。古人疑其耗损真气，劝人调胃，而戒食槟榔。此亦有见之言，然而非通论也。岭南烟瘴之地，其蛇虫毒气，借炎蒸势氛，吞吐于山巅水溪，而山岚水瘴之气，合而侵人，有立时而饱闷晕眩者。非槟榔口噬，又何以迅解乎。天地之道，有一毒，必生一物以相救。槟榔感天地至正之气，即生于两粤之间，原所以救两粤之人也。况此物降而不升，虽能散气，亦不甚升，但散邪而不散正，此两粤之人所以长服而无伤。至身离粤地，即不宜长服，无邪可散，自必损伤正气矣。

或问：槟榔乃消瘴之物，似宜止治瘴气，何以治痢必须?曰：槟榔虽可治痢，亦止宜于初起，而不宜于久痢也。痢无止法，用槟榔，所以下其积秽也，故初起之痢断须用之。痢久则肠中无积秽之存，若仍如初痢之治法，则虚者益虚，而痢者益痢矣，是久痢断不可用槟榔也。然吾以为初痢亦不可纯用槟榔，用当归、白芍为君，而佐之槟榔，则痢疾易痊，而正气又复不损，实可为治痢之权衡也。

或疑槟榔去积滞，即宜独用之，何以反佐之以当归?当归虽补犹滑，以助其攻也。何以更用白芍之酸收，偏能奏功哉。不知槟榔必得补以行其攻也。夫积滞之不行也，由于气血之干涸。倘徒用槟榔以攻其积滞，则气血愈伤，而瘀秽愈阻而不通，故必须当归以生气血，则大肠自润，有可通之机。然而，肝木克脾，木旺则火旺，火旺必烁干气血。当归所生，不足以济其所克，故必须益之芍药以平肝，则肝不克脾，而芍药酸中又能生血，以助当归之润，故同群共济，以成槟榔之功，然则收之，正所以能其攻也。

五倍子五倍子，一名文蛤。味辛、酸，气平，无毒。入肾经。疗齿宣疳慝，及小儿面鼻疳疮，治风癣痒疮，并治大人五痔下血。洗目消赤肿，止疼痛。染须髭变黑。专为收敛之剂，又禁泻痢阳虚，解消渴，生津，却顽疼，去热。百药煎，亦此造成。此药外治之功居多，内治之功甚少，存之以备疮毒之用耳。

或问：五倍子乃收敛之。药，用之外治更宜，然而内治以固滑泻，未尝不佳，何子著《本草》，单为外治留之乎?曰：痢无止法，用涩药以止痢，前人所戒。况五倍子止痢，乃不得已而用之，止痢之品甚多，何必借此不可用之药。此铎所以止取外治，而不取内治。

皂荚皂荚，味辛、咸，气温，有小毒。入足厥阴、手少阴、手太阴三经。理气疏风，搐鼻喷噎，可救五绝痰迷、中风不语诸症。敷肿痛即除。吐风痰，杀痨虫精物，起风痹，治死肌，利窍开关，破症堕孕。此物备急用之药，药笼中不可无者也。

或问：皂荚开关之药，单用以取捷乎?夫皂荚之功用，不止此也。凡心疼之病，随愈而随发者，必用皂荚，始可除根，此《本草》所未言也。张夫子曾传余治心痛之方，实有皂荚火炒一两、炒栀子一两、炙甘草五钱、白芍二两、广木香三钱，为细末。

老黄米煮粥为丸，如米大，滚水送下即愈，永不再发。是皂荚又可以治心疼也。然而，皂荚非治心疼之药，借其开窍引入于心之中，使诸药直攻其邪也。

或问：皂荚生用乎，抑熟用之乎?皂荚熟用则无益矣，必生用为佳。然而，生用切不可用蛀者。盖皂荚虫尤细，凡研末之时，蛀虫乘开关之际，直入肺中，反成大害。故必须拣不蛀者，研为细末，即包在纸包之内，亦必须常取出经风，以防其再蛀。我有一方，制之最佳，用麝香同包，断无再蛀之理，且又可借麝香之香，引入鼻窍，而开关更灵也。

或问：用皂荚末以治中风，吐其痰而不愈，反成偏枯之症，何也?曰：皂荚用未以吹鼻使中风之人关开，实治方之功也。若入于稀涎散中吐之，非治也。盖近来中风者，皆非真中风，尽由于阴阳水火之虚，或阴虚火炎，煎熬津液，结而为痰，热极生风，猝然仆厥。

则愈损其津液矣。津液重伤，经络无水以相养，或气虚而无以相通，安得不变为拘挛偏废之症哉。

或疑《神仙传》载：崔言逢异人传皂荚刺三斤烧灰，调大黄末，以治大麻风，虽将死尚可救。何子注《本草》略之乎?臼：皂角刺安能救大麻风哉，此误传也。用此方以救之，是速之死耳。

乌药乌药，味辛，气温，阳也，无毒。入足少阴肾经及阳明胃腑。性多走泄，不甚刚强，诸冷能除。凡气堪顺，止翻胃，消积食作胀，缩小便，逐气冲致疼，辟疫瘴时行，解蛊毒卒中，攻女人滞凝血气，去小儿积聚蛔虫。此品功多而效少。盖佐使之至微者也。力微似可多用，然而多用反不见佳。不若少用之，以佐君臣之用耳。

乌药无关轻重，其实过多功少，近人未知耳。产妇虚而胎气不顺者，切不可用，用则胎立堕。人以为顺气用之，谁知乌药能顺胎，惟气血虚而带郁滞者宜之耳。

血竭血竭，味辛、咸，气平，有小毒。入肾。治跌打伤损，消恶毒痈疽，专破积血，引脓，驱邪气止痛，外科多用之。然治诸痛，内治实神效。存之以备采用。

血竭内科可用，而近人不敢用之。不知血竭得补气血之药，其功更神。惜人未谙，故再表之也。

沉香沉香，味辛，气微温。阳也，无毒。入命门。补相火，抑阴助阳，养诸气，通天彻地，治吐泻，引龙雷之火下藏肾宫，安呕逆之气，上通于心脏，乃心肾交接之妙品。又温而不热，可常用以益阳者也。

沉香温肾而又通心。用黄连、肉桂以交心肾者，不若用沉香更为省事。一药而两用之也。但用之以交心肾，须用之一钱为妙。

不必水磨，切片为末，调入于心肾补药中，同服可也。

乳香乳香，味辛、苦，气温，阻也，无毒。入脾、肺、心、肝、肾五脏。疗诸般恶疮及风水肿毒，定诸经卒痛并心腹急疼。亦入散膏，止痛长肉。更催生产，且理风邪，内外科皆可用。大约内治止痛，实为圣药，研末调服尤神。

或问：诸痛皆属于火，而乳香性温，宜与痛病不相合，何以定诸经之卒痛耶?盖乳香气虽温，而味实苦，温为热，苦为寒。气温则先入于火之中，相合而不相碍；味苦则后居于痛之内，相制而不相违。此所以能定诸痛，而无不宜也。

丁香丁香，有雌、雄之分，其实治病无分彼此。

味辛，气温，纯阳，无毒。入肾、胃二经，又走太阴肺脏。善祛口舌溃烂，伐逆气殊功。止噫呃气逆、翻胃呕吐、霍乱，除心腹冷疼，暖腰膝，壮阳。杀疳慝，坚齿。治奶头绽裂，消虫毒膨胀。亦有旋转天地之功，直中阴经之病，尤宜可用之，但不可用之于传经之伤寒也。

世人重母丁香，而轻公丁香，不知何故?谓母丁香能兴阳道也。夫丁香而日母，其属阴，可知阴不能助阳，亦明矣。丁香公者易得，而母者难球，此世所以重母丁香也。舍易而求难，世人类如是夫。

阿魏阿魏，味辛，气平，无毒，热。入脾、胃、大肠。杀虫下恶气，破症积，辟瘟禁疟，却鬼祛邪，蛊毒能消，传尸可减，乃消毒攻邪之物，宜于外治，而不宜于内治者也。

阿魏以是臭者为佳，无臭气者皆假。然亦有臭者不可用，乃取蒜捣为汁而乱人者也。

然我有辨真假之法，臭阿魏投之水中，半沉半浮者上也，浮者次之，沉者假物，而不堪入药也。

没药没药，味苦、辛，气平，无毒。入脾、肾二经。消肿突恶疮，痈疽溃腐，破血止痛如神，疗坠堕跌打损伤尤效。亦内、外可用之药，而外治更奇也。

没药亦有赝者，尤难辨。辨法亦投之水中，立时色黯者为真，否则假物，无益于用，不如勿用也。

雷丸雷丸，味苦、咸，气寒，有小毒。入脾、胃与大肠。胃热可解，力能杀虫。不论各虫，皆能驱逐。男妇皆利，非利男子而不利妇人也。

主癫痫狂走，堕鬼胎甚速。遇怪病在腹，无药可治者，加入辄应如响。名日雷丸者，言如雷之迅、知丸之转也，走而不留，坚者能攻，积者能去，实至神之品。但有小毒，未免损伤胃气，去病则已，不可多服。宜以之逐邪，不宜以之耗正也。

或问：闻雷丸善治奇病，有之乎?雷丸何能治奇病也，用之有理则奇，用之无事则拙。

吾深怪世人，无理而欲眩异也。

或问：雷丸可以逐邪，亦可以逐鬼乎?既可逐邪，独不可以逐鬼乎。惟是逐鬼与逐邪少异，逐邪须用攻邪之药为佐，而逐鬼必须用补正之药为君，未可单用攻剂也。

或问：邪与鬼，何分?曰：寒热之有常，此邪气而非鬼祟也；寒热之无常，此邪祟而非邪气矣。然亦不可拘也。天下有鬼祟凭之而无寒热者，亦有寒热未解，而鬼祟先去者。虽曰逐邪用攻邪之药，逐鬼用补正之药，苟能以补正为主，而佐之逐邪、逐鬼也，则无往而非宜也。

或问：雷丸性至急，不识可少制而缓之乎?夫雷丸一制，则无用矣。大凡逐邪之药。

正取其迅速，制之则失其性，安能施其功用乎。设于同群之中，而佐之和平之味，则彼此调剂，自得其宜，亦不制之制也。

麦芽大麦芽，味咸，气温，无毒。入脾、胃二经。尤化米食，消痰亦效。孕妇勿服，多用恐堕胎元，若止用一、二钱，亦无妨。惟大麦煎糖，孕妇切戒。多食极消肾水，必损胎元矣。

或问：麦芽亦米谷之类，何以能消米食?不知麦芽虽与米谷同类，而气味相克，麦钟四时之气，而尤得夏气俱多，米谷则得秋气者也。夏气克秋，米谷逢麦，犹秋得夏气也，安得不消化乎。

或问：麦芽消食，亦能消痰，江北中州之人尤善食面，宜痰食之咸化矣，何以消食多痰之比比乎?夫麦芽，乃大麦之芽，非小麦之芽也。大麦与小麦性殊，而功用各别，小麦养人而大麦伤人，且麦芽与未发芽之麦，功用亦殊也。未芽之大麦性静，已芽之大麦性动。动则变，变则化矣。又何之疑乎。

或问：小麦亦得夏气，何以不克米谷?不知小麦虽与大麦同类，而早晚之性实异。大麦得夏之初气，小麦得夏之中气，初气克削。

中气和平。故大麦消谷，而小麦养胃，且小麦无须芒，房亦易脱，形体亦甚不同。试看大麦芒能消无形之水肿，而小麦之房不能消湿，非一补一消之明验乎。

赤小豆赤小豆，味辛、甘、酸，气温而平，阴中之阳，无毒。入脾经。下水，治黄烂疮，解酒醉，燥湿浸手足肿大，疗脚气入脐高突。但专利水逐津，久服令人枯燥，亦可暂用以利水，而不可久用以渗湿。湿症多属气虚，气虚利水，转利转虚，而湿愈不能去矣，况赤小豆专利下身之水，而不能利上身之湿。盖下身之湿，真湿也，用之而效；上身之湿，虚湿也，用之而益甚，不可不辨也。

或问：赤小豆，即家园之红豆乎?曰：别是一种，其色如朱而发光，头上一点黑如漆。

若家园之红豆。名日红，而色实紫，能疗饥，而不能利水去湿，多食亦败血，功用与赤小豆迥别。切勿以家园之红豆，而错用之也。

白扁豆自扁豆，味甘，气微温，无毒。入脾、胃二经。下气和中，除霍乱吐逆，解河豚酒毒，善治暑气。佐参、茯、二术，止泻实神。但味轻气薄，单用无功，必须同补气之药共用为佳矣。

或谓：白扁豆非固胎之药，前人安胎药中往往用之，何故?盖胎之不安者，由于气之不安，白扁豆尤能和中，故用之以和胎气耳。因和而安，即谓之能安胎也。亦可但单用此味，以安骤动之胎，吾从未见其能安者矣。

或问：白扁豆气味凉薄，亦可有可无之物，先生删药味甚多，何独不删白扁豆?夫扁豆乃五谷中最纯之味，淡而不厌，可以适用者，不止入汤剂也，或入于丸剂，或磨粉而调食，均能益人。一况功用不独安胎，尤善种子。

凡妇人之不受孕者，半由于任、督之伤也，白扁豆善理任、督，又入脾、胃二经，同人参、白术用之，引入任、督之路，使三经彼此调和，而子宫胞胎自易容物。予所以特登此味。以为毓麟之资，岂漫然而收录乎哉。

乌芝麻乌芝麻，味甘，气温，无毒。入肾经，并通任、督之脉。功擅黑须，《图经》未载，故近人无知之者。凡黑须髭之药，缺乌芝麻则不成功。盖诸药止能补肾，而不能通任督之路也。

唇口之间，正在任督之路，乌芝麻通任督而又补肾，且其汁又黑，所以取神效也。但功力甚薄，非久服多服，益之以补精之味，未易奏功也。

或问：乌芝麻黑须髭，神农未书，《本草》不志，何吾子创言之哉?曰：乌芝麻变白，予亲试而验者。乃不慎色故，余年四十早衰，须髯半白，服乌芝麻重黑，后因变乱，不慎酒色复白。可见，服乌须药，必须断欲，不可归咎乌芝麻之无效验焉哉。

或疑乌芝麻即白芝麻同类，未闻白芝麻之润肾，乌芝麻之变白，恐亦好事者之言。不知乌芝麻之变白，实有义也。芝麻性润而汁乌，乌自入肾，既入肾，自能润髭矣，况又通任督之脉乎。然而，乌芝麻之义，又不止此，乌芝麻更能上润于心，使心火不炎，不烧任督之路，引补肾之药至于唇口，故能变白也。

巨胜子巨胜子，非胡麻也。味甘，气温平，无毒。

丹溪盛称之，原有功益也。入心、肾二经。补虚赢，耐饥渴寒暑，填坚髓骨，益气力，长肌肤，明目轻身，延年不老，益元阳，兴阴茎，尤生津液，入口即生，与人参相同。其补益之功，不可思议。惟其体尤轻，内实者正无多也，然亦不必尽是内实者始可用，亦不必尽去其壳，但投之水中，半沉半浮者即可用，将浮者弃去，取出沉与半沉者，用地黄汁泡之一日，晒干，磨末用为妙。此药宜入丸，而不宜煎汤，煎则味不能出也。

或问：巨胜子胡僧用入桑叶中为丸，果有益乎?此奇方也。先君曾服之，年逾六十，须髯未白，后不服此药即白，可见此方之奇。盖巨胜子得桑叶更神者。

或问：巨胜子载之《参同契)书中，谓是长生之药。但不知何法服食便可长生?嗟乎!长生，即不死之谓也。世人安有服草木之味，而即能长生者乎。夫欲求长生，舍金丹之法，无他药也。虽然金丹不可得，而巨胜子则易得，胡僧之方虽佳，尚未尽妙。

铎有一方，名延景丸，用巨胜子二斤、熟地一斤、山药一斤、桑叶干者二斤，三月尽采之，晒干为末者佳，老叶不可用、茯苓三两、薏苡仁三两、芡实三两、淫羊霍半斤．、巴戟天一斤、山茱萸半斤、北五味三两、菟丝子一斤，各为末，蜜为丸。

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长年可服。如脾气欠健，加白术一斤。气虚．加人参六两、黄耆一斤。阳道欠举，加肉桂三两。此方不寒不热，实延龄妙法，虽治百岁外，尚可服也。是乃南岳道士所传，谓铎最宜服，可登百岁外。铎用是公之天下，愿共珍之。

火麻子火麻子，味甘，气平，无毒。入阳明大肠经及足太阴脾脏。益气补中，催生下乳，去中风汗出、皮肤顽痹，润大肠风热结涩便难，止消渴而小水能行，破、精血而血脉可复。产逆横生易顺，沐发可润。此物性过于润，凡燥结者，可借之以润肠，而脾气虚者，断难多服。

至于吞之可以见魅，祝之可以辟瘟，俱非近理之谈，而不老神仙尤为荒诞。产生宜戒，慎勿轻投之也。

或问：火麻子宜于大便燥结之人，《本草》所载其功用，亦果多乎?夫火麻子实有功用，但宜于实症，而不宜于虚症而已。

神曲神曲，味甘，气平，无毒。入脾、胃二经。

下气调中，止泻，开胃，化水谷，消宿食，破症结，逐积痰，疗妇人胎动不安，治小儿胸腹坚满。行而不损，与健脾胃之药同用，多寡勿忌。但世人所造神曲之法，欠妙。予师传制法：择六月六日，用白面三斤，苍甘草捣烂取汁一合，以井水调匀，又桑叶十斤，捣研烂，取布沥出汁，再用赤小豆一升磨末，拌面匀，以前二汁拌之成饼，以野蓼盖之十四日，取出纸包之，悬于风处阴干。临时用最佳。由二、三分用至二钱，其效如响也。

或疑制法异于前人，不可为训。不知前人之方过于刻削，惟此方和平，可为攻补之佐使也。

酒酒，味苦、甘、辛，气大热，有毒。无经不达，能引经药，势尤捷速，通行一身之表，高中下皆可至也。少饮有节，养脾扶肝，驻颜色，荣肌肤，通血脉，厚肠胃，御露雾瘴气，敌风雪寒威，诸恶立驱，百邪竟辟，消愁遗兴，扬意宣言，此酒之功也。

若恣饮助火，则乱性损身，烂胃腐肠，蒸筋溃髓，伤生减寿，此酒之过也。

嗟乎!酒何过哉。知酒之功受其益，知酒之过而防其损，何害于人。况酒又实能愈人之病乎。

或问：酒味甘者多热，味苦者多寒。仲景张公用苦酒，以治咽喉之肿痛与黄汗之淋漓，似乎饮甘香，不若饮苦辣，不致烧肠腐胃耳。

醋醋，昧酸、寒，气温，无毒。入胃、大肠，尤走肝脏。散水气，杀邪毒，消痈肿，敛咽疮，祛胃脘气疼并坚积症块，治产后血晕及伤损金疮。

按：醋乃食物中必需，用之入药绝少。然亦有不得不用之时，其功用必宜知也。故存之以备稽考矣。

或问：米醋可以入药，不是米醋，亦可入药否?夫醋必米造，始得温热之气，否则，味过于酸，入肝不能收敛，及走筋而缩涩矣，故入药必取米醋。凡吐血，与肢体肚脐出血，与毛孔标血者，用醋二升煮滚，倾在盆内，以双足心泡之，少顷即止血。此则不必米醋，凡米醋皆可用，正取其过酸，易于敛涩而宁谧耳。

冬葵子冬葵子，味甘，气寒，性滑利，无毒。主五脏六腑寒热、赢瘦五癃，利小便，疗妇人乳难内闭。久服，坚骨长肌肉。冬葵子本非佳品，然药笼中必备者，以其能顺胎也。横生倒产，子死腹中，必藉此以滑之也。

或问：冬葵子治难产，未见神效，何子独取之?曰：冬葵子治难产，亦要人必用之耳。

当横生倒产之时，或却一足下而一足不下，或于一臂伸而一臂不伸，欲开产门而儿头未顺也，不可速用柞木枝以先启产户，以针利之而儿已死，疾痛不知，徒刺无益。若不用冬葵子以助其胞胎之顺利，又何以救危亡于顷刻乎。

然而，徒用冬葵子，不知加入人参、当归、川芎之类，补气血以生水，则胞胎干涸。亦本能活利顺生，变危为安也。

生姜生姜，味辛、辣，大热。通畅神明，辟疫疬，且助生发之气，能祛风邪。姜通神明，古志之矣。然徒用一二片，欲遽通神明，亦必不得之数。或用人参，或用白术，或用石菖蒲，或用丹砂，彼此相济，而后神明可通，邪气可辟也。

生姜性散，能散风邪，伤风小恙，何必用桂枝。用生姜三钱。捣碎，加薄荷二钱，滚水冲服．邪即时解散，真神妙方也。

或问：生姜发汗，不宜常服，有之乎?曰：生姜四时皆可服，但不宜多服，多服散气。岂特发汗哉。

或问：生姜辛散，既能散气，似不宜常服，然而多服则正气受伤，少服则正气无害，又不可过于避忌，坐视而不收其功也。至于偶受阴寒，如手足厥逆，腹痛绕腹而不可止，不妨多用生姜，捣碎炒热．慰于心腹之外，以祛其内寒也。

干姜干姜味辛，炮姜味苦，皆气温大热，半浮半沉，阳中阴也。解散风寒湿痹、鼻塞头痛、发热之邪者，干姜也；调理痼冷沉寒、霍乱腹痛吐泻之痰者，炮姜也。盖干姜治表，而炮姜温中。其所以温中者，炮姜止而不动，能固正于内也。虽然姜性大热而辛散，俱能散邪补正，安在炮制而异宜。干姜散邪之中，未尝无温中之益；炮姜固正之内，未尝无治表之功。

但干姜散多于温，而炮姜固多于散耳。

或问：干姜用之于理中汤中，佐附子以成功，岂有妙义乎?曰：无妙义，仲景夫子不用之矣。理中汤，理中焦也。虽有白术是理中焦之药，然气味与附子温热之性尚不相同，故人用干姜之辛热，与附子同性，专顾中焦，则附子亦顾恋同气而不上越，共逐中焦之寒，以成其健脾还阳之功也。

或问：伤寒门中有姜附汤，其用干姜之义，想亦与理中汤同意?曰：姜附汤中用人参，似与理中汤相同，而孰知别有意义。理中汤，理中焦；姜附汤，治下焦也。附子领人参直入于至阴之中，专祛腹中之寒，而躯外皮肤之寒邪，则未遑驱逐。加干姜走而不守，如大将亲捣巢穴，而偏裨旁掠于外，自然内外肃清，远近安奠也。倘止用附子、人参，未尝不可奏功，然而攻彼失此．仲景夫子所以必加入干姜。使同队而并逐也。

或问：四逆汤亦用干姜，其义岂有异乎?夫四逆汤之用于姜，又非前二条之意。四逆汤，乃救逆也。救气之逆。必须同群共济，故用附子、肉桂为君，必用干姜为副，否则，气逆而不能遽转矣。

或问：干姜用之白通汤中以通脉，吾惧其散气，则脉随气而散矣，又何以通脉哉?嗟乎。脉非气通，又用何物以通之。干姜原非通脉之药，正取其通气耳，气通则脉通矣。夫脉之不通者，乃寒凝而不通，非气绝而不通也。用干姜以散寒，寒气散，脉气有不通乎。

或问：干姜既能通气，用干姜足矣，何以又用葱耶?曰：葱性亦散气者也。单用干姜，恐通气有余而通脉则不足，单用葱，恐通脉有余，而通气又不足。合而用之，气通又不伤脉，脉通又不伤气，两相济而成功，何伤气之足忧乎。

或问：干姜炒熟入于健脾药中。谓能补脾以生气，然乎?曰：干姜温热，原有益于脾气，何在炒熟始能补土以生气。但干姜性走，脾气不独受其惠。一经炮制，则干姜守而不走，独留于脾中，诸经不得而夺之，自然较生用更效也。

白芥子白芥子，昧辛，气温，无毒。入肝、脾、肺、胃、心与胞络之经。能去冷气，安五脏，逐膜膈之痰。辟鬼祟之气。消癖化疟，降息定喘，利窍明目。逐瘀止疼，俱能奏效。能消能降，能补能升，助诸补药，尤善收功。近人不知用白芥以化痰，而频用半夏、南星以耗气，所不解也。

白芥子善化痰涎，皮里膜外之痰无不消去，实胜于半夏、南星。半夏性燥而烁阴，南星味重而损胃。独自芥子消化痰涎，又不耗损肺、胃、肝、心之气，入于气分而实宜，即用于血分而亦当者也。

或疑白芥子止能消膜膈之痰，而不能消胃肺之痰，似乎消肺之痰必须贝母，消胃之痰必须半夏也。而谁知不然。夫膜膈之痰，统胃、肺而言之也。胃、肺中之膜膈，尤善藏痰者也。白芥子消膜膈之痰，是有痰之处无不尽消，况且肺、胃浅近之间，岂有反不能消之理。试看疟疾，正痰藏于膜膈之中也。用白芥子一两，炒为末，米饮为丸，一日服尽，而久疟顿止，非消痰之明验乎。疟止之后，神气不倦，非消痰而不耗气之明验乎。故白芥子消痰，实胜于贝母、半夏，谁谓肺、胃之痰不能消也。

或谓：白芥子虽消膜膈之痰，未必气之不耗，天下安有消痰之药而不耗气者乎?曰：白芥子实不耗气，能安五脏。耗气则五脏不安矣，岂有五脏安而耗气者乎。其余消痰之药，或安肺而不安胃，或安胃而不安肺，总不如自芥子之能安五脏也。此所以实胜于各消痰之药耳。

或疑白芥子消痰而不耗气，然用之而痰仍未消，是消膜膈之痰，未可全信也。曰：白芥子止可消膜膈之痰，而肾中之痰，不能消也。服白芥子而仍有痰者，宜补其肾，肾足而痰自化，何疑白芥子非消膜膈之痰乎。

或疑白芥子消阴分之痰，不消阳分之痰，然乎?曰：非也。芥子阴分、阳分之痰，无不尽消，不必分阴阳也。但肾经水泛火沸之痰不能化，余则尽消而无疑矣。

或问：白芥子即芥菜之子，人食芥菜，觉消食之甚多，是白芥子大能消食，似未可多食也。谁知芥菜消食，而芥子消痰，各不相同，不可疑其菜，而戒其子也。

或疑白芥子消膜膈之痰而不耗气，发明几天遗议。但不知膜膈之痰在于何处?曰：在胃脘之上下之中，而不在胃脘上下之外。

虽痰分五脏六腑，要皆存于胃脘膜膈之中。白芥子善消膜膈之痰。亦于胃脘中消之，岂各入五脏六腑而后消之乎。

莱菔子即萝卜子萝卜子，味辛、辣，气温，无毒。入胃、脾二经。却喘咳下气甚神，解面食至效。治风痰，消恶疮，善止久痢，除胀满亦奇，但宜少少用之。补气之药得之，而无大过之忧；利湿之剂入之，而有善全之妙。多服则损气，久服则伤阴也。

或疑萝卜子能治喘胀，然古人用之于人参之中，反奏功如神。人参原是除喘消胀之药，菜菔子最解人参，何以同用而奏功乎?夫人参之除喘消胀，乃治虚喘虚胀也。虚症反现假实之象，人参遽然投之，直至其喘胀之所未能骤受，往往服之而愈喘愈服者有之。虽所增之喘胀，乃一时之假象，少顷自然平复，然终非治之之善。少加萝卜子以制人参，则喘胀不敢增，而反得消喘消胀之益，此所谓相制而相成也。

或问：萝卜子专解人参，用人参而一用萝卜子，则人参无益矣。此不知萝卜子，而并不知人参者也。人参得萝卜子，其功更补。盖人参补气，骤服气必难受，非止喘胀之症也。

然得萝卜子，以行其补中之利气，则气平而易受。是萝卜子平气之有余，非损气之不足，实制人参以平其气，非制人参以伤其气也。世人动谓萝卜子解人参，误也。

瓜蒂瓜蒂，味苦，性寒，有小毒。凡邪在上焦。

致头目、四肢、面上浮肿，与胸中积滞，并下部有脉、上部无脉者。皆宜用瓜蒂以吐之也。

或问：瓜蒂可疗黄疸。吾子略而不言，何也?夫黄疸之症，多从下受．用瓜蒂吐之，是从上疗之也，似乎相宜。然而。黄疸乃湿热壅于上、中、下三焦，下病而止治上，将置中焦于不问乎，此瓜蒂不可治黄疸亦明矣。余所以作缺疑之论矣也。

或问：瓜蒂能去鼻中息肉，子亦不论，是何说乎?曰：鼻中生息肉者，因肺中之热也。

用瓜蒂以吐去痰涎，则肺热除，而鼻火亦泄，似乎相宜。然而，肺热虽移热于鼻，上吐以泄鼻中之火，势必中伤肺中之气。肺气既伤，胃气自逆，肺心反动其火。火动鼻中。更添热气，前之息肉未消，而后之息肉又长矣。予所以削而不道也。至于瓜蒂性易上涌。不宜轻用，不独鼻中生息肉也。若胸中无寒，胃家无食，皮中无水，心中无邪。以致诸虚各症，均宜慎用。误用则祸不旋踵矣也。

葱葱，味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入足阳明胃经，及手太阴肺脉，疏通关节，祛逐风邪，理霍乱转筋，治伤寒头痛，杀鱼肉之毒，通大小肠，散面目肿浮，止心腹急痛，去喉痹，愈金疮折伤血出疼，捣烂炒热，傅之血止。安娠妊。塞衄血，除脚气奔豚之邪，疗蛇伤蚯蚓之毒，功专发散，食多神昏。病属气虚，尤勿沾口。可为佐使，而亦可为君臣。大约为佐使者内治也，为君臣者外治也。外治宜多，内治宜少也。

葱有益而亦有损。益者，通气而散邪；损者。昏目而神夺也。北人喜食葱，往往坏目，习俗使然，不能禁耳。

葱善通脉，仲景夫子所以制通脉汤也。

盖葱空中而善通气，通气即通脉也。温其里之寒，解其表之热，故脉之不通者即通。世人疑用葱以散邪。则失用葱之意矣。

韭附韭子韭，味辛微散，气温性急。温中下气，归心益阳。暖膝胫，和脏腑，除胸腹痃癖痼冷，止茎管白浊遗精，活血解毒。少用则有益于肾，多食则有损于心，蜜食杀人，不可不戒。

韭子善止遗精，功胜于叶，然亦不可多用也。

或问：《神农本草》云病人可久服韭，而吾子日不可多食，岂神农非欤?嗟乎。《神农本草》因传世既久，远落误传耳。夫韭性辛温。

尤善通利。虽曰益肾，未免消多于补，多食能令人神昏，正伤心之明验。此予所以戒之也。

蒜大蒜，味辛，气大温，有毒。入五脏。解毒去秽，除疟辟瘟，消肉消食，止吐止泻。外治涂足心，可以止衄。此物亦可救急，但不宜多食，过食损胃脾之气耳。

古人云：蒜有百益，其损在目。然而损不止在目也。耗肺气，伤心气，动胃气，消脾气，伐肾气，触肝气，发胆气，此人之未知也。但有损而有益，祛寒气，辟臭气，止逆气，解毒气，除疟气，消肉气，此则人之所知也。两相较之，损多而益少，未可谓益百而损一也。

卷之五羽集

橘皮附陈皮青皮橘皮，味辛、苦，气温，沉也。阴中之阳，无毒。陈皮治高，青皮治低，亦以功力大小不同也。入少阳三焦、胆腑，又入厥阴肝脏、太阴脾脏。

青皮，消坚辟，消瘟疟滞气，尤胁下郁怒痛甚者须投，却疝疏肝，消食宽胃。橘红名陈皮，气味相同，而功用少缓，和中消痰，宽胁利膈。用之补，则佐补以健脾；用之攻，则尚攻以损肺。宜于补药同行，忌于攻剂共用。倘欲一味出奇，未有不倒戈而自败者也。

或问：陈皮留白为补，去白为攻，然乎?此齐东之语也。陈皮与青皮，同为消痰利气之药，但青皮味厚于陈皮，不可谓陈皮是补而青皮是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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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陈皮即橘红也，子何以取陈皮而不取橘红?夫陈皮之妙，全在用白，用白则宽中消。若去白而用红，与青皮何异哉。此世所以"留白为补，去_白为攻"之说也。其实，留白非补，和解则有之耳。

或问：世人竟尚法制陈皮，不知吾子亦有奇方否?曰：陈皮制之得法，实可消痰，兼生津液，更能顺气以化饮食。市上贸易者非佳，惟姑苏尤胜。然又过于多制，惟取生津，而不能顺气。余有方更妙，用陈皮一斤，切，不可去白，清水净洗，去其陈秽即取起。用生姜一两，煎汤一碗，拌陈皮晒干。又用白芥子一两，煮汤一碗，拌陈皮晒干，饭锅蒸熟，又晒干。又用甘草、薄荷一两三钱，煎汤，拌陈皮，又晒干．又蒸熟晒干。又用五味子三钱、百合一两，煎汤二碗，拌匀又蒸晒。又用青盐五钱、白矾二钱，滚水半碗拌匀，又蒸熟晒干。

又用人参三钱，煎汤二碗，拌匀蒸熟晒干。又用麦门冬、橄榄各一两煎汤，照前晒干，收藏于磁器内。此方含在口中，津液自生，饮食自化，气自平而痰自消，咳嗽顿除矣。修合时，切忌行经妇人矣。

或问!陈皮用之于补中益气汤中，前人虽有发明，然非定论，不识先生之可发其奇否?夫补中益气汤中用陈皮也，实有妙义，非取其能宽中也。气陷至阴，得升麻、柴胡以提之矣。然提出于至阴之上，而参、芪、归、术。未免尽助其阳，而反不能遽受。

得陈皮，以分消于其间，则补不绝补，而气转得益。东垣以益气名汤者，谓陈皮而非谓参、芪、归、术也。

桃核仁桃仁，味苦、甘，气平，苦重于甘，阴中阳也，无毒。入手足厥阴经。主瘀血血闭，血结血燥，瘙瘕邪气，杀小虫，除卒暴，通润大便，活血通经止痛。苦以破滞血，甘以生新血。

花味苦，三月三日采，阴干者佳，然亦不必拘泥。总以布单盛之自落者俱可用，花摘者，转无功效也。杀鬼疰，令人好颜色，除水肿石淋，利大小便，下三虫。渍酒服之，能除百病也。

桃仁，即能花所结之子，而攻补实殊，其故何也?盖桃花，仙种也。仙者阳之极，鬼乃阴象，阳能辟阴，故能却鬼。桃花得仙人之气而生，随风飘堕，其气发扬，故利益之功多。

桃仁则不然。花辨已谢，其气已尽，树中津液全注精于桃肉，所存之仁，无非阴气耶。少有微阳，仅可自守以传种，又何能变攻为补乎，故一木而彼此不同。从来《本草》不言，而余独发异议者，实之本岐天师之教我也。桃花瓣自落者佳，然制之不得法，亦徒然也。布单盛贮，须于日下晒干。然而一日不能干也，必须夜间用扇煽干为佳。盖花瓣得风则香，得火则死，故不可火焙。若夜间天自有风，不必扇煽；第二日再晒，无不干者。干则用砂瓶盛贮，俟泡酒时入之佳绝也。

或问：桃仁用之于承气汤中，泻肠中之血乎，抑泻脾中之邪也?顾桃仁泻血，何待问哉。但谓泻血而不泻邪，则是又不可。夫血之所以瘀者，邪谈之也；血之所结者，邪结之也。泻血即所以泻邪，泻邪即所以泻血，原不可分视之也。况用之于承气汤中，纯是散邪之药，谓其散血而不散邪，得乎?独是桃仁长予散血，而短于散邪，用之于承气汤中，毕竟散瘀结之血是其专功也。

或疑桃仁散血而不散邪，何以邪结之症用之，奏功如响?不知瘀血之症，邪结之也。

桃仁攻坚而散血，则邪无巢穴，何以能聚，故血散而邪亦散。其实，桃仁散血而不能散邪也。

杏仁杏仁，味甘、苦。气温，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有小晦。专入太阴肺经。乃利下之剂，除胸中气逆喘足，止咳嗽，坠痰，润大肠，气闭便难，逐痹散结。研纳女人阴户，又治发痒虫疽。虽与桃仁同是利气下血之药，其中亦有分别。东垣分杏仁治气、桃仁治血，似乎明晰，而不知杏仁未尝不治血，桃仁未尝不治气也。如大便闭结，气闭者，桃仁亦能开；血闭者。杏仁亦能下。

惟真阳真阴虚者，二物俱不能通。所谓其阳与阴者，乃肾中之真火真水，非气血之谓也。真火衰。则大肠冰冻，非桂、附不能温；真水竭，则大肠枯槁，非熟地、山茱不能生。桃、杏之仁，又何能润泽而下降，况加陈皮以耗散其气血乎。

或问：杏仁利气而不下血，而子以为未尝不可血。古人亦曾见之乎?嗟乎。杏仁下血。

仲景夫子用杏仁汤非乎。盖消血于利气之中，实有神功耳。木瓜木瓜，味酸，气温，无毒。入手太阴、足厥阴之经。气脱能固，气滞能和。平胃以滋脾，益肺而去湿，助谷气，调荣卫，除霍乱，止转筋，祛脚气，禁水利。但可臣、可佐使，而不可以为君。乃入肝益筋之品。养血卫脚之昧，最宜与参、术同施，归、熟并用，生者可以辟邪也。

或疑木瓜可以为君，治霍乱转筋实神。

不知木瓜非君药，霍乱非香薷不能转其逆，木瓜不过助香薷而回筋，不去香薷而返气。且香薷无参、术，则返逆之气亦不能骤顺也。谁谓木瓜是君药哉。

或问：木瓜利气，故能转逆，然有用木瓜而不能定逆者，岂木瓜不能利气乎?目：木瓜未尝不利气也，因用之未当耳。木瓜无君主之药，愈利气而愈无成功。盖木瓜宜于补中利气，而不宜散中利气也。

乌梅乌梅味酸．气平。可升可降，阳也，无毒。

收敛肝气，固涩大肠，止血痢，安虫痛。乃止脱之药，备之以敛滑脱可也。

按：乌梅止痢断疟，每有速功。然效速者，取快于一时。往往有变生久病而不能愈，不可不慎也。世有夏日将乌梅作汤以止渴者，腹中无暑邪者，可以故肺而止渴。倘有署邪未散，而结闭于肠胃之中，及至秋冬，不变为痢，必为疟矣。乌梅治回厥，蛔上入膈，故烦而呕．用之即定矣。

大枣大枣，味甘，气温，无毒．阳也，降也。入五脏。通九窍，和百药，养肺胃，益气，润心肺，生津。助诸经，补五脏。惟中满及热疾忌食，齿疼并风疾禁尝。乃调和之品，非补益之味。《本经》曰其补者，亦因其调和之故也。

按：大枣，仙人遗种，故其味独异于凡枣，善能调和五脏之气也。虽非补益，要亦无损。

吾浙诸暨，往往枣实有大如鸡蛋者，真仙种也。得其解者食之，实能益暮，惜不可多得耳。

龙眼肉龙眼肉，味甘，气平，无毒。入脾、心二经。解毒去虫，安志定神，养肌肉，美颜色，除健忘，却怔忡。多服强魂聪明，久服轻身不老。此物果中之尤益入者。入药，不过脾、心二脏。若泡酒服，大有补滋之益。同补气、补血之酒，泡酒为佳也。

或问：龙眼肉煎汤服之，宜食其肉，恐有滑肠之损?不知龙眼非滑肠也。但戒多食，未免大肠欠实耳。

或问：龙眼肉何以用之于归脾汤内，岂以其补脾也?夫归脾汤何物，非健脾之药，而必藉龙眼肉哉。龙眼肉实能调和诸药，使之分送于心、肝、脾、胃之中，不但专入心、肝也。

榧子榧子，味甘、少涩．气温。入胃、脾、大肠之经，又入肺。主五痔，杀三虫，坚筋骨，调荣卫。药笼中断不可缺之品。杀蛔虫，而又不损气血，用之实能奏功。惟有火病肠滑者不宜，然暂服一二次，亦复何害。

按：榧子杀虫尤胜．但从未有用入汤药者，切片用之至妙。此物吴越最多。余用入汤剂，虫痛者立时安定。亲试屡验，故敢告人共用也。

或疑榧子过于杀虫，未有杀虫之品而不耗气血者。吾谓凡杀虫之物，多伤气血，惟榧子不然。以榧子杀虫于无形也。无形之味，杀寓于生之中，虫不知其杀，而贪食丧生自死耳，脏腑正无伤也。脏腑既无所伤，气血又何伤之有。

枇杷叶枇杷叶，味苦，气平，无毒。入肺经。止咳嗽，下气，除呕秽不已，亦解口渴。用时去毛，但止用之以止阴虚之咳嗽，他嗽不可用也。

枇杷叶凌冬不凋，自是益阴妙药，但制之不得法，反动其嗽。盖叶上尤毛多，必须以水洗去，不可少带一毫始妙。否则，毛入喉中，无益转有害矣。

郁李仁郁李仁，味酸、苦，气平，降也，阴中阳也，无毒。入肝、胆二经，去头风之痛。又入脾，止鼻渊之涕。消浮肿，利小便，通关格，破血润燥，又其余枝。虽非当施之品，实为解急之需也。

关格之症，最难开关，郁李仁善入肝，以调逆气，故能通达上下，不可不备也。

莲子附藕花心莲子，味甘涩，气平、寒，无毒。入心、脾、肝、肾四脏。养神定志，能交君相二火，善止泄精，精心气。去腰疼，禁痢疾。

花心，益肾，涩精，固髓。

藕，甘寒。主血多验，治瘀血，逐散不凝，止吐衄溢妄行，破产后血积烦闷，解酒却热，治金疮生肌。

按：莲子、花、藕，俱能益人，而莲子之功尤胜。世人谓莲子不宜食心，恐成卒暴霍乱。

不知莲子去心用之，全无功效，其妙全在于心，不特止产后消渴也。莲子之心，清心火，又清肾火。二火炎，则心肾不交；二火清，则心肾自合。去莲心，而止用莲肉，徒能养脾胃，而不益心肾矣。莲子心单用入之于参、苓、芪、术之中，治梦遗尤神，取其能交心肾也。故用莲子断不可去心，一去心，则神不能养，而志不能定，精泄不能止，而腰痛不能除矣。

或问：莲子清心汤，前人用之，未闻用心也。曰：莲子而不用心，此清心汤之所以不效也。前人制方，未必不单用莲心，岁久失传，人不知用，致清心汤神效竟为无用之方。此铎所以三叹也。原世人用清心汤者，用莲子心一钱以清心，未有效应如响者矣。石莲子，树上者，不可入药也。

芡实芡实，味甘，气平，无毒。入脾、肾二经。

主湿痹，止腰膝疼痛，益精，令耳目聪明，强志补中，除暴疾，久食延龄益寿。视之若平常，用之大有利益。可君可臣，而又可佐使者也。

其功全在补肾去湿。夫补肾之药，大都润泽者居多，润泽则未免少湿矣。芡实补中去湿，性又不燥，故能去邪水而补神水，与诸补阴之药同用，尤能助之以添精，不虑多投以增湿也。

或问：芡实平平无奇，而子偏誉之为益精补中之药，何也?曰：芡实不特益精，且能涩精，补肾至妙药也，子不信其功效乎?夫芡实与山药并用，各为末，日日米饮调服，虽遗精至衰惫者，不旬日而精止神旺矣。至平之药，而实有至奇之功。非世人所能测也。

或问：芡实性实平淡，吾子誉其功用，不识益肾补精之外，更有何病可大用乎?曰：芡实，无症不可大用，而尤可大用者，开胃气耳。

胃气大开，何病不藉之以得利。平而实奇，淡而无厌，殆芡实之谓乎。

或问：芡实平淡无奇而益人，如若，何不日食之作饭乎?曰：芡实虽不可作饭，然日用之固宜。我有一方，在家、作客，两食之而咸宜。方用芡实二斤、山药二斤、白糯米四斤、白糖一斤、花椒二两，去核，各为末。每日白滚水冲调服一两，最能开胃生精，并无梦遗之病。可服至百岁也。

或疑芡实但能止精，而不能益精，虽精止即是益精，而终不可谓精得芡实而生也。曰：芡实岂但止精哉。夫遗精之病，必能补而后能止。使芡实不能益精，又何能止精。况芡实不但止精，而亦能生精也。去脾中之湿痰，即生肾中之真水。芡实益精，又何疑乎。

甘蔗附砂糖甘蔗，味甘，气平，无毒。入脾、肺、大小肠。绞汁入药，养脾和中，解酒毒，止渴，利大小肠，益气，驱天行热，定狂。

砂糖，杀疳虫，润肺，除寒热，凉心。多食伤齿。二味糖，不可入诸药中。唯蔗可用者，取其生气以止热，自易生津耳。

蔗浆，止渴，亦权宜之法，多饮又不相宜，恐过多生痰耳。

甘蔗，世人皆以为性热，不敢多食。不知甘蔗甘平而兼微寒，能泻火热，润燥之妙品也。

覆盆子覆盆子，味甘，气平、微热，无毒。入五脏命门。拯疴益气，温中补虚，续绝，安和五脏，悦泽肌肤，疗中风发热成惊。治肾伤精竭流滑，明目黑须，耐老轻身。男子久服轻身，女人多服结孕，益人不浅，而医家止入于丸散之中，而不用于汤剂之内。

谁知覆盆子用之汤剂，更效应如响，其功不亚于肉桂。且肉桂过热，而覆盆子微热，既无阳旺之虞，且有阴衰之益。虽不可全倚之为君，而实可大用之为臣，不可视为佐使之具也。

或疑覆盆子一味为末，酒送亦能兴阳，非君药乎?曰：单味服之，终觉效轻。止可与阳微衰者，为助阳之汤，而不可与阳大衰者，为起阳之剂。盖覆盆子必佐参、芪，而效乃大，必增以桂、附，而效乃弘。实可臣而不可君之品也。

或疑覆盆子亦可为君，而子必以为臣，然吾见古人有配二、三味而成功者，亦独何欤?曰：覆盆子遇补气之药，不可与人参争雄；遇补血之药，不可与当归争长；遇补精之药，不可与熟地争驱；遇补脾之药，不可与自术争胜。殆北面之贤臣，非南面之英主也。故辅佐赞襄，必能奏最以垂勋，而不能独立建绩矣。

或疑覆盆子兴阳实有功，而吾子必贬之为臣使之药，意谓必与人参同用为佳，然天下之人安得尽用人参也?曰：覆盆子何必尽用人参，归、熟、芪、术，何者不可并用乎。

金樱子金樱子，味甘、微涩。气平、温，无毒。入肾与膀胱之经。涩精滑，止梦遗遗尿，杀寸白虫。此物世人竟采以涩精，谁知精滑，非止涩之药可止也。遗精梦遗之症，皆尿窍闭而精窍开。不兼用利水之药以开尿窍，而仅用涩精之味以固精门，故愈涩而愈遗也。所以用金樱子，必须兼用芡实、山药、莲子、薏仁之类，不单止遗精而精滑反涩。用涩于利之中．用补于遗之内，此用药之秘，而实知药之深也。

或问：金樱子乃涩精之药，先生谓涩精而精愈遗，必加利水之药同治，其论实精。但恐利多而精不能涩，意者治遗精者，多用金樱子为君，少用利药为佐使乎?目：利水过多，亦非治遗之妙法，必须补多于涩之中，涩多于利之内，自然精足而不遗，尿窍开而精窍闭也。

或问：金樱子凌冬而色愈有神，其得于金气者深矣。金能生水，似能益精而不止涩精也。不知金樱子非益精之物，使金樱子益精，则必涩精而无不效矣。唯其止能涩精，而不能益精，所以愈涩而愈遗也。

金樱子内多毛及子，必去之净，方能补肾涩精。其腹中之子，偏能滑精，煎膏不去其子，全无功效。

木通木通，即葡萄根也。味苦涩，气微寒。入膀胱。逐水气，利小便。亦佐使之药，不可不用，而又不可多用。多用泄人元气。

或疑木通利水，去滞气，亦有益之品，何先生谓是泄人元气?曰：木通利水，何异于猪苓，但嫌其苦寒损胃，非若淡泻之无害也。胃气既伤，元气必耗，故用之为佐使，则有功无过。倘多用之为君，则过于祛逐，元气必随水而走，安得不耗哉。

山楂山楂，昧甘辛。气平，无毒。入脾、胃二经。消宿食，除儿枕痛，去滞血，理疮疡，行结气，疗癞疝，健脾胃，祛臌胀。煮肉少加，须臾即烂，故尤化肉食。此伤诸肉者，必用之药也，佐使实良。

或问：山楂止消肉食，并治儿枕作痛者神效，未闻他有功绩也。曰：山楂功用，实不止此。大约消食理滞，是其所长，祛臌胀、疗（疒/颓）疝，是其所短。

或疑山楂有功有过。未可见是伤肉食而概用之也。曰：山楂之功，全在于消肉物。使伤肉食者忌用，又用何物以化之乎?夫山楂之过，在于消肉之过伤，以消其脏腑之气也。

然能用山楂于补气、补血之中，不特善于消肉，而更且善于利气。是山楂之功过，全在用之有方与无方耳。

或疑山楂之功过甚轻，何必危言而戒。

曰：山楂之功用虽轻，然用于气旺阳健之人，正不觉其损，而用之于气馁血衰之子，实有见其伤也。

胡桃肉胡桃肉，味甘，气温，无毒。入肾经。润能生精，涩能止精，更益肾火，兼乌须发，愈石淋。实温补命门之药，不必佐之破故纸始愈腰疼。尤善安气逆，佐人参、熟地、山药、麦冬、牛膝之类，定喘实神。世人但知为食物，而不知用入于补剂，其成功更奇也。

胡桃补肾，尽人知之，但多食亦有生虫，世人不识也。或谓胡桃杀虫，子反谓生虫，得无误耶?夫胡桃杀虫，乃胡桃之油者也。凡虫得油即死，故油胡桃杀虫。若胡桃未油者，乌能杀虫。古人取胡桃加硼砂，以治痞瘕者，非取其杀虫也，乃取其引入于下焦至阴之处耳。若与补药同施，则不能生虫，而反得其大益矣。

橄榄橄榄，味酸、甘，气温，无毒。入肺、胃、脾三经。生津开胃，消酒，解鱼毒，化鱼鲠，亦备急之需，药笼中不可不备者也。

连肉敲碎核，煎汤用之。

或问：梦中有神告曰：橄榄能治哮病。可信乎?不可信乎?曰：余亦梦内父鄂仍张公告予曰：橄榄治哮病最有效，但用新鲜者捣汁，饮半瓯，其哮立定，干者不能取汁，煎汤饮之，则无益矣。余试之神效，后一人患哮症，无生橄榄，取干者煎汤服，果无功，亦一奇也。

因附载之。

白果白果，味甘、少涩．气微寒。入心经，通任、督之脉，至于唇口。有毒，多食至千者死。

治白浊，精心。性不能乌须发，然乌须发必须用之，引乌黑之汁至于唇口之间以变白也。

此从来《本经》之所未言。

白果不可多用，然小儿又最宜食之。盖小儿过餐水果，必伤任督之脉，五日内，与十枚熟食，永无饱伤之苦，并不生口疳之病。

或疑白果有损无益，先生谓能补任督之脉，此从前注《本草》者并未言及，何说之创乎?嗟乎。神农尝百草，安能尽尝。则注《本草》者，何能尽注，所望于后人之阐发者实多。

况白果补任督，又铎闻之于纯阳吕祖之教，以治舍弟选之之子丙郎，而亲效者乎。盖丙郎多食水果，脾胃两困，越中儿科治之不效。适吕祖鸾降，训铎用六君子汤加白果十枚治之，不旬日全愈。请问用白果之故。吕祖曰：丙郎乃伤任督脉也，非白果不效，故用之耳。志之以见铎之立论，非无本之学也。

或谓：白果小儿最不宜食，有食之口吐清水而死者。曰：凡物不宜多服，安能独咎于白果。白果，少用则益于任督，多用则损于包络。口吐清水者，过清其心也。包络为心之相臣，包络损而心亦损矣。然必心气原虚，而又食白果至数百枚者，始有此祸，非食数十枚，便致如此也。

或疑白果清心，多食则过于清心矣，安得而不伤乎?然而心不畏清也，仍是过清包络耳。倘包络火旺者，食数百枚，正复相宜。唯包络素虚寒者，实宜戒耳。

白果，方中所用极少，唯治哮喘方有用白果者，取其能涤胃中饮食之积也。

丹砂附水银轻粉丹砂，味甘，气微寒，生饵无毒，炼服杀人。入心经。镇养心神，通调血脉，杀鬼崇精魅，扫疥瘘疮疡，止渴除烦恼，安魂定魄。水银，即丹砂火煅而出之者也，止可为外科之用。轻粉，又从水银而再变者也，亦外科所需。此三物，至毒者水银，其次轻粉，又其次则丹砂也。盖水银、轻粉经火百炼而成。丹砂未经火者，秉南方至精之气，可借以安神定魄，然亦止可少服以获益也。轻粉功专收敛，世人治杨梅风毒，用之以图速效，谁知毒未宣扬，遽用轻粉以敛毒，顾目前片刻之快，变成终身难治之疮，鼻落身腐而死，可不慎哉。

或问：轻粉之毒，多成于杨梅疮，不识有何药可救?近人多以土茯苓救之，然未见其收功也。曰：轻粉之毒，非服丹砂，则毒不能出。盖轻粉即丹砂之子也，子见母即化矣。

[批】子见毒则出，奇方至理。但服丹砂则有法，用丹砂一斤，切不可火煅，须觅明亮者，研末，水飞过，用茯苓末二斤，生甘草三两，为末，共拌匀。每日用白滚水调服三钱，不须一月，轻粉毒尽散。而结毒全愈矣。

或问：丹砂，古之真人每借之飞丹炼石，引纳清和，配以金铅，按之法象，合成金丹而成变化。青霞子及太清真君炼法，皆载之(丹经》，而录之各《本草》也，先生略而不言．何也?曰：丹法难言，非有形之物也。古之真人，不过托言丹砂、黑铅，以喻其金丹之妙也，何尝取丹砂而烹炼之哉。夫丹砂最恶者火也，得火则有大毒。有唐以来，上而人主，下而缙绅，服烹炼丹砂之药，未有不烂肠裂肤而死者。又安能长变化飞腾升举哉。此余所以略而不存也。

或问：缪仲醇注疏《本草》，谓久服水银，神仙不死之说，必得铅华相合，乃能收摄真气，凝结为丹，即道家所谓"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合"之旨也，吾子以为然乎?否乎?曰：此缪仲醇不知丹决而错认之也。金丹大道，岂藉后天有形之物而成哉?况水银生用、炼用，无非有毒，大非丹砂可比，尤不可服。古今来服水银丽死者比比。夫水银入耳则脑烂，岂入脏腑偏能有益乎。此不必辨而自明者也。

或问：丹砂能消鱼、龙、蛇、鳖之毒，有之乎?曰：有之。但生用则不能消毒耳。盖鱼、龙、蛇、鳖之毒，中于人身内外者，用丹砂煮熟作汤，或火煅为末服之，则毒气尽消。丹砂生用则无毒，而熟用则有毒，以毒攻毒，故能奏功独神耳。

阳起石阳起石最难得真，必得真者，依法配合方验，非云母石之根也。明透者-佳。味甘，气平，有毒。入命门。治肾气乏绝，阴痿不举，破血瘕积凝腹痛，去阴囊湿痒，驱子宫冷寒。

此物虽温补命门，而制之不得法，反能动燥，受害无穷。金石之药，所以不及草本之味。

然亦有时不可不服金石药者，乃阴寒无火之人，又加天厌之客也。天厌之客，为天所厌绝。吾人行医，必欲使其阳道修伟，不几受逆天之愆乎。不知医道之大，实能参赞天地之穷。苟人心悔悟，上至格天，而竟无法以挽回，使其天厌终身，后嗣绝灭，亦失爱育之至仁也。故吾注《本草》，不得不阐发阳起石之奇。盖此物制之得宜，实可使天厌者重新再造，非草本之药可比也。其法用阳起石一两，先用驴鞭肉汁煮三炷香取起，白炭火烧红，即于驴鞭汁淬之七次，而阳起石可用矣。同驴肉汁入于人参、芪、术、茯神、菟丝、龙骨、熟地、枸杞、山株萸、杜仲、破故纸之中，自然重新长肉，改换筋膜，内阳既兴，外阳亦出，必非从前细小之势矣。倘舍驴鞭之汁煅炼阳起石，虽亦能取效，止可兴平常之阳，不能兴天厌之阳也，且口干舌燥，亦所不免，非疮疡生，即消渴患矣。

或问：阳起石，但知其兴阳，未闻其能改造天厌，先生之论自应奇绝，但未知曾有验之否?曰：天有缺陷，炼石可以补天，岂人有缺陷，炼石独不可以补人乎。其有验有不验者，因人有善不善也。阳起石之能改造天厌。又何必过疑哉。

或问：先生伤人死于贪生，戒丹砂之不可轻用，何于阳起石而表扬其奇，似乎有导淫之失矣。曰：吾尚论《本草》，功过不掩。丹砂实有过。予不敢隐；阳起石实有功，予亦不敢没。

至人之生死，人自取之，于余何讥焉。

禹余粮禹余粮，味甘，气寒，无毒。入脾、胃、大肠。疗血闭瘕症。上赤白漏下，除寒热烦满、咳逆邪伤。经曰：重可去怯。禹余粮之重，正镇固之剂，可用之止滑也。但止可暂用以固脱，不可久服以延年。《本经》言耐老轻身，予不敢信。

或问：禹余粮，传大禹治水之时，弃粮于山中，乃成此物，故凶荒之时。可掘而服食以救饥，果有之乎?曰：此好事者之言也。禹余粮乃山中之土，异于凡土则有之，岂能疗饥以活命。夫饥馑之民，肠胃未有不虚弱者也。

用禹余粮之重物以充饥，非充饥也，正所以速之死耳。

吕仙曰：远公注《本草》，悯禹余粮之不可救荒，请命于我。我嘉远公善心之无穷也，传一法以救饥。遇凶荒之年，朝东方日出时，心中注定于太阳，不必朝对太阳也，用口开吸太阳之气，自觉为我吞入，咽下腹中一口，口中漱津一口，咽送腹中，如此七次，不必再咽。

但饮滚水、食青草，再不死矣，此救饥之妙法也，特志之。

石膏石膏，味辛、甘，气大寒，体重而沉降也，阴中之阳，无毒。生用为佳，火煅不灵。入肺、胃、三焦。能出汗解肌，上理头痛，缓脾止渴。风邪伤阳，寒邪伤阴，皆能解肌表而愈。

胃热多食，胃热不食，唯泻胃火而痊。祛痰火之积，止胃脘之痛，发狂可安，谵语可定，乃降火之神剂，泻热之圣药也。仲景张夫子以白虎名之，明示人以不可轻用，而非教人之不用也。乃世人畏之真如白虎，竟至不敢一用，又何以逢死症而重生，遇危症而重安哉。夫石膏降火，乃降胃火，而非降脏火也；石膏泻热，乃泻真热，而非泻假热也。辨其胃火真热，用石膏自必无差。而胃火初起之时，口必作渴，呼水饮之必少快，其汗必如雨，舌必大峭，虽饮水而口必燥，眼必红，神必不安。如见此等之症，确是胃火而非脏火，即可用石膏而不必顾忌。而真热者，舌必生刺，即不生刺，舌胎必黄而有裂纹，大渴呼饮，饮水至十余碗而不足，轻则谵语，大则骂詈，见水而入，弃衣而走，登高。而呼，发狂不知人，此真热也，即可用石膏大剂灌之，不必疑虑。倘或口虽渴而不甚，与之水而不饮，言语虽胡乱而不骂詈，身虽热而不躁动，上身虽畏热而下身甚寒，皆假热之症，即不可轻用石膏矣。以此辨火热，万不至杀人，奚必畏之如虎，看其死而不救也。

盖石膏实救死之药，因看症不清，遂至用药有误，救死之药反变为伤生之药矣。今即辨之明，自必用之确也。

或问：用石膏以治真正胃火，单用石膏可矣，何以张仲景先生必加入人参、麦冬者乎?曰：胃火之盛者，胃土之衰也。泻胃火，未有不伤胃土者也。伤胃土，必伤胃气矣。加人参于石膏汤中，非助胃火，乃顾胃土也。胃土不伤，则胃气不丧，似乎可不顾肺气矣。然而冒火升腾，必伤肺金，用人参以顾胃，而不用麦冬以养肺，则胃子必救肺金之母，以泄胃气，则胃气仍损，虽用人参，犹之无用也。故又加麦冬，同人参并用，以助石膏之泻火。火泻而肺金有养，不耗气于胃土，则胃气更加有养。此所以既用石膏，而又加人参，既用人参，而又加麦冬也。

或问：石膏泻胃火，又加知母以泻肾火，何为耶?盖胃火太盛，烁干肾水。用石膏以泻胃火者，实所以救肾水也。然而，胃火既烁肾水，肾水若干，相火必然助胃火以升腾矣，胃火得相火而益烈。单泻胃火，而相火不退，则胃火有源，未易扑灭，愈加其焰矣。泻胃火，而即泻相火，则胃火失党，其火易散，大雨滂沱，而龙雷不兴，其炎热之威自然速解。此所以用石膏以泻胃中之火者，必用知母以泻肾中之火也。

或疑石膏既泻胃火，又用知母以泻肾火，用麦冬以安肺火，宜乎火之速退而热之尽解矣，何以用白虎汤往往有更甚者?曰：嗟乎。

此又非白虎汤之故，乃不善用白虎汤之故也。

火势不同，有燎原之火，有延烧之火，延烧之火，其势已衰；燎原之火，其势正炽。以救延烧者救燎原，势必愈为扑灭，而愈增其光焰矣。人身之胃火亦不同，有轻有重。轻者，如延烧之火，少用白虎汤，即可解其热；重者。如燎原之火，非多用白虎汤，不足以灭其氛。倘以治轻者治重，安得不添其火势之焰天乎，非变为亡阳，即变为发狂矣。

或疑石膏比为白虎，明是杀人之物，教人慎用之宜也。今又云火重者，非多用石膏不可，吾恐又启天下轻用石膏之祸，未必非救人而反害人也。目：嗟乎。论证不可不全，论药不可不备，天下有此症候，即宜论此治法。乌可因石膏之猛，避其杀人之威，而不彰其生人之益乎。石膏实有功过，总在看症之分明，不在石膏之多寡。若看症之误，多用固杀人，而少用亦未尝不杀人。若看症之确，少用固救人，而多用亦未尝不救人。然则人亦辨症可也，何必忌用石膏哉。

或又疑石膏可多用以救人之生，先生不宜从前之过虑矣，毕竟石膏宜少用而不宜多用也。曰：石膏原不宜多用。石膏大寒，戒多用者，乃论其常；胃火大旺，戒少用者，乃论其变。存不可多用之心，庶不至轻投以丧命；存不宜少用之心，庶不至固执以亡躯。知不宜多用，而后可多用以出奇，庶几变死为生。反危为安也。

或疑石膏泻燎原之火，自宜多用以泻火矣，然而过多又恐伤胃，若何而使胃不伤，火又即熄之为快乎?目：燎原之火，即生于地上，胃中之火，即起于土中。以石膏而救其胃中之火，即如用水而救其燎原之火也。然而，燎原之火以水救之，而无伤于地；胃中之火以石膏救之，必有伤于土。盖土即胃土也，胃土非火不能生，奈何反用水以灭之乎?然而胃火之盛，非胃中之真火盛，乃胃中之邪火盛也。邪火，非水不可灭，故不得已大用石膏，以泻其一时之火也。又胃火之盛，乃胃土之衰也，胃火既盛，而胃土愈衰，胃土既衰，复用寒凉以泻火，火衰而胃土更衰矣。故泻火之中，即宜补土之为急。倘徒泻其火，未有不土崩者矣。治法宜人参同用于石膏之中，大约用石膏十之七者，人参用十之三，相济而相施。火既易熄，而胃土又不伤，断无有亡阳之祸者也。

或疑石膏泻胃火，有用至一两，而仍不解，几几有发狂之变，又将何药以解之乎?曰：舍石膏，再无别法也。夫发狂之病，此胃火热极，不可以常法治者也，必须用石膏至二三两，加人参亦必二三两。又不可拘于前说，用石膏十之七，而人参用十之三也。盖火盛之极者，土衰之极也，不用人参以补元气，而唯用石膏以救其火炎，未有不败者也。此等之病，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见水而入，大骂大叫，神欲外越，此呼吸存亡之秋，不得不以变法治之。倘服前药而少安，便有生机，否则，虽多用石膏、人参，亦何以救之哉。

或疑发狂之病，往往有少用石膏，多用人参而愈者，又是何故?曰：发狂有虚火、邪火之不同。邪火之发狂，必须多用石膏、人参，以挽回于俄顷；虚火之发狂，又宜专用人参，以定乱于须臾。岂特石膏必宜少用，且断断不可共用也。、苟虚实、邪正之不明，而用药一错，未有不下喉即杀人者。而虚实、邪正，何以辨之，要不能舍验舌之法，而另求辨症也。

正虚而发狂者神乱，而舌必润滑；邪实而发狂者神越，而舌必红黄，且燥极而开裂纹也。以此辨症，又何误乎。

或疑石膏定狂，定胃中之火也，何以即能定心中之狂乎?不知心中之狂，乃起于胃中之火也。救胃火，正所以救心狂也。夫心乃火脏，胃火宜非所畏。乃胃火热而心发狂者，如本是同舟之入，一时劫夺，变出非常。苟不诛讨，则心宫何安乎，此救狂必泻火也。

或疑寒凉之药多能杀人者，无过石膏，即黄柏、知母，亦不同其类。屏黄柏、知母而不弃石膏，何也?曰：石膏，乃救死之药也。胃火热极，非石膏不能降。冒火不降，必变发狂而死矣，用石膏救之，死症立变为生。彼用石膏而杀人者，非胃火而妄用之也。夫人身之火，最烈者，胃火与肾火也。胃火宜泻，而肾火宜补。不用石膏以泻胃火，而反用石膏以泻肾火，安得而不杀人乎。但肾火与胃火补泻之不同，乃宜补而用泻，亦咽黄柏、知母降肾火之说而误之也。寒凉之药：未尝不生人，彼误用之而杀人，与石膏何过乎。

或又疑屏黄柏、知母之并用，是知母不可助寒凉以杀人矣，先生偏称知母助石膏能生人，抑又何也?曰：胃火之盛，原宜直降胃火，用石膏，不宜再用知母。然而胃火之所以盛，由于肾水之衰，水虚而不能制火也。胃火既盛，势必烁干肾水，水尽而火势焰天，人即立亡矣。用石膏以泻胃火者，正所以急救肾火也。但徒救肾水，而肾火增热，势必冒火仍旺，而不遽熄。故又用知母，以暂退其肾中之火，则胃火无党，庶几易于扑灭也。此石膏必用知母之相助，乃一时权宜之计，而非永久之图也。

或问：石膏能泻胃火，胃火既泻，何必又用知母?先生偏誉知母助石膏之有功，似亦偏说也。曰：石膏泻胃火以救肾水，不能泻胃火以泻肾火也。胃为肾之关门，胃火息而肾火犹盛，是关门路平烽熄，而内火焚烧，岂是安宁之象。故泻胃火，即宜泻肾火也。泻肾火，非知母不可，尤妙知母不唯止泻肾火，且能泻胃火，所以同石膏用之，则彼此同心，顾肾即能顾胃，不比黄柏专泻肾而不泻胃也。

或问：白虎汤发明真无微不晰，而石膏用之于大、小青龙汤中，尚未议及，岂白虎能杀人，而青龙否乎?'曰：龙性难驯，用之不当，其杀人同于白虎。夫同一石膏也，何以分称龙、虎，亦在人用之何如耳。用之于热散之中，则名青龙；用之于寒散之中，则名自虎。石膏大凉，用于热之内，则能解热，而不畏其凉；用于寒之内，过于大凉，虽能退热：而常生其变。

似乎白虎之汤，猛于青龙也。然而，邪在胃，非白虎不可解热；邪未入胃而将入于胃，非青龙不可解热也。惟是石膏得桂枝、麻黄，势善升腾，用之青龙汤中，止可少而不可多，有异于白虎汤中，石膏可以重加也。

或问：青龙汤有大、小之名，分在石膏之多寡乎?曰：石膏不可多用，不独小青龙汤也。小青龙之别于大青龙者，以方中用芍药也。龙性虽难驯，得芍药之酸收，则石膏不能升腾矣，盖芍药所以制石膏也。譬如小龙初长头角，惟恐伤人，畏首畏尾，故以小名之。

世人但知石膏之猛'，谁知加入芍药，则石膏正无足忌乎。惟小青龙之用石膏，不得其宜，亦有祸害，但木若大青龙无制之横耳。

又问：大青龙既然'过横，何不加入芍药乎?曰：此又不可也。邪在荣卫之间，将趋入于阳明，非大青龙之急用，断不。能行雨以散热。若加入芍药之酸收，则风云不能际会，未免收敛有余，而优渥不足。此仲景夫子特制大青龙汤，雨以沛之，毋单尚凉风之习习也。

硫黄硫黄，味酸，气温、大热，有毒。至阳之精，入肾。能化五金奇物，壮兴阳道，益下焦虚冷，元气将绝者甚效。禁止寒泻，或脾胃衰微，垂命欲死者立效。坚筋骨，去心腹痃癖，却脚膝冷疼，仍除格拒之寒。此物纯阳，专伏纯阴之气，化魄生魂，破邪归正，其功甚巨，故有将军之号。然而，其性大热，用之不得其宜，亦必祸生不测，必须制伏始佳。此物用寒水石制之大妙，世人未知也。硫黄十两，研为末，加入寒水石一两，亦研为末，和在一处，以水化之，寒水化而硫黄不化也，候其水干，然后取出用之，自无他患。

或疑硫黄大热，寒水大凉，取之相制，似乎得宜，然而用硫黄正取其纯阳也，以寒水制之，阳不变为阴乎?不知寒水制硫黄，非制其热，制其毒也。去毒则硫黄性纯，但有功而无过，可用之而得其宜也。

赤石脂赤石脂，味甘、酸、辛气温，无毒。入脾与大肠。凡有溃疮，收口长肉甚验。能止血归经，养心气，涩精，住泻痢。此亦止涩之药，内外科俱不可缺者也。

赤石脂，禀土金之气，而色赤则象离火，寒邪之下痢白积者，似可涩之。若大热暴注滞下，全是湿热，似宜祛暑祛积，未可用此以止涩之也。

或问：赤石脂酸涩之味，过于收敛，似不可轻用?曰：病有泄泻太滑者，非此不能止。

有不可不用之时，亦不宜慎重而失之也。

寒水石寒水石，味辛、甘，气寒，无毒。入胃经。

却胃中大热，五脏伏热亦可祛解，并解巴豆、丹石诸毒。兼治伤寒劳复，散积聚邪热，止烦闷喉痹。消渴可除。水肿可去。此物存之以解热毒，亦药笼中不可少之味也。

或问：寒水石解胃中之大热，是其功与石膏正复相同，何以泻胃中之热用石膏，而不用寒水石乎?曰：寒水石虽解胃中大热，然不可与石膏并论。寒水石却胃中大热，但能下行。

而不能外散。若石膏，则内、外、上、下无不可以泻火也。

或问：寒水石同是解热之药，而谓不可与石膏并论，岂更有他义耶?曰：寒水石可以泻有余之邪热，而不可泻不足之虚热，此则与石膏同也。更有与石膏异者，石膏泻湿热，而寒水石止可泻燥热耳。故诸湿肿满属脾者，最宜忌之也。

或问：寒水石，近人用之于药中者绝少，似亦可删之品。而先生收之，何也?曰：燥症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而润燥之药，又无多几味。余独存寒水石者，所以救燥热之病也。

石钟乳石钟乳，味甘，气温，无毒。主咳逆上气，疗脚弱冷疼，安五脏，百节皆通，下乳汁，九窍并利，解舌痹渴，补下焦。止遗精，益气强阴，通声明目，久服育子。亦须制伏，方可入药。

雷公之制自佳，非研万遍，断不可轻用。

钟乳石专能化精。凡人精少者，最宜用之，然亦必须用之于补药中，始能奏效，否则亦徒然也。

或问：钟乳石得火有大毒，，先生谓入药必须制伏，经火煅耶?不经火煅耶?曰：钟乳石断不可经火，研极细末，另用牡丹皮煮汁泡三日，去汁用之最佳，无毒而获大益。

或问：钟乳石以明亮者为佳乎?抑杂色者皆可用之乎?曰：用钟乳石，所以化精也。

化精自取明亮者，始能入肾。其治诸病，虽杂色亦可用也。

或问：石钟乳，其气傈疾，令阳气暴充，饮食暴进，世人未免恃之为淫佚之资。谁知精气暗损，石气独存，孤阳转肆，益精之谓何。

李时珍戒人久嗜，有益于世不浅，而吾子不言及，何也?曰：人有强弱之不同。火衰之人，必须服钟乳以益精；而火盛者，不特不可久服，而并且不可暂服也，时珍备言之矣，余何必再宣哉。

代赭石代赭石，味苦而甘，气寒，无毒。入少阳三焦及厥阴肝脏。治女人赤白崩漏带下，暨难产胎衣不下，疗小儿疳疾泻痢惊痫，并尿血遗溺惊风，入腹可愈。经曰：怯者，惊也。怯则气浮，重剂以镇之，代赭之重，以镇虚逆也。

孕妇忌服，恐堕胎元。此物有旋转乾坤之力，．药笼中以备急用，断难轻置。

代赭石虽能旋转逆气，然非旋履花助之，亦不能成功，二味必并用为佳。

或问：代赭石体重以定逆，何以能逆耶?曰：代赭石非能转逆也，旋履花实能转逆耳。

然则转逆用旋履花足矣，何以又用代赭石乎?不知旋履花虽能止逆，而不能定逆。用旋覆花以转其逆，复用代赭石以定之，则所转之气，不至再变为逆也。

滑毛滑石，味甘，气大寒，性沉重，降也，阴也。

无毒。入足太阳。利九窍，津液频生。行六腑，积滞不阻。逐瘀血而解烦渴，分水道以实大肠，上气降火。实有奇功。此药功专滑利，凡有火积在膀胱者。非此不能除。故夏月犯暑口渴者，必须用之以解，似乎滑石乃止渴之圣药。然而，滑石非止渴之药也，藉其利膀胱而去湿热耳。夫湿热积于膀胱，则火必上升而作渴，利其湿热，则火随湿解，而膀胱之气化自行。膀胱之气化既行，则肺气清肃。不生火而生阴，而津液自润矣。此滑石所以利尿而止渴也。然而渴症不同，有内火而渴，有外火而渴。

犯暑而渴者，乃外来之火，而湿郁于膀胱也；阴虚而渴，乃内起之火，而湿流于膀胱也。倘亦用滑石以利其湿热，湿不能去，而转添其燥热也。盖外火可泻，而内火宜补，未可概以滑石而轻利其湿也。否则，转利转虚，益犯虚虚之戒不可不慎耳。

或疑滑石性急，甘草性缓，相合成散，缓急得宜，似乎泻火至神，消暑至易矣。然而有泻火而火愈增，消暑而暑益炽者，何也?夫天水、六一、本一方也。然而此方止可泻火之已燃，而不能泻火之未发，能消暑之既盛，而不能消暑之将残，盖滑石有形之物。安能消火于无形。滑石甚重之物，安能泻暑于不重。各有所长，即各有所短耳。

或疑滑石利水，何以伤寒热病亦用之，而得解其邪?盖滑石性速。最能逐邪从膀胱下泄，犹恐过于迅速。佐之以甘草之缓，使其少迟于逐邪，反能祛邪之尽出，从小便而下泄，水去而火亦去也。

或又问：天水散逐邪最速，何以上焦之邪偏去之迟耶?曰：滑石下行而不上行者也，虽佐以甘草之缓，止能少留于中焦，而不能少留于上焦也。上焦既不能留，又何能逐邪哉?或又问：滑石既能利水，则膀胱之邪必能迅逐之矣，何以有时逐膀胱之邪，反成胀满迫急之病乎?曰：此下焦之虚热，膀胱无水而强利之也。夫膀胱有水，则滑石利之可也，无水而强利之，不犹向无衣者而索衣，无食者而索食乎，其窘迫之状为何如哉。盖滑石止可泻实火之邪水，而不可泻虚火之邪水也。

朴硝附硝芒皮硝玄明粉朴硝，昧苦、辛、咸，气寒，降也，阴也，有毒。青白者佳，黄赤杀人。诸石药毒能化，六腑积聚堪祛。润燥粪，推陈致新。

消痈肿，排脓散毒，却天行疫痢，破留血闭藏，伤寒发狂，停痰作痞。凡有实热，悉可泻除。又善坠胎，孕妇忌用。

芒硝，即朴硝之再煎者。消痰癖，通月经延发，漆疮可敷，难产子胞可下，洗心肝明目，涤肠胃止疼。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寒。仲景夫子所以用大黄、芒硝相须为使也。

皮硝，乃硝皮而出之者也。止可用之以洗目，则老眼可复明，洗阴囊可以去湿，洗痔疮可以却疼，余无可用。

玄明粉，微祛虚热，亦消老痰。以上四味，除皮硝乃外治之药，余俱内治之药也。硝性最紧，朴硝第一，芒硝次之，玄明粉又次之，俱宜救急而不可救缓，以之治实病则宜，以之治虚病则失。虽玄明粉能退虚热，似可治虚，然亦止可暂治虚热，而不可久治虚寒也。

或疑朴硝不可用，用芒硝以佐大黄，似乎平善矣，而用之不得当，往往杀人。不识单用大黄而不用硝石，亦可乎?曰：大黄，下药也。

用大黄，似可不用芒硝，然而伤寒之邪传在脏中，常有一刻不可再停之势。大黄不得芒硝，则其势不速，非好用芒硝也。用芒硝以助其迅扫之机，邪去而正始存，安可徒用大黄而不用硝石哉。

或问：芒硝佐大黄，其势更急，使大黄迅逐趋下，吾恐邪气反不尽去也。曰：邪在上焦，用药宜缓；邪在下焦，用药宜急。肠中既有硬粪，不迅逐趋下，则谵语能定乎?子疑芒硝佐大黄，虑其势甚急，而余犹恐其不急，致邪之不去也。

或问：芒硝佐大黄，不过助其急也，岂别有义乎?日；芒硝佐大黄。亦能制大黄之猛。

盖大黄性速，而芒硝之性更紧于大黄。大黄转不敢恃其威，而过于逐北，反有彼此牵制之益，故功成更神也。

或问：芒硝佐大黄而成功，岂不能佐大黄而致败，何子但言其功，不言其过乎?曰：嗟乎。孟贲、乌获之将，骁勇绝伦，用之不得其宜，有不跋扈者乎。唯是宜用而用之耳。用之得宜。则成功于扫荡；用之不得其宜，则致败于崩摧。谁谓芒硝但有功而无过哉。

花蕊石花蕊石，治诸血证神效，最化瘀血，以酒调服，男女俱同。止可酒调服一分，瘀血即化为黄水，诚劫药之至神，化瘀血之至捷也。外调亦验极，金疮口敷上即合。产后血晕，舐舌即安，真有不可恩议之妙。故特存之以备急用也。然用不可过二分，多则反有害矣。

花蕊石最难制，非研至无声，断不可轻用。盖此物愈细愈妙。若无瘀血停滞于腹者，不可服。不由内伤血凝，胸膈作痛如一片横住者，以致火炎血溢。因而吐血者，亦不可轻用之以内治也。

矾石矾石，味酸，气寒。无毒。去鼻窍之肉，除骨髓之热。劫喉痹。止目痛，禁便泻，塞齿疼。

洗脱肛而涩肠，敷脓疮而收水，吐风痰而通窍，平痈肿而护膜。外治甚效，而内治亦神，然可暂而不可常者也。

或疑矾石味酸，宜敛毒而不宜化毒，何以痈疡之症用之，毒易化耶?不知矾石之化毒，正在味酸。矾石，有形之物也。然入之汤药之中，则有形化无形矣。存酸之味于散之中。即行散于酸之内，既消毒而又不散气，此功效之所以更神也。

或问：歧伯有云：久服矾石，必伤人骨。

有之乎?曰：矾性最急而且燥，能劫水，故不利骨与齿耳，盖齿亦骨之余也。肾水虚者，断不可轻用，恐已耗而又耗也。

磁石磁石，味苦，成，无毒。一云：平甘，温涩。

乃铁之母也。火煅七次，醋淬七次，研细，水飞过始可用。专杀铁毒，除大热烦满，去周痹酸疼。绵裹治耳聋，药和点目瞀。

强骨益肾脏，通骨节，消痈疽，逐惊痫风邪，祛颈核喉痛。炼水旋饮，令人有娠。若误吞针入喉。急取系线服下，引上牵出其针，殊效。此物体重，乃去怯之剂也。药笼中亦不可缺。故存之。

磁石能治喉痛者，以喉乃足少阳、少阴二经之虚火上冲也。磁石咸以入肾，其性镇坠而下吸，则火易归原矣。火归于下，而上痛自失。夫肾乃至阴寒水之脏，磁石色黑而入水，故能益肾而坚骨，生精而开窍，闭气而固泄也。

铅附铅霜黄丹自然铜铅，味甘，无毒。禀北方壬癸阴极之精，性懦而滑，色黑而缁。镇心安神，主鬼疰瘿瘤。止反胃呕吐。蛇蝎伤毒，炙熨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