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方
一、补泄理肾汤
组成：黄芪30～50g 巴戟肉15g
黄柏15g 黑大豆15～30g
大枣5～10枚 牡蛎30～50g
土茯苓20～30g 泽泻15～20g
用法：每日煎服1帖。
功能：益气补肾，行水泄浊。
适应征：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或伴有肾功能不全，肾阴阳两虚，浊邪留滞者。
二、头风宁方
组成：制半夏30g 大蜈蚣5条
细辛12g 川芎60g
当归45g 熟地60g
枸杞子30g 山药50g
生白术45g 白芷30g
龙胆草30g 熟附块24g
全蝎15g 远志15g 茯苓60g
用法：上药共研细末，装入胶囊。每日2次，每次4.5g，开水送服。
功能：燮理阴阳，祛风清头目。
适应征：正偏头痛，眩晕。
三、慢性胃炎方
组成：党参18g 甘草6g
高良姜9g 制香附12g
黄连9g 制半夏15g
延胡索15g 牡蛎30g
用法：每日水煎1帖。
功能：疏肝和胃，降逆消痞。
适应征：各种慢性胃炎及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四、小青龙汤加减方
组成：麻黄12～15g 桂枝10～20g
细辛6～12g 干姜9～15g
龙胆草9～15g 黄芩12～30g
甘草9～15g 五味子9～12g
桃、杏仁各12g 制半夏15g
紫菀15g 前胡12g 枳壳15g
用法：每日水煎1帖。
功能：温肺化饮，清化痰浊。
适应征：各种急慢性支气管炎及哮喘。
五、炙甘草汤加味方
组成：炙甘草30～45g 党参12～30g
生地30g 桂枝9～30g
阿胶9～15g 麦冬12～15g
麻仁10～12g 大枣7～10g
生姜3～9g 苦参15～20g
丹参15～30g 黄连9～12g
用法：每日水煎1帖。
功能：宁心定志，调整心律。
适应征：各种心律紊乱，心肌炎后遗症，及各种心脏病。
医话
[B]一、从“医者意也”谈临床思维的意义
裘氏认为，一个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二条：一是识病、二是遣药。但无论识病或遣药，都离不开正确的思维的指导。历代名医所提出的“医者意也”一语，实际上就是临床思维的很好运用。唐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遗憾的是，很长时期来有人将此理解为随意诊病而斥之唯心的东西。裘氏则通过旁征博引、缜密思考，并结合自己的实践体验，把“医者意也”作为医生临床思维的基本要素，也是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形式。
(一)对“医者意也”含义的误解
据老“医者意也”一语，最早似出于《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旧唐书·许胤宗传》也载：“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强调行医治，贵在思考。此语原无可异议，但由于后世某些江湖术士的行为，使人产生了误解。据清代医家毛对山的著作中载：“古人用药，每取形质相类，性气相从以达病所，亦有纯以意运，如驽马速产，杵糠下噎，月季调经，扇能止汗，蛇性上窜而引药，蝉膜外脱而退翳，所谓医者意也，殆即此类。”早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和苏东坡也曾对江湖庸医视为儿戏，极尽鞭挞和揶揄：“以才人之笔烧灰饮学者，当疗昏惰；推之，饮伯夷之盥水，即可救贪；食比干之饭，即可愈佞；舐樊哙之盾，亦可治怯；嗅西子之珥，亦可愈恶疾乎？”如果把“医者意也”理解为医生治病可以不循法度，只凭臆测臆断随心所欲而施为的话，理所当然地应受到东坡先生的讪笑和后世医家的批判。
(二)还“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来面貌
为了澄清“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意，裘氏作了详尽的考订。其实，汉代名医郭玉说得很清楚：“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葶芒即乖。”医学的道理至精至微，医生在临症施治时应慎重和细致，切不可轻率马虎，如果稍有不谨，就会“毫芒即乖。”许胤宗说：“医特意耳，思虑精而得之。”意乃指精湛的思虑而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也说：“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于心精。”意思是说诊察疾病必须谨慎细致地观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逆从情况，专心致意，用心思考，才能作出精密的判断。《续医说·吴恩序》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问题：“医者理也，理者意也……理言治，意言识，得理与意，料理于未见，曰医。”医者意也，就是用意以求理，医理难穷，则用意有加，所以只有“思虑精则得之”。
裘氏通过探本溯源，阐释了“医者意也”的本义，并不是意味着医生在诊病时可以随便臆想臆断，恰恰要求医生在获取大量临床资料基础上，认真分析现象与本质、一般与特殊，通过殚精竭虑的思考，从而对疾病作出判断的过程。这个“意”，实质上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科学思维，是认识疾病，立方遣药，推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
(三)进与病谋，退与心谋
既然“医者意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形式，那末如何应用于辨证施治呢？裘氏欣赏吴鞠通提出的“进与病谋，退与心谋”，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所谓“进与病谋”，就是反复进行临床实践，潜心体察和研究。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生只有投身临床，广泛接触各种疾病，深入观察疾病的演变规律，并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积累感性的知识。所谓“退与心谋”，就是要深入思考。“心之官则思”，善于用心思老者，才能达到意会和领悟。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也是“十阅春秋，然后有得”。通过“病”与“心”的反复谋合，才在对温病学的研究中有所建树。这是他精炼地总结著书过程中思维的经验，强调既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疾病，又要善于在独立思考中领悟治法。
《素问·八正神明论》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可以作为“医者意也”的良好注脚。“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这里描述了一种只能心领神会而无法言传的独悟意境，它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思维活动的一种感知。这一思维方式是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获取经验，广泛摄取知识，潜心思索，从借复杂的现象中，寻找出事物本质的真谛，是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当代美国科学家波拉尼将知识分为可言明的和未可言明的两大类。前者可以相互转达，共同分享，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这种知识只是知识的表层；后者是个人化的，难以言传的，属于知识的深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正是在个人的长期努力中逐渐感悟到一些进入个人意识中的思维技能和习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2期)。孙思邈曾强调医艺难精，“既非神授，何以得其精微？”他说：“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寻思妙理，留意钻研”，“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膏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效，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千金方》)。可见，“医者意也”，并非是神秘莫测的唯心论的东西，它是经过长期深入钻研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勤于思考，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一个临床医生必须练就的一项基本功。中医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而是一门具有高深理论体系的科学，所以仅有感性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实践中获得的材料经，过理性思考，多多“加意”，才能上升为理论，并不断充实和发展。因此，中医学中“医者意也”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
裘氏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医者意也”一辞，如浅手言之，它是学习医学的一个起码而又必备的条件；若深手言之，乃是达到一定造诣或者有所创造发明的一个重要保证，它虽是短短的一句话，确是“不废江湖万古流”的。
二、对临床分型立方的反思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特点，但目前中医学的某些教科书和临床专著、杂志报道等，有不少是采用以病分型立方的格式，这种方式是否符合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精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裘氏认为，目前中医的临床分型立方现象实际是模仿于西医学，西医论病，往往从临床发病特征或病理学变化的具体情况，将一病分成若干型。如将慢性肾小球肾炎分为亚急性型、隐匿型、肾病型、高血压型、反复发作型；将急性肝炎分为急性重型、亚急性重型、急性黄疸型、急性无黄疸型、瘀胆型肝炎等。这些分型是从西医学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出发，有助于对疾病的认识。由于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这一分型治疗的形式几乎被取代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学论著中多将一病分成若干固定证型、列举症状、标明治法、规定方剂。这对于初学中医者可作为入门的藩篱，近年来对于中医科研课题设计的标准和规范亦每多采用此种形式。其问题是，这种分型的治疗形式，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术以及复杂多变的临床现象简单化、机械化了，学习中医只要掌握几个证型和几个方剂，临证时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就可以应付了。这种治病方法，把活泼泼的辨证论治变成呆板固定的程式。这不仅不利于提高临床疗效，还有可能影响中医学特色的发扬。
中医辨证论治讲究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所谓原则性，就是紧扣疾病的本质。中医学是通过“辨证求因”，即通过观察研究机体对致病因素及外界环境的反应情况来把握疾病本质的。所谓灵活性，即对疾病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观察分析，既注意到疾病发展过程中邪正相争的态势，又关注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病者的体质、精神状况等对疾病的密切影响，然后根据邪正盛衰和标本缓急等具体情况，制订出相应的治疗措施。所谓药随证变，法活机圆，是辨证论治灵活性的生动写照。而分型治疗只是把病变分割成若干片断，既不能完整把握疾病的本质，又把动态的疾病过程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无法体现“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因而就会影响提高疗效。徐灵胎曾经指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惟无效，反而大害，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徐氏所揭示的这些内容在分型处方中就难以体现。
再以《伤寒论》为例，裘氏认为《伤寒论》亦拟一部医案，可示人以规矩。书中对疾病证治多作动态描述，凡发病过程中所出现的邪正消长、病机进退、症状变化、治疗反应等情况，均有生动的记载，俨如医学之临诊实录，仲景所述各病证治，有不少均系前后连贯之条文，非孤立存在而可割裂，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如果将分型立方与仲景治病的格局相对照，分型立方与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精神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裘氏由衷地说，按照分型立方的办法不妨作为临床科研的初级阶段，而如果不去进一步深究中医学精深的义理和复杂多变的临床现象，将使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趋于狭窄。
三、理化检查指标与用药依据
在当前中医临床工作中，现代医学诊断仪器等理化检查已广泛应用，这对提高诊断水平和进行疗效的观察随访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中医的治疗也不应局限于症状的改善和康复，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辨证施治过程中如何处理理化检查指标与用药依据的关系呢？
经常听到到有人说，这几味中药可以降转氨酶，那几味中药能够消炎，于是临证处方不用辨证察体，信手拈来，对号入座。倘若效不应手，便束手无策。裘氏并不反对辨病用药，临床真能找到一些针对理化指标效果显著的方药，当然是一桩好事，但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裘氏说，由于中西医学对人类生命现象审视的观点有差异，即使名称相同而内涵也有区别，因此我们在临床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能套用西医的观点指导中药的处方，更不能围着理化检查的指标转，以致束缚了辨证的思路。在这一方面，他是有深刻教训的。
裘氏年轻时曾患西医所说的伤寒病，发热十余天，请西医多方治疗，发热未退(当时抗菌素应用尚不普遍)，症无寸减，后延宁波名医徐余藻诊治，拟河间三一承气汤，用药剂量较大，1帖后热减半，大便通，2帖热平，3帖病愈。按西医观点，伤寒病至第3周易并发肠出血、肠穿孔，故忌用攻下。在服药之初，曾为之疑虑，经过亲身体验，始恍然感悟中医学名方之妙用，而西医的论说之不可拘泥。
再如，对高血压病的治疗，用生地、珍珠母、石决明、钩藤、菊花、黄芩等滋阴平肝熄风之属，已成通套之法。我们不否认这些药物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但此类方药并不是对所有高血压患者均有效果。裘氏曾谈起昔年上海一名医曾用大剂附子、肉桂等方药治愈高血压的病例。当时有人曾对其处方提出异议，但其疗效是无法否认的。裘氏在临床上常用祛风(如羌活、防风、秦艽之属)、补气(如黄芪、党参、太子参之属)、化湿(如苍术、米仁、茯苓之属)等方法治疗高血压，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又如，对慢性肾炎的治疗，目前中医临床并不限于消除水肿一症。如何改善或消除蛋白尿等异常化验指标，常常成为治疗所追求的目标，但中医尚无专门消除蛋白尿的定法。裘氏在临床治疗此病时，常“置蛋白尿于不顾”，根据对本病病机的认识，采用补气摄精，利湿泄毒等攻补兼施之法，因人制宜，随证消息，使不少病例的临床症状及化验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恢复正常。
裘氏认为，理化检查指标可以作为诊断西医的病和观察中药效的参考，但在辨证施治时则不可受理化检查指标的局限和约束，否则中医治病的思路将变得狭窄，治病的方法将变得单调，反而影响疗效的提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另外，我们在临床上还注意到，某些在实验室里证明能改善理化检查指标的中药，当移用到病人身上时不一定能应手取效。这些现象的实质乃是中西医两门学科的理论和指导治病的出发点不同。试管的效应与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复杂变化更大有区别，中药的治疗并不单纯着眼于驱除或杀灭致病的微生物来取得疗效，而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整体功能的不协调来达到驱除致病因素和修复病灶的目的。再者，中药的治疗作用往往是多元的，随着配伍、剂量和煎煮方法的不同，其治疗效应有很大差异。在使用中药时还要结合病者的个体特征而作相应的权变。因此，我们应该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中药治疗，那种试图以一种固定方药来纠正某些理化检查指标的方法，愿望虽好，但常很难尽如人意。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四、临证遣药，不囿常法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裘氏博览群书，又历经了各种复杂病证。他深深体会到，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一个医生掌握治病的方法越多越好，才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在临床应用时贵在一个“变”字，立方遣药时要崇尚“精、奇、巧、博”。
(一)既不离于法，又不为法拘
裘氏初涉临床时，每亦循法而治，虽然也可收到一些疗效，但随着经历渐多，面临许多复杂疾病，常有“医之所病病方少”之感，于是乃逐步冲破一些“套方”藩篱，而颇得其益，从而体会到治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
他曾经治疗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哮喘病，对其中属于寒饮咳喘之证，每以宣肺降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获痊愈或缓解。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有一定的体验。然则1970年他治疗一痰饮患者，症见剧烈咳嗽，昼夜不停，气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病员形体肥胖，舌苔白腻，脉见沉弦。遍尝中西药均无寸效，乃求治于裘氏。他先后用过温、化、宣、降以及涤、消、攻、逐诸法，也丝毫未瘥。自叹技穷而病家以痼疾坚求继续治疗，乃不得已改用黄芩、生地、龙胆草三味，大其剂量，与服二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喘十减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续服数剂而病瘳。该病显属寒饮，乃投苦寒而得和，实属“法外之法”。
又如，噤口痢在痢疾中是较为危重之症。裘氏曾治一人利下无度，得食即吐，驯至粒米不进，迁延多日，形肉俱消，神气奄奄。前医进人参石莲等法，未见效果。裘氏往诊时病情已濒危殆。遂用熟地一斤煎汤取汁代水煮药，加以山药、扁豆、甘草、干姜、白术各6g，煎汁饮服。甫投一剂而痢瘥进食，又服二剂而病迅愈。裘氏处方盖师景岳胃关煎意而更化裁出之，其效实出意外。
裘氏深有体会地说，中医治病的方法，本来思路极广，及至所世，则条条框框渐多，而施治后反致局限。一个医生不仅要学兼众长又善于化裁，更要懂得“法无常法”和“常法非法”的深刻道理，才能真正掌握中医治病方法的真髓。裘氏此语是发人深省的阅历之言。
(二)立法处方用药，崇尚精、奇、巧、博
中医在临床的很多方面有一定优势，衡量医生水平的高低，首先看你能否治好病。裘氏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体验和教训，觉得要提高疗效，立法处方用药要做到“精、奇、巧、博”四个字。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裘氏治疗过不少心脏病人，诸如心绞痛、房室传导阻滞、频繁性早搏以及房颤等。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仲景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只在剂量上稍加消息。有不少心脏病人，曾屡更多医，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自改服仲景原方后，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裘氏谦逊地说：“我研仲景之学数十年，而未识仲景处方‘用思之精’竟到如此惊人程度！前人称‘仲景垂妙于定方’，良非虚语。”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值得我们效法。
立法宜奇。裘氏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用诃子30g
黄芩30g 龙胆草9g
甘草9g，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2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1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倘若对奇法临阵先怯，是无法领悟此中奥妙的。
用药在巧。古贤有言：“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临床时循法度以用药，已很可贵，至于用巧，则谈何容易！裘氏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抒而治愈顽疴宿疾。裘氏曾治疗一例迭经中西医屡治不验的白塞氏综合征，根据其临床特点，先后巧从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当归六黄汤、当归龙荟丸、龙胆泻肝汤等古方中化裁损益，使之逐渐转机而终至向愈。
关键在博。裘氏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真知灼见和高明的医术，来自博涉广闻，方能应变临床。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更是治眩所不废。裘氏每用真武汤加减治疗某些肾阳不振，精神萎顿，眩晕辄作的病者，收到满意疗效。因此，医生胸中如有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泛应曲当，得心应手。
五、治病先治心
裘氏临床强调治病治心。尝云：“中医历来重视心理治疗，一个不重视心理治疗的医生，不是一个负责的医生。”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不仅主宰人的精神活动，而且对人体的物质、能量代谢活动以及抵御疾病的能力等均有主导作用。裘氏认为，人体本身存在着一个调控系统，具有自我调整、控制、修复、防御能力，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反而导致病情的加速恶化。《素问·痹论》早有“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之词。
近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不仅大多数精神系统疾患和精神情志因素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许多躯体病变的发生、加剧或减轻的契机，也和精神因素关系甚大。大量的临床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乐观、开朗、心情舒畅、意志坚强等良好心理因素的人，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机体的抗病能力；具有焦虑、失眠、忧郁、恐惧等不良心理因素的人，将会干扰机体的正常功能，削弱体质和抗病能力。《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曾有“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歧伯曰：神不使也。”“神不使”即指“精神不进，志意不治”。《读素问钞》注云：“药非正气，不能运行，针菲正气，不能驱使，故曰针石之道，精神进，志意治则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虽用针石，病亦不愈”。经文提示，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如果病者神气已去，则纵有良药神针，也回天乏术。可见古人历来强调精神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
裘氏在临床工作中体会到，医生的语言、表情、态度和行为等，对病者的情绪、态度、行为以及治疗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裘氏诊治的大多属于疑难杂症，其中有些被判为“不治之症”。这类病者每多久治少效然后来此诊疗，有的怀抱一线希望有，有的近于绝望。从治疗角度看，要取得很好的疗效难度颇大，裘氏总是以满腔热忱抚慰病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赤诚之心感化患者的心灵，鼓励患者树立起对生活和治疗充满信心，然后配以适当的方药治疗。即使面对“不治之症”，也千方百计减轻病者的痛苦。裘氏倡用的“医患相得法”，使许多患者获得了新生或减轻了病痛。裘氏常说：“治病先治心，即是一个医疗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唐代医家孙思邈将《大医精诚》一篇置于《千金要方》卷首，其意义值得我们深思”。裘氏还说：“在我所治疗的慢性病、疑难病中，虽能幸中一二，这固然是药物的作用，但我更重视病人的心理效应”。
六、关于邪正问题的见解
裘氏认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医学治病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医学特色之一。
裘氏从中西医学形成的历史条件、观察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不同，分析了它们对邪正关系的不同认识。西医学根据细胞病理学理论，比较注重于病原体的探求和局部病灶的形态改变，即偏重于“邪”的观念；中医学虽然也注意到六淫、七情、疠气以及痰、瘀等对机体的危害性，但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着重于人的整体的元气的作用----即“正”的观念。客观事实也证明：在流行性感冒、肠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里，许多人群都接触了病原体，但并非人人患病，只是一部分抵抗力较弱的人容易罹病，而另一部分抵抗力较强的人安危无恙。现代各种预防疫苗都是通过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而起作用的，这就更加证明防治疾病对于“正气”的重要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邪正矛盾所产生，而正气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裘氏针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了中西医学对治疗的指导思想和治疗方法的区别；西医学主要以消灭病原体或可能切除的病理组织作为治病的手段；中医学则重视调动人体自身存在的抗病能力，达到驱除病邪和修复功能的目的。前一种方法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也有它的优点，但有时往往损伤正气而导致某些不良后果。例如，应用各种抗菌素、化疗、放疗、手术等后，发生过敏、抗药性、菌群失调、后遗症及其它医源性疾病的情况，在临床中时的发生。后一种治法，则旨在调动体内一切积极因素，用自身固有的力量以祛邪愈病或者祛邪保正，一般较少发生毒副作用。简言之，西医重视祛“邪”，中医强调保护正气。清代医家徐灵胎曾经说过：“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这就是中医治疗学的主导思想。
裘氏认为，扶正与祛邪，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但我们应该分清其中的主次关系，在临床施治时还要衡量邪正斗争的力量对比，以决定先祛邪后扶正，或者先扶正后祛邪，也可扶正与祛邪同用。总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以不损伤正气为前提。
裘氏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主张采用“养正徐图法”、“培补脾肾法”等，收到了较好的疗效。特别是一些恶性肿瘤患者，往往初无察觉，及至发现，病届晚期，已失去手术时机，采用放疗、化疗，又难以忍受其副作用以致不能完成规定的疗程而被迫中止治疗。此时病者处于邪未除而正大衰的状态，治疗颇为棘手。裘氏认为，有形之积不能速伐，无形之气所当急扶，存得一分元气便有一分生机，故治疗从扶正着手，或补气益血，或培元益明，或健脾填精，或扶阴益阳，待正气渐渐苏复，再继扶正与祛邪兼顾。经用此法恒心调治，使不少病人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存期。裘氏体会，目前采用攻伐的方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疗效尚不敢断言，但用扶正方药可以提高机体诸多抗病免疫能力的治疗作用，已被学术界所公认，深信对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
七、对“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看法
在中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治疗疾病的成方、单方、验方，这是历代医家的宝贵经验结晶。但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裘氏不为其说所囿，十分重视古方的经承和发扬，诊务余暇，喜欢研阅方书，揣摩古人的医话医案，从中汲取营养，为现代临床服务。现简要介绍他运用古方的一些经验。
(一)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如何应用古方来治疗今病？裘氏的经验是，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裘氏认为，《伤寒论》“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疗原则，也是用古方疗今病的重要方法。仲景所说的“一症”，即指主症。查仲景书中有小柴胡汤条文十七条，主治范围甚广，只要抓住其主症，均可投以小柴胡汤。如他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胃炎、胆囊炎、胰腺炎以及某些发热病症等病例，均有良效。又如，他以乌头赤石脂丸合丹参饮，治愈因心阳式微，阴寒盘踞心胸，历时五年反复发作的胸痹；用红兰花酒伍生脉饮加味，治疗心阴亏损，血虚气滞的心痛；温经汤原为冲任虚寒，月经不调而设，抵当汤则主治太阳蓄血证，他把两方合用于治疗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绞痛，使缠
发表于 2011-7-19 05:4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