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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08: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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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忧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近日，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据家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个数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5位。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忧郁症。 患忧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一个我帮填报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到十……”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这是多么可怕。（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正是西医的界定方式。而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会纠正这一偏差。）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专家推测，约六百万美国儿童患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看来，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他们才两亿人。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卫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是什么让人患上忧郁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家BorisBirmaher博士发现，有很强家族严重抑郁症史的儿童对一种刺激生长激素产生的物质出现不正常反应。尽管实验没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儿童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但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和深层作用机理提供了资料。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抑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生物学上的疾病。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
从前好象没听说有谁得忧郁症，难道忧郁症象同性恋一样是被“发现”的？据资料统计，同性恋的人数比是百分之四，而忧郁症的人数可近百分之二十。这么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假如我们单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员。我们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关系很好，现在让我想其中有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哪？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象对同性恋一样，专家呼吁，传统观念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这一观念要改变，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而这正确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没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人会不会象美国同性恋者一样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静养象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小时候不理解我奶奶的很多思想。奶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奶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奶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
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子。而我们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
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却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
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在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谐调种种关系。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忧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忧郁，还要跳楼？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要病。
对自杀的研究，仅仅有医学家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学家、哲学家、 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仅仅有西方也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产物，他们恐怕是个人刀削不了个人把。
（五十六）
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科学在不停的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看不清我，我还要给他买副近视镜？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戴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有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好。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三十万元。他说，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他这还是能得到医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说过，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要饭到宾馆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级宾馆让穷人住大街上？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私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说了，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追求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就象美式民主我们有点用不起一样，大“医生”我们也不能养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钱养大医生，用三分之一的钱养一些象中医这样灵活机动，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哪，先把窝头扔了，来个吃不到面包勿宁死，这是什么逻辑？女儿说，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医治，可大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价格，却效率低下，普通病到医院去看，往往与其说是去治病，不如说是去受宰割。这就是人们怨声载道的一个原因。虽然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人们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五十七）
虽然我是中国人，可我对中国人的研究兴趣还是很浓厚。别人眼里国人的愚昧往往是我眼中的活化石。好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并为此很发愁。可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件好事，中国人真要是信个真主或天主，弄得万众一心，为个什么真理动不动搞个“圣战”的话，那就不是纳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简单了。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人睡梦中翻个身。这个世界安排得很有意思。美国高科技，可是人少，这个世界他有点占不过来。中国人多，但一盘散沙，也毁不了世界。多亏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世界才好好的。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现存的这些信仰不适合中国人来信仰。碗里的水可以信仰碗，河里的水可以信仰河床，大海里的水哪，它信仰什么？真主，天主对中国人来说是碗，是河床，用来喝水，洗澡可以，想借以下西洋就不行了。
外国人承认个体的中国人聪明，却认为群体的中国人毁于内耗。正如他们研究具体善长，研究整合无力一样，他们无法看到，多亏有这种内耗，使中国人不执着于碗和池。喝过水后放下了碗，洗过澡后离开了池。碗和池这类东西不中我们的意，我们意在更大的东西。
研究中国人的个体并不能达到把握中国整体的目的。所以，我对那些评论中国的言论不怎么在意，能评论中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哪。
个体的中国人是一滴水，连二十一岁的雷锋都自觉到了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孜孜以求把自己溶入到人民群众之中？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研究2HO是研究水性，但这是研究水性的全部？一碗水中会有风浪吗？一池水中会有潜流旋窝吗？一江水会有台风海啸吗？
也许有人会说，台风海啸不能算做是水性。可他们心里也知道，离开了水，众多的水，谈何台风海啸？不了解洋流海浪如何造船航海？
中国不是一碗水，对一碗水所作的研究无助推论中国的事。中国也不是一池水，一池水载不了舟，也覆不了舟。众多雷锋式一滴水的意向，使中国人追求成群，成势，达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求大，求积，求容，“不择细流，以成江河，不择江河，以成湖海”的原因。这不是小算术，而是大数学。
埃及人用金字塔，方尖碑来追求永恒。中国文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铸金字塔和方尖碑。建筑材料是人，建筑结构是人的社会关系。
中国人对水性的研究不仅通过鱼，舟来感知和体现，还用龙来超越性地表达。
所以，中国人不信仰碗，不信仰河床，他们要信就信仰龙。
龙的属性使中国人愿意相信却难迷信。试问，有哪个中国人不相信科学？没有，可又有几个人迷信科学呢？这就造成中国人既上西医院检查，又找中医诊脉的局面。这种看似有病乱投医的盲目现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百姓的这一兼收并蓄，实际上是把对2HO的研究和对风浪研究一网打尽。所以，又信西医又信中医在老百姓身上是一点不矛盾，和愚昧一点不挨边，所以，以为生活富裕了，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中医就没有市场了，以为通过对老百姓进行科学教育，在他们觉悟提高后而扬弃中医的想法最终会落空。好多科学和合理的想法总是在一路落空。
对2HO的研究无论怎样深入，也不能替代对洪水，海啸的研究。在社会学上，对个体的研究不能替代对群体的研究。在医学上，对局部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整体的研究，对静态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动态的研究。
中国人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深刻体会有助于他们理解中西医关系。人，为什么要结成整体，组成社会？中国人为什么独处一室也要心怀天下？中国人扎堆所求的正是个体所不具有的“势”。这个“势”是个体存在时所不具有的东西，研究个体永远不能抵达到“势”。中医对人的整体研究把握的是“气”，这个“气”也是不可能通过局部研究获得的。
“气”和“势”等是中国数理境界中的东西和常用术语。
爱因斯坦最终追求大统一场，而中国文化是时时追求大统一场。天，道等就代表这大统一场。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必须与大统一场时时校对，验证。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无时不在的校对、验证、修正中建立起来的，这难道不科学？系统的观察，提出假说以解释现象，再以假说预测和改变未来，这些科学的要素中医少了那一样？如果中医构建的阴阳五行模式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在预测和治疗疾病上使我们从混沌中超拔出来，你能否认它的科学性？从研究2HO入手和从研究海洋入手，虽然两者看上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从研究水性这一点看，哪一个更贴近实质的水性呢？
(五十八)
女儿走过一片园林,见其中有一位打太极拳的,看了一会,女儿过去与他攀谈,果然,此人的太极拳是家传。女儿与他切磋，打了一套太极拳给他看，他说，你这是太极操，不是太极拳。女儿不服，此人说，你如此这般打太极拳，定会做下病来，四肢厥冷……女儿跟我叙述到这一节时，我惊了,近两年女儿的确四肢发凉，回家总是先上床，把手脚插在我怀里，我俩探讨几次，我怀她时并没有寒，她小时四肢常温，这寒是怎么来的呢？没想到竟是为参加比赛练太极拳做下的病。我不解道，打的就算不是太极拳，是太极操，也不至于不健身反做下病来，我们作广播体操会做下病吗？女儿说她也是这么问的。此人道，太极拳是以意带形，形意一致，二者统一，如果只取其形而不得其意，那么有害无益。我听了反驳道，形是形式，为空，取个空壳何至于有害？已经解惑的女儿说，为什么太极拳偏偏是这个形而不是体操那个形？形，难道是空吗？何况还有程式、程序，敢说程序本身没内容？把太极拳的形式一比划起来，这经络就要做相应的反应，这不受控制的反应不给身体造成伤害？女儿想把身体调整过来，向这人请教拳法。这人说他宁可教一点不会的人打太极拳，也不愿教我女儿这样走反路的人。女儿说试一段时间看看，后来，这人对其它学员感慨道：“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这女孩悟性高，学得快。”
由此,我想,别说中医,就是一个太极拳,看上去很简单的体操一样的东西,怎么在中国人这就这么玄呢?自从女儿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以竞技方式练太极拳后,用她的话说对体育就有点伤了,这使她意识到运动猝死是否也是一种“伤”的后果?现在搞体育的人的伤如此普遍, 包括写《慢跑大全》的美国作者自己也死于运动猝死，这不有违体育健身的初衷？西式的太极拳会对人造成伤害，推而广之，用西医的方式运行中医，是不是中医体衰的一个原因？
女儿用功，用心学习太极拳。我说，不用下那么大功夫吧？女儿说，功夫，功夫，要的就是功夫。她说在做太极拳中体会中国文化，很多东西都能对上，不仅是医学，还有军事，比如可以细细体会三十六计……我说一个健身的东西跟三十六计有什么关系呢？女儿说，这是拳啊，拳是武，武不是军事？太极拳讲的是绵软，绵，要绵里藏针，软，要软中有硬，太极拳是可以直接交手打仗的。这是有心法，无定法的。女儿说，她由太极拳体会到用药，比如说，甘草，九十三个经方中，方方有甘草，这甘草起什么作用？现在的书上说是调合药性。其实，它在每个方中起的作用都不同，它的药性随与不同的药配伍而不同。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象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女儿说：“嗯，有点象。所以，中医的工作不枯燥，总有新体会，总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这是用自已的心体会来的，要想教给别人，别人的心和自己的不一样，就不易传给别人，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总是用诱导，启发，总要因人施教……”
张功耀读了33年中医书，曾用中草药治好过他爷爷的病，他妻子就是一名中医,但他却疯狂反对中医。看到他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就是在父亲对中医声中长大的，所以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攻击在我听来都是我父亲的老生常谈。小时,我是站在父亲一边,因为科学这东西太对年轻人的胃口了,攻击别人太简单，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没有年轻人和西式思维,这文革能不能搞起来?父亲视我母亲的不反抗，不反驳为中医无理，所以常给我母亲“上课”，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亲微笑地听着，多年之后，父亲向我承认他的改造工程失败，因为我母亲纹丝没动，但他总结出的失败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认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现在我想,父亲对中医的不认同,对女人的简单否定，说到底是他的眼光向外而不是向内。男人需要让自己感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感觉自己正义在胸，刀枪不入；武器在手，锐不可挡。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维护父亲的这一感觉，这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只有让男人锐不可挡，才能为人类辟开一条生死路。所以，当我后来又站在母亲一边时,我象母亲一样维护父亲的男人自尊,我想，张功耀的妻子不驳斥他很可能出于与我母亲同样的心理。当读了33年中医书而不得要领进而恼羞成怒反攻中医，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这不是张功耀个人的错，正象我走的弯路一样，是历史代价。女儿说“我姥姥没让你学中医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学，而是用脑去学，这样对中医和对你都没有好处。”估计我当年要是学中医，肯定也是从科学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转不过弯来，不比张功耀好多少。张功耀这样的事只能出在中国，看着他，我只感到亲切，这是中国式的错误。一个中医开玩笑地对张功耀说：“你说人参没有药效，就是个干萝卜条，还不如萝卜条有营养，那我请你吃人参，你敢不敢吃？”我想，张功耀要是西方人，这个赌他肯定就打了，可别看他这么疯狂地反对中医，可这人参他是绝对不敢吃的，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五十九）
说来说去，大家多说不反对中医，只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接受。其实，任何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难以接受阴阳五行，我也一样。穿西装一定要配革履没有谁会配双老北京布鞋。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接受阴阳五行理论，而且接受得很自然，很简单。比如，在做妇女工作的几年里，需要研究妇女运动方向。按西方的理论，妇女缺少精神价值，除了生理上的繁衍，妇女在人类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而女人是第二性的，是附属于男性的。近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使妇女站到与男人对立的位置，造成男女冲突，成为一道人类难题。在作中外妇女运动对比研究时发现，西方的妇女运动在中国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阴阳学说在起作用。在阴阳互补、互根，男主外、女主内，男管公家，女管私家，天下一家，家天下的思维中，女人在坤的领域里大有可为。其自尊、自信，没有受到损害。在阴阳学说中可以获得许多解决西方妇女运动困境的“新”思路。
在作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若按西方人性恶理论及心理学上人的气质分类，任何人都逃不掉被做优缺点之分，不好分的要被归到心理疾病中。这使预防犯罪工作陷入改正人的“缺点”，矫正心理偏差的收效甚微，劳而无功的困境中。这时，讲人的特质，讲人与人的生克制约的五行学说就比犯罪心理学中的气质分类能为工作提供更多思路。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认祖归宗是从西方绕了一圈转回来的。中国人讲“根”，根是历史，是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无枝无叶的，必须要得当代的阳光和雨露才有枝有叶，枝繁叶茂时我们只觉得与当代有关系而不觉得与根有什么关系，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凋零时，我们才会在叶落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归根。中国的阴阳在西方理论中被看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阴阳转化也被描述为对立统一，但西方不是把阴阳的内在动力解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为“水”“火”两行。“水”与“火”没有“木”来“通关”就只有克而无有生，只有斗争而无有调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没有肯定之肯定。只讲两行而不讲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而没有通过木的生和助，通过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没有五行周转这一“永动机”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会有“水火相济”的景象。如果我们把火性气质的人归到西方的胆汁质类，那么迅速、强烈、积极是这类人的优点，而冲动、暴躁、易怒就是这类人的缺点。可在现实中如何把一个人的优缺点进行分割？这种分割有必要么？当把火的危险性去掉了火的功能还存在吗？把一体的东西分成优缺点两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做到，在现实中做不到，而硬做的结果就是造成困惑。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把一眼就能看到的事物作为思维的出发点，都是从挖掘事物本质入手展开研究。区别在于，中国人认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为 “藏”，应该猜其所藏。西方认为隐性的东西应该显并使其显。我曾说过，人往往是无可选择，所选择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好多数学家在解题时不是难于题解不开，而是想寻找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解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法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内在的已有。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已有，所以，在我们寻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时，不仅要寻求对的，还要可心的，不然，纵然是大家全说好，到底意难平。我承认西方的东西是先进的、科学的，大家怎么赞美科学我都同意。可是，作为妇女我不喜欢或被贬低得没有自尊，或被引领到与男人对立的理论。也不想见到犯罪和跳楼的就用一句“有病”把问题踢开。其实用阴阳学说容纳矛盾论，把对立的两方面作为两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只使理论更丰满，没什么使不得的。
我觉得在论坛中也可以使用阴阳五行理论。论坛上常因无法沟通而出现攻击、漫骂的现象。其实这是大自然故意设置的小小障碍，让我们稍稍拐个弯来沟通。比如水与火直接沟通就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通过木来通效果会非常好。中国人讲关系实在是因为大自然设有这一关系。如果我们把西式思想看作是阳，把中式思想看作是阴。不同性格的人可按五行划分。虽说水火性格的人不相容，但有木、金、土通关，化对立为动力，有如不同类导体的接触能产生“电动势”一样，五行“电动势”便是阴阳流转的“永动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在论坛形成五行流转的局面，论坛就会充满生机而不是危机。
（六十）
又开始医疗改革了。从这次医疗改革的方案看，是把以前打破了的医疗网再重新织出来。而改革设计者说“新的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是三国模式的混合。”老百姓们还没有忘记七十年代的医疗方式，会拭目以待以待，看看这个三国模式比毛泽东模式如何？
不管说的怎样，我们看的是实质。设计者说“未来改革的方向是，基层的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的大病治疗靠社会医疗保障来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疗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
“具体操作化的建议是，城市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如社区卫生中心看的病为免费，农村中，在乡镇卫生站体系中看病也免费。”
对这个方案我在看的过程中是不断摇头。“根据卫生部医改课题组的初步测算，要达到免费提供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大约需要国家财政投入2000亿元。但财政部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这钱，我怕打水漂。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穷，能拿出两千个亿是穷吗？关键在于我们不会过穷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我担心，这两千个亿能花到正地方吗？
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小病留在社区和乡镇卫生所，这个设想很好，可什么是小病？阑尾炎，高血压，分娩是不是小病？我想肯定不能列到大病里面，但阑尾炎这样的手术乡镇卫生院可以做吗？可以做，但术前要做个B超吧，乡镇卫生院要不要配B超机？不配，到城里做了B超，回乡做手术？分娩，如今只生一个孩子，谁敢在乡镇卫生院生孩子？生到一半生不下来了，剖腹产在乡镇卫生院做？乡镇卫生院设手术室？高血压病有时也要做CT看脑部栓塞情况，以此类推，这个大病、小病认定的责任谁敢负？到时是不是医疗纠纷要更多？
真正的大病，比如癌症，其中一部分是等死，只需要一点维持性治疗，完全是社区卫生院能胜任的，可现代人居住密集，不方便死在家里，常到医院等死，也是为了使用医院的太平间，难道社区卫生院还要各备一个太平间？再说，把社区卫生院做为临终场所对其它患者的心理影响是不是也不好？
许许多多的这样问题所造成的漏洞，会不会让这两千亿形成一个新的腐败温床？
投入两千个亿，却不管大病。小病或能挺，或能治，而让人倾家荡产的是大病。既然这次医改想要体现政府的“雪中送炭”那就不如把这两千个亿投入大病，投入那些有治疗价值而又让许多人治不起的大病上，那才是救人一命。
想想老百姓为什么攒钱不花钱？因为他们有后顾之忧。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什么，是小病吗？不是，他们不会为生小病而死抠死攒，他们怕的是大病。如果国家给大病以治疗支持，那么就能解老百姓很大的一块心病。好钢用在刀刃上，与其把这两千个亿花得打水漂不响，不如先这么用。想想，如果国家把大病这块承担下来，那么科研、培训、开发等好多经费负担就不会落在普通患者身上。象心脏支架这样手术的费用就会大幅下降。
我和女儿赶到医院看望她住院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奶奶，老太太不在病房，到普通病房去串门了，我把她拉回来问：“你到那去干什么？”她说，我让病友看看我的手术有多成功。我说：“你这么做是在刺激他们，他们何尝不知自己的病应做支架？他们又何尝不想做这个支架？可他们做不起这个六万元一个的心脏支架，于是，不仅要忍受着胸闷气喘的身体痛苦，还要承受随时可能死亡的精神痛苦，你去显摆你的支架不是加深这一刺激吗？”
后来我了解到，做心脏支架手术的费用之所以这么高是垄断和操控的结果。最后的魁首竟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以为市场竞争总是使价格走低在这里就错了。当市场垄断形成后，价格就是走高了。
如果政府介入到大病这一块，那么，那一病房以痛苦、绝望，嫉恨的眼光看着我女儿奶奶的病人就会得到解救。政府难道不应该先解救这些人吗？
政府如果给一百个需要做心脏支架的病人安上心脏支架，其费用会是六百万吗？不是，可能连一半钱都用不上。因为国家的介入会使虚高的价格大幅下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使大批医生得到煅练机会，使手术技术不再为少数人垄断。
当然，为了长远考虑是应该逐步建立医疗网。但西医的大而全的医疗方式本身使建立医疗网的设想既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是建立医疗网本身就能提出来的。
我们本来是有这个网的，可是我们把它作为落后的东西铲除了。我们认为老一辈人的过日子法不对，我们不想过穷日子，可过富日子，只要钱数是有限的就有算计问题，在殷实的日子中，算计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承认中医有用，能在过日子中派上用场，只因看上去朴素，就被追求华丽的现代人抵制，大有不富贵勿宁死的劲头，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了。
今年夏天，一对退休的医生夫妇到我们这里来寻访和避暑。男的是脑外科专家。当年就是下派到我们这里任一个乡镇卫生院的院长，与这里的百姓有着鱼水之情。三十多年来，原来他管辖地区的百姓有了大病还要到省城去找他，他成了医疗通道。
女儿赶到奶奶家见了这对医生夫妇，和他们谈了好久。这对夫妇我也认识，因为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来一次，虽然他们总要出国考察，但他们与底层的百姓还有密切接触，那是三十年前的医患关系啊。
不管怎么说，国家开始重视基础医疗我还是为百姓，为我女儿高兴的。这样一来，女儿到乡镇开办医院的想法就可以获得一条国家途径，她就可以更多地用心于医术上。我想，在乡镇医院，女儿的中西医临床专业将比单一的中医或西医更好地发挥医疗作用。
在医学分工上，需要有人研究DNA，需要有人做手术，需要有人灵活机动地处理千家万户的百病，需要西医，也需要中医，怎么可以以尖端取缔末端呢？
（六十一）
中医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就象一个篡权的奸雄谋杀了一个仁慈的国王，上帝并不会为仁慈的国王主持正义，科学干预的力量如此之强，势必把人类带上一条不归路，看看张功耀等人的强悍就可知道，科学的野蛮与文革的野蛮可以如出一辄，但这种野蛮我把它看做是人类的青春燥动，是伴随成长而来的，谁也不会因青年人的燥动，具有危险性，而希望他们不再成长。
我之所以拥护中医，既不是想否定西医，也不是要制止西医，甚至不是为把中医发扬光大，而是想通过中医控制一下历史车轮的速度，别因太快，腾空而翻车。
当科学有一天基本取缔人的身体时，中医也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女儿摸脉有时会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师傅就接过手来摸，问病人：“做过手术？”“出过车祸？”师傅告诉我女儿，手术和车祸都可以改变人原有的气血运行方式，遇到这种情况就给以脉诊病带来很大困难。如今手术使用的如此频繁，最终会使气运学说在人体上失效，当人的身体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属太多时，中医还如何诊断，还调解人体什么呢？那时中医不灭亡还有什么用？
一旦基因工程打破生物屏障，人体就会告别与地球自然和谐的历史，那时，中医也就寿终正寝了。到了那一天人类会不会有悔？当然会悔，但为年轻时的过错而懊悔也算得上是一条人生定律了，人类的好奇心不可能让人放慢科学探索的脚步，个体的人肯为冒险付出生命代价，整体的冒险精神也要牺牲诸如中医这样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人类的买路钱吧？
从这个发展前景看，张功耀取缔中医的观点可以说是颇有预见性，中医的确不符合狭义科学论，中医是应灭亡也终会灭亡。中医象大熊猫似的，是国宝，也很珍贵，可怎么都不适合当今的生存条件，不适合在学校里学，不适合在医院里行医，不适合考试，甚至不符合当今人们的思维观念，总不能为中医的生存再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吧？中医如果奢望得到大熊猫那样的特殊保护，就无怪乎张功耀等人愤怒了。
但我要说，中医还不应在今天就被消灭，因为当代还需要它，中国还需要它，西医也还需要它。
对于中医现在不能被消灭的原因连反对中医的人也很清楚。反对中医的人说，卫生部之所以出来正视听，明确反对取消中医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普及西医。正如毛泽东当年不肯废除中医，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就等于没有医生了，大量城市贫民也看不起病了。反对中医的人引用一个西方人的话说“中草药是贫困医学的基础”，并说，国家卫生部门不能承认中医是伪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一旦承认就无法向看不起西医的民众交代了，是贫穷在支撑着谎言。他们认为用中医来欺骗农民、平民和穷人是为了保证官员和富人看西医，从而引出中西医之争的政治本质。
我不谈政治，但我承认中医是穷人的医学。我们都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仅有三亿人的美国，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占有了全世界一多半的资源，没给其它国家留下多少发展空间，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3万亿美元，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3.5万亿美元，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部用来解决中国13亿人吃药，我们吃药的总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西医如何保障十三亿人的医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取缔中医？在这种情况下非要取缔中医的用心何在？
如果我的女儿因我不是富翁而责备我，因我在她感冒时不送她去医院挂吊瓶而是给她煮姜汤喝而责备我，认为我是在欺骗她，认为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将如何为自己辩护？我能象我的父母早年教育我那样斥责她不懂事吗？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既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中国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两拨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龙卧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知道拨云见日，妙手回春等等，所以并不因中医是从门前拔两把草药而小瞧它。也不象有的人那样认为这是欺骗，并为此感到悲哀，人而把世界涂抹得愁云惨雾的，想不得忧郁症也难。
因为中国没有美国富很责备中国如同因为你的父母不是富翁而责备他们。因为不能到医院挂吊瓶而拒绝喝姜汤如同吃不上馒头就拒绝吃窝头，因每年没有1.3万亿美元的医疗消耗而悲哀如考不上名牌大学就自杀，在我看来这是做了美国精神的奴隶，反倒是可悲的事。
（六十二）
在中医理论中，不是中医拒绝使用逻辑，而是使用逻辑的效果与目的南辕北辙。
比如用现代方式编写中药教材，讲药性时，把退烧药归为一类，这石膏、地龙等退烧药有好多种，但只能有一个共同的药性——退烧。至于它们有什么不同，现代教材无法用逻辑区分。所以用教材学习中药的药性并不能达到会使用中药的目的。
如果按中医的表述方法，这退烧药各有各的作用，区别是很大的。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浇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况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岂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么抽薪？所以，是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决定了中医的表述方式。
如果论象棋，可以从车的作用，马的特点，炮的功能进行论述，逻辑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论围棋，单拿出一个棋子怎么论？拿出所有棋子怎么论？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棋子才有它确定的真正的意义。
我从来不说中医“深奥”、“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国没有大哲学家一样，中医也是一个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城堡、臣民和仆人，还得有一个王后的头衔。如果在灰姑娘挎着篮子买菜时，我就称赞她高贵、美丽、典雅，怎么能不遭到人们的嘲笑呢？
中医如围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观，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性取代客观性。把它从现实中，从上下左右的关系中，从一个局势中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确定的意义和价值。非要把中医客观化从而论述它，如同脱离棋局论围棋子，既无法论述也没有意义。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绝对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在当今时代，让人们承认不能被客观化的一个理论是门学问的确是很困难的。其实我阐释中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承认它，只要能达到人们对逻辑不是绝对坚信就可以了。
中医不把自己客观化，它不定义对象，也不定义自身。它在阐释病理的过程中阐释自己。当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阐释它。中医在现代环境中阐释自己是对自己现代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自己现代存在的表述。
医不存在于人之外，人本身就是医，人与医是一体的，而人一旦变成物，中医就失去立身之本。阴阳五行理论可能不够理想，但他却是仅有的将人与物统一而不是分离的理论。中医的珍贵之处是，它是做为人的医学而不是对于人的医学。
能把事物客观化固然是好，但客观化的前提应该是意义，意义是对人讲的。从人的观点解释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解释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释而有意义。
我曾经在北京向一位西医专家求教：为什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医学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呢？比如。感冒、避孕……专家告诉我说，任何一种医疗方法也不可能适宜所有人群，总有“漏网之鱼”，所以还要不断发明新方法，这样一来，西医治一种病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西医目前的问题是，并不能一开始就知道究竟哪种方法有效，得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地挨个试一遍。很可能是九种方法失败之后，才能找到第十种有效方法。我说：这样说来我们患者岂不是试验品？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这样的。我问：如果我试验遍了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岂不是试验的牺牲品？专家笑说：正因为有“牺牲品”的存在。才使医学不断去发明新方法。
西医曾给过我们医疗上一劳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当年的杀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药性，一劳永逸的希望破灭了。如今西医对治病是苦于在众多方法中不知哪种方法能有效，那么西医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学会“辩症施治”呢？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医式的“浇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药性分类呢？不然，我的一个同事发烧，前后用了二十多种抗生素也没退下烧来。现在可以做菌培养了，把菌从你身上取点，不在你身上试了，在试验室里试，用各种抗生素喷它，看它怕谁。
当西医担当起全人类的医疗重任时，我们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趋同中医的方法，不管嘴上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当西医面对十个病人而有十个办法却不知怎样避免每个人身上用十种方法共一百次的话，中医的个体性的治疗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鉴之处？
（六十三）
这几天帮高考生报考，遇到一些孩子不知从事什么专业好。一时决断不下来，我就扔给他们一套表格————心理测试，看看适合从事什么行业。
女儿学心理学时，给我拿回来的测试表厚厚的一叠，让我不由地感慨，如今心理学发展的真是很象样了。
不过，我给孩子们选专业时，常常遭到拒绝：“不学心理学，我不想和疯子打道”。“不学法律，不想和坏人打交道。”“不学医学，不想和病人打交道”……我不明白，哪儿来的这么多禁忌，把有“问题”的人全排除掉了，还有人了吗？我们不想和人打交道？
一般说来，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区别恐怕就是他们失去理性了吧？理性的可贵，可能就是在与精神病人对比时是最明显的吧？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 “理性”，“理性”可以让人逃离精神病吗？
由于母亲有许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触的精神病人比较多。后来又认识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医生朋友，其中有一位还是专家，他的老师是“731”部队的研究人员，因为学术的原因没有被“镇压”。我第一次同他接触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恕我冒昧，我怎么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样呢？”
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从他这里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病就是精神病。他从书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专著，指给我看一个个作者的名字，名子上是黑框。他说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师。“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么？”他问我。我当然不知。他告诉我“全死于自杀。”这让我不解，精神病专家死于自杀，他们那套学问解决不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告诉我，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带着遗书，工作证等，尽最大可能把后事料理好。他们不是疯狂了去死的，而是“理性”地死。
这个专家也是非常“理性”。知识渊博，思维慎密，逻辑性强。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容忍不了人们的语言。下判断？错误；叙述？不准确，怎么说也不能达到他的逻辑要求，弄得我不敢开口说话。没办法，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不叙述，我给你表演吧”。他竟非常高兴，认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观察、发现，自己去下判断。
当时，他身边跟着一位年轻人，是一位在部队上当卫生员的转业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学专家的真本事，宁可伺候专家，为的是看他怎么治病。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勤奋刻苦的转业兵的头发白了，也成了专家。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有好多瓶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果吃上几粒就可以见上帝了。这都是我请“转业兵“给我几个朋友开的。药不能放在病人处，只能放我这。如果你看见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那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去给朋友服药。
许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时要把“转业兵”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做客。别人看我在和两个朋友闲谈，其实我是在掩护医生诊病。
看着“转业兵”，让我想起当年的那个专家。“转业兵”和那个专家一样的理性。我承认他现在的水平的确达到了专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个个都是刁钻古怪的，对“转业兵”好象不是我请来给他们看病的医生而是为他们找到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刁难他，可都难不倒他。当他使我的朋友病情稳定时，我的朋友往往要请他吃饭。在酒桌上，他一口饭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至始至终，筷子不曾拿起过。而我要做的是，让这一切显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说。不停地说。这张说话的嘴绝不能为吃而停顿。朋友看我那么“自然”，都分外懂事，绝不劝他停下来吃一口菜。过后会奇怪地问我“我怎么看医生比我病的还重啊？”他和他的专家老师一样患上了他们的职业病。
有时，路过精神病院我会进去和医生们聊会天。我一次，我拍门，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典型的神经质的眼睛看着我。他在审视我的神经正常度，我快乐地与他打招呼，微笑……可他无动于衷，不开门。我断定他是病人，拿出医生对病人的架势，一瞪眼，一声吼，他就给我开了。进去后，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说，那是新分来的医学院本科大学生。我听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刚来就得职业病了？
医生们聊天时喜欢为人做精神分析。有时也给我做，结论是我也有精神病。我并不生气，因为在他们眼里无人不是精神病。我听他们分析希特勒是轻燥狂，我点头，接下来他们分析列宁也是轻燥狂，再接下来……我想，耶稣，释加牟尼，谁也跑不了精神一病的命运。既然无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于是，从中医，也就是我母亲那里，
我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改变人本质的病。从西医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对精神类疾病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有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美国电影，歌颂一个“美丽的大脑”，大脑的主人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一个终生精神病患者。他来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中国记者被告之不能用闪光灯晃他。影片结尾表现他领奖时，看到他的幻觉人物也都来参加他的颂奖晚会，他平静地看着他们……
如果说疯狂的人是感性的，那么精神病医生的极为理性怎么也使他们精神出偏呢？
经常，医生不是愁治不好病，而是治好了放入社会还不行，现实，是许多人的致病原因。有的人之所以疯，恰恰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人本身并不是理性动物。我的一个朋友开车躲对面突然出现的车时，本能反应左打舵，结果坐在副驾驭位上的他母亲被撞死了。他亲眼看见他母亲死在他面前，可他却失忆了。只失去了这一小段记忆。他认定是他哥哥开的车造成他母亲的死亡，时不常地关爱他哥哥以减轻哥哥的“内疚”。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观察到，除了失去这段记忆外他没有其它异常。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痛惜大学生跳楼，反对以“精神病”为借口对大学生跳楼无动于衷。因为精神病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脑。我们不应找医学理由放弃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六十四）
昨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医生。朋友就向他咨询自己的肾病。他是西医，常做手术，问到一系列的检验指标，告诉朋友要注意肝胆，并讲到肾与肝胆的关系。朋友说她的胆被摘除了，没有注意的问题了。医生顿时拉下脸来说“我说的脏腑关系不是西医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国医生到中国来行医，一准糊涂，因为中国中西医界线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国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结果也会把外国医生搞糊涂。
遇到一个几个月未见的朋友，问他这几个月做什么去了？他说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和以前一样，怎么也看不出是白血病人。他说他住进了天津血液研究所，医生说他至少也得做四个化疗才能使病情稳定。在第一个化疗期间，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自己做一个化疗就可以了，然后不告而别，从医院逃跑了。他连家人也没告诉，独自一人跑到大西北，找到从研究所听来的一个中医吃上了中药，把病治好了才回来。他得意地说，他没花多少钱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象治个普通病，不得不佩服他真是有主意。不由的想，如果他是个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国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认识一位老医生能治癌症，前年去世了。他本是西医，但也学了中医，我曾亲眼看他把我朋友的父亲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心后背敷药带喝药。我曾质问他为什么要我们许多钱。因为天下就没有这么贵的中药。他告诉我说，他治病的方子是一位老中医传给他的，方子其实也不太特殊，只是药真，是他早年所存，现在已不可能再有，他说“我这点药是用一次少一次，药用光了，我就再也不能治癌了，就指望这点药养老哪”。
由此我想，母亲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药好也有很大关系，她总是不停地收集和储藏中药。如果她在大医院，使用药房的药是否还有同样的疗效呢？
母亲给过我一块“鹿胎膏”，是猎人打野鹿获得的鹿胎，拿来由母亲熬制的。药制好了，猎人给我母亲留一部分作为酬劳。母亲在治诸如不孕症等妇女病时使用，效果很好。母亲告诉我这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黄豆粒大小一块。我有时吃上这么一点，就能感受到药力很大。许多年后，当我也想给女儿备份这药时才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货真价实的“鹿胎膏”了，虽然我到养鹿场去买，可吃一大丸进肚也没啥感觉，方知道母亲的药有多么好。
由此，我知道现在的中医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亲活到今天，她的疗效也不一定能有当年那么好，因为她没有应手的药可用。现在的医生不可能象我母亲当年那样亲自动手采集、在民间搜集一些中药。我小时就常帮助母亲把有的药放到酒里，把有的药用玻璃纸包好用蜡封上……母亲给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备有这些药不无关系。
女儿的师傅在中医院就直接指挥药房的工作，患者每抓一副药都要拿给他查验，他检验的就是药的质量，他说他不求药的质量好，只要不是假药、毒药就好。再者，如今药房的人把药抓错是常事，他不能不防。
我建议女儿以后到农村行医，告诉她，这样可以得到一些诸如“牛黄”“狗宝”之类的中药。
回忆有关母亲的事并不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母亲当年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谈中医，是想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不是我的论文，我的判断和结论。我只想把事情尽可能按原貌表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下结论。
我之所以用描述的方式谈中医，还在于我对形象的情有独衷。我也认为形象的信息是全息的。
我注意到母亲看病时对病人梦中形象的重视。当病人述说的“梦多”“做恶梦”时，常要究问梦的具体内容。因为疾病的微弱信号往往通过梦中形象向人报告
大脑为什么在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还会选择象征性形象表现在人的梦中呢？比如，你从道理上接受一件对你前途有好处的工作，可你却可能在梦中开飞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把你内心的精神状态完全表现出来了。女儿三、四岁时，我不知教育女儿是听话点好呢，还是独立点好，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儿钻进动物园的老虎笼子里去了。见女儿象对待猫一样抚摸睡觉的老虎我不敢大喊，压低声音叫女儿她又不理会……这个梦把我当时在教育女儿上的困惑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女儿少年时，表现出一些现代年轻人特点，我又再一次产生困惑。可这次做梦出现的象征形象连我自己一时也没有解开。我梦见我的右耳上有一个密封的硕大的白金耳环。这让必需天天上班的我十分为难，我先是想法弄下来，不成功，又想法遮盖，也不成，最后我只好理直气壮地走出门去，晃着明晃晃的耳环“我美，我愿意”了。这梦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女儿听了我说这梦，拍着我的肩说：“妈妈，我就让你这么为难吗？”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个耳环的象征意义。理论只有给我们理由，形象却可以把包括情感在内的全部信息发送给我们。大脑犹如一台高灵敏度的仪表，对人体内部在生活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微运动都有反应，大脑对人体的扫描情况不是用一篇论说文来报告我们，甚至还要躲过我们通过学习储存在意识中的理性，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
文章作者艾宁2007年07月13日留言：呵，不好意思。本来只写六十节。早发完了。只是针以网友的提问，有点感想，就又续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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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08:4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