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祖国医学的鲜明特点之一是“辨证论治”，但我认为在诊疗中将“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于若干病证的分型不宜分得过细，使读者不易掌握辨证；在治疗方面，我比较着意于“通治方”的搜求与运用，这个思路是符合历史情况和现实诊疗的。如现存最早的经典名著《黄帝内经》，其中生铁落饮治狂证，四乌贼骨一茼茹丸治经闭……，均具有通治方的性质。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奠定我国临床医学基础的名著，其中也有较多的通治方，如“诸黄，猪膏发煎主之”；“黄疸病，茵陈蒿汤主之”；“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等等。建国后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及《五十二病方》等医学文献，也有不少通治方。由于通治方较易掌握运用，故在临证中，也多方予以探求。我曾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辨病论治与通治方”(《中医杂志》第一期)，以及“肾炎证治经验谈”(《中医杂志》，1988年第三期)，均表达了这个观点。举例而言，治疗急性肾炎，因其证候与中医 “风水”相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拟订了“风水第一方”、“风水第二方”和“风水第三方”，取得了较好的治效。这些治疗方剂具有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特点，而基本上又是通治方。至于如何掌握和应用通治方，我认为首先是对所主治病证的病理机制和病情的变化、发展规律有所了解，并对病证的八纲属性须辨识清楚。
同样的通治方，有较为稳妥、成熟的，如张路玉治疗痹证之三痹场，倪涵初之治痢三方、治疟四方等，临床予以加减应用，有确切效验而又较易掌握。有些所谓通治方则不然，我在1959年曾治一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医属“痹证”范畴)，关节经常肿痛，并有轻度畸形，屈伸受影响，阴雨则加重。某中医给他开了一个通治方(生草乌一两二钱，五灵脂一两，官桂四钱，炙地龙六钱，木鳖子六钱，当归一两，细辛三钱，麝香一钱。上研细末，米粉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丸，一日二次，温水送服)，服后关节肿痛未减，新增鼻衄、目胀、口干、舌麻等症。当我看到此方后恍然大悟。这是古方 “一粒金丹”之变方，辛热、香窜有毒，经治患者为久病体虚、湿邪偏盛之痹证，不宜服用此方。由此可知学医者打好学术、临床基础的重要性。现不囿于中西病名，分述以下几个病证。
一、消渴
消渴作为病名，最早见于《素问•奇病论》，但《内经》在多数情况下，称之为“消瘅内热、饮食不充肌肉，揭示了此病之主要病理和证候。《内经》时期已分为上消(鬲消、肺消)、中消(消中)和下消(《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指出有肾脉或肝脉微小之消瘅，即下消)。以消渴病作为专篇论述并介绍治法者，则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但仲景著述中所论之消渴，并非都能与现代医学中之糖尿病或尿崩症相联系的。如《伤寒论》：“厥阴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逆，下之利不止”(伤寒注家舒驰远谓：这是厥阴病“阴阳错杂之证”，与内科杂病之消渴，病因、病理不同)，又如《金匮要略》第十三篇：“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如此脉证，也非糖尿病或尿崩证。但“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今人多以此条与糖尿病相联系。
须予指出的是，《素向•通评虚实论》即认为“消瘅”多见于“肥贵人”(所谓：“肥贵人则膏梁之疾也”)；《素问•阴阳别论》并说：“二阳结，谓之消”(二阳指阳明，结则津血不足，结而不行，皆燥之为病)；《素问•气厥论》谓：“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描述了主证，交待了预后与难治的临床现实。该篇指出肺消为“心移寒于肺”，而鬲消则是“心移热于肺”，由此可见，消渴不一定都属于“内热”之病理。
当然，前面提到之三消，是指消渴表现各不同证候的发展阶段而言。唐•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又认识到消渴病每有小便甜、易生痈疽等情况。预防生痈疽。孙思邈提出“长服栝蒌汁以除热” (或栝蒌、豉汁)。其后，金•刘完素则有专著《三消论》(见张子和《儒门事亲》)传世。《活法机要》(撰人不详)在描述三消症状、病理方面较为详备，书中谓：“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说明其发病与很多脏腑有关)，有上消、有消中、有消肾。上消者，肺也，多饮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消中者，胃也，渴而饮食多，小便赤黄，热能消谷，知其热在中焦也……。消肾者，初发为膏淋，谓淋下如膏油之状，至病成，面目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浊而有脂液……”。
后世所论消渴，主要指内伤杂病，吴鞠通《温病条辨》谓：“治内伤如相”，意指复其所固有，即所谓“缓则治其本”。消渴病在多数情况下是以缓图、治本为前提的。追溯消渴治法，金元以前虽有不少治疗方剂，临床效验不太理想。有些属于治标的消渴治法，不适宜于施治内科杂病之消渴(如张仲景治内热、渴饮、津伤所用的白虎加人参汤……)。明清时期于消渴病之治疗有较明显的发展，但明代有相当一批医学家喜用肾气丸 (以六味滋肾，加桂、附以引火归原)，薛己治消渴(包括合并痈疽)常用肾气丸，赵养葵等医家亦宗此法。但效验或不太理想，故其他不少医家对消渴病之治疗予以探索，今介绍其处方及适应证如下。
1．玉泉丸(《仁术便览》方) 主治消渴，小便频数。
处方：麦冬(去心)、人参、茯苓、黄芪(半生、半蜜炙)、乌梅(去核)、甘草各一两，栝蒌根、干葛各一两半。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温汤嚼服。
按：龚信《古今医鉴》(稍晚于《仁术便览》)有“玉泉散”方，由葛根、花粉、麦冬、生地、五味子、甘草、糯米共七味组成。此二方我在临床上常用以加减治疗糖尿病，较为平正可取。明•张介宾对玉泉散方亦颇欣赏，常用之以治中消。
2．茯菟丸(《仁术便览》方) 主治消渴(“三消”通治方)。
处方：菟丝子(酒浸)十四两，北五味七两，茯苓五两，石莲肉三两。
上为末，用山药六两为末，作糊为丸梧子大，每服50丸，米饮下。
3．合治汤(《石室秘录》方) 主治消渴。
处方：熟地三两，山茱萸、麦冬各二两，车前子五钱，元参一两。
按：这是陈士铎用治消渴的通治方，他认为三消均有“肾虚以致渴”的病理特点，故消渴之内热缘于肾虚而不宜直折、不宜寒消，“治法必须补肾中之水，水足而火自消。然而此火，非实火也……。虚火必须火引，又须补肾之火，火温于命门，下热而上热自除矣”。根据这个理论，陈士铎又拟订“引火升阴汤”(元参二两，肉桂、北五味各二钱 (上肉桂则用六分)，山茱萸四两，熟地、麦冬各一两，巴戟天五钱)。我曾以此方加减治疗四例糖尿病，有三例获得满意的效验，症状控制，血糖、尿糖降至正常范畴。
4．六味地黄丸加减方 主治消渴。
处方：淮山药 山萸 丹皮 泽泻 茯苓 鱼鳔胶 潼沙苑
按：此方见于张璐《张氏医通》。书中原无方名，为张氏之经验效方。全方即六味地黄丸去地黄，加鱼鳔胶(鱼鳔即鱼肚，药用多采用大黄鱼或鲟鱼之鱼肚)、潼沙苑。鱼鳔胶多用以治梦遗、精滑，合潼沙苑名“聚精丸”，故张氏方治消渴，意在补肾益精为主。我曾用此方不去地黄，另加天花粉、桑椹子、杭芍、乌梅，施治于糖尿病，确有良效。青壮年患者，颇多兼有遗精、滑精证候者，宜用该方治疗。
现代医家治糖尿病，以施今墨、祝谌予师生较为著名，据祝氏所撰专文报道，他们治消渴常用药为：生黄芪、太子参、山药、苍术、石斛、生熟地、知母、黄柏、芡实、乌梅、天冬、麦冬、元参、枸杞子、五味子、肉桂等药。实际上是增液汤、生脉散合生芪、山药、苍术、元参等药合方，特别是脾肾兼顾，大法以滋阴、清热、生津、调中为主，较为平妥有效。
最后我再介绍属于中医“消渴”范畴之尿崩症治法。
尿崩症是一种水液代谢障碍性疾患(神经、内分泌机能失调)，主要症状为口渴、多饮、多尿，尿比重显著减低(但尿中无糖类及蛋白质)。从中医理论分析其病理，大多属燥热津伤，脾胃肺肾均有虚损。其治：早期宜滋肾阴、和脾胃、益气生津法(太子参、沙参、麦冬、玉竹、石斛、花粉、山药、萸肉、白术、何首乌、生地、阿胶、陈皮……)；后期治以扶脾益肾、生津固涩法(太子参、黄芪、麦冬、玉竹、花粉、石斛、山药、萸肉、枸杞子、金樱子、芡实、炙草……)。
曾治一崔姓男患者，每天尿量8，000毫升以上，小便日20次左右，尿比重1，005。注射垂体素无效。我在会诊后，先用滋肾阴、和脾胃、益气生津法(方药见前)，约四星期，尿量减至5，000毫升左右，尿比重1，008，尿次减为每日12~14次；后改用扶脾益肾、生津固涩法(方药见前)，服十剂后，尿量减为2，800毫升，后化验尿比重，已恢复正常(1，010)，其余兼证亦均缓解。
二、病毒性肺炎
此属西医病名，联系于中医临床，其证候与温病学中之风温或春温比较相近，目前西医缺乏速效疗法。
据临床所见，我琢磨了一个麻杏石甘汤加味方，用以治疗病毒性肺炎，获得相当满意的效验。
处方：麻黄(先煎去沫)9克，杏仁(去皮尖)12克，生石膏(先煎)45克，生甘草6克，黄芩12克，生地24克，板蓝根15克，忍冬藤12克。
加减法：痰多，去生地，加川贝、黛哈散；大便结燥，原方加大黄、栝蒌仁；咽痛，加元参、桔便；胸痛加枳壳、橘络。
发烧超过39‘，一天宜服两剂。
此方临床应用，较有实效，又便于掌握，如适当配合输液及西药，可缩短疗程，提高疗效。
三、慢性痢疾
中医名之曰“久痢”。大多由于急性痢疾迁延失治所致，治疗较为棘手。
我过去比较多用的是驻车丸(《千金要方》)：黄连(酒炒)六两，阿胶(蛤粉炒成珠)、当归(酒洗)、干姜(炒)各三两。
上为细末，醋煮米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50丸，渐加重70丸，空心，米饮下。
此方所治之下痢，前人认为“无问新久赤白”均可，明示此方属通治方。我主要用治久痢，但另加石榴皮三两，较有效。
后来，我陆续诊治若干久痢患者，并泛览了不少临床医著，自拟了一个“久痢方”。
方用：乌梅肉12克，石榴皮15克，酒炒黄柏12克，栀子炭(包煎)10克，广木香6克。
辨证再注意久痢是偏于寒、还是偏于热。偏于寒，加干姜；偏于热，加川连、地榆各9克。近些年我常用此自拟方，效验较驻车丸方更著。但久痢治疗的日期也较长。我主张一个月作为一个疗程，一般须两个疗程可以获得基本治愈。
附带谈一下“血痢”的治疗。我所用系魏祖清《村居急救方》的一个验方。预以变化运用于临床。方用干姜烧黑存性、研末，每服5克；以马齿苋20克、秦皮12克煎汤送服，亦较有效。
四、盗汗
《素问》名之为“寝汗”(《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寝汗出”(《素问•脏气法时论、气交变大论》)，是常见的汗证。在一般情况下，自汗属阳虚，盗汗属阴虚。从发病的角度，病态出汗总由内热或虚火烦扰所致。阴虚或阳虚出汗，须结合整体的临床表现予以判定。临床证明，阴虚多汗患者，常伴有微热，或入夜升火，烦热汗出。虚劳、劳瘵往往在日晡时面颊潮红，故《素问•阴阳别论》说：“阳加于阴，谓之汗”。明•马莳《素问注证发微》认为此处之阳和阴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动，尺主静，尺部而见阳脉，乃阳加于阴，则阴虚火盛，其汗自泄”。《素问•评热病论》谓；“阴虚者，阳必凑之”。这里所说的“阳”，当指内热、虚火，这可以说是“阴虚盗汗”的又一发病因素。
所谓盗汗，有“睡而汗出、觉而止”的特点。从中医临床文献的载述分析，除虚劳、劳瘵之盗汗外，金•成无己将之分为“伤寒盗汗”与“杂病盗开”(见《伤寒明理论》)，明清以后多不采用这种分类法。关于阴虚(或血虚)盗汗，汉唐时期，专方较少，迄李杲立当归六黄汤(《兰室秘藏•自汗门》)，是为古方治盗汗之名方。此方主治阴虚有火而致盗汗，发热，面赤口干，心烦唇燥，便难溺赤，舌红，脉数。方药为：当归、生地黄、熟地黄、黄芩、黄连、黄柏各等分，黄芪加一倍。共为粗末，每服五钱，水煎，食前服。
此方经临床应用，确系效方。但须注意严格掌握主治、适应症，阴虚火盛者宜。我用此方的经验是加酸枣仁，可增强治效。《丹溪心法》承认当归六黄汤是治盗汗良方， “但药性寒，人虚者，只用黄芪六一汤；盗汗发热因阴虚，用四物加黄柏，兼气虚，加人参、黄芪、白术”。朱丹溪还认为伤寒盗汗由于“心虚所致，直敛心气，益肾水，使阴阳调和，其汗自止”。
对于盗汗患者阴虚而火不盛者，我常用玉屏风散(《丹溪心法》方：黄芪、防风、白术)加生熟地、生牡蛎、浮小麦施治，这种治法也是从丹溪学术见解中得到的启发。又据明•张介宾治疗汗症的经验，他认为不论自汗、盗汗均可随宜择用麻黄根、浮小麦、乌梅、北五味、小黑豆、龙骨、牡蛎之属作为止汗收汗之剂。(见《景岳全书．杂证谟》)清•罗国纲《罗氏会约医境》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张介宾还特别提出：“黄芪得防风而力愈大”。他对汗证的选药和配伍，于临证颇有借鉴、参考价值。
须予指出的是，盗汗可因于肝胆之火而发病。如清•沈源在《奇证汇》中提到吴篁池治秦状元案，患者“三年盗汗，每寤衣被俱湿，饮食起居如常，经数十医不效”，吴诊其脉，“六脉如丝，却悠扬无病(六阴脉)，惟肝脉中取弦实”。诊为“肝胆有火……，用小柴胡汤加当归、生地、丹皮、霜桑叶，不数剂而愈”。
此案有两点值得注意。(1)汗出明显大于阴虚盗汗；(2)脉象不同(阴虚盗汗以细数脉居多)。由此可见，盗汗未必一定是阴虚所致，但肝胆之火则属一种较少见之病因、病理。作为一名医生，学术经验水平之“更上一层楼”，就须“知常识变”，辨证治疗掌握圆机活法。
盗汗的外治法，古代方书中有所载述，但我比较欣赏的是明•龚信《古今医鉴》中所介绍的简便方。主以“五倍子末，津调填满脐中，以绢帛缚定，一宿即止；或加枯矾末尤妙”。我不成熟的经验是，五倍子用量倍于枯矾末较为适宜。我常用此方治疗汗症，不论盗汗、自汗均有效。
最后讲一下阴汗的治法。阴部多汗临床实不少见，有些异性患者羞于主诉，故医生须据所见“湿热”病证，主动地问询患者。因为阴汗大多由于下焦湿热不行所致，症状为阴部(或阴囊)汗出，治宜以渗湿、利小便为大法，方用滑石12克，龙胆草、猪苓、泽泻、云苓、白术各6~9克，肉桂1.5克，灯芯20支。水煎服(此方见于明•孙志宏《简明医彀》)；或斟酌配合外治(扑粉)法，方以煅蛤粉、煅牡蛎各等分，研极细，绢袋盛扑。
也有例外的情况，即患者有阴汗而湿热不明显，但有肾虚见证。前人有用青娥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补骨脂、胡桃肉、杜仲、大蒜)施治者，而外治法则与湿热阴汗无异。
六、尿血
明•孙志宏认为“诸失血多属君相二火，诸经之热，煎逼其血而出诸窍也。色紫赤为热极……”。尿血较多之原因为心移热于膀胱，或因于肝火盛所致。在治疗上有一点尤须注意，即不可轻用止涩之剂。
我治疗尿血，常酌用以下数方。
1、生干地黄散(《妇人良方》)
此方原治妇人尿血不止，其方药组成为：生干地黄二两，柏叶、黄芩各半两，阿胶 (炒成珠)一两。共为粗末，混匀，每服三至五钱，煎药时加姜三片，去滓温服。我用此方，另加蒲黄末六钱，不分男女，悉可用治。但此方主要用于尿血之轻证，往往服药后一星期左右见效。
2、阿胶散(《医学心悟》方)
主治：心移热于膀胱，频频尿血。
处方：阿胶(炖烊冲服)三钱，丹皮、生地各四钱，黑山栀、丹参、血余、寸冬、当归各三钱。
3、丹栀逍遥散(《校注妇人良方》)：当归、芍药、茯苓、白术、柴胡、甘草、丹皮、桅子)。
此方主治肝火偏盛，延及膀胱所致之尿血。
4、生地连栀汤(自拟方)
主治：膀胱炎所致之尿血。
处方：生地20克，黄连9克，栀子(炒黑)9克，赤芍9克，丹皮9克，瞿麦12克，滑石9克，木通9克，地骨皮9克。
此外，《妇人良方》(卷八)曾记载一位陈姓患者年轻时“忽小便后出鲜血数点，不胜惊骇，却全不疼，如是一月，若不饮酒则血少，终不能止。偶有乡兵告以市医张康者常疗此疾，遂呼之来。供一器清汁，云是草药，添少蜜，解以水，两服而愈。既厚酬之，遂询其药名，乃镜面草，一名螺厣草，其色青紫，所在石阶缝中有之”。按此药出唐•陈藏器《本草拾遗》性味辛凉，颇多用以治血证。这个草药方，我在江西干校时，曾用治一例，患者系中年男性，溺血量不太多，久久不愈(曾在周口镇医院检查，没有得到明确诊断)，其脉细数。嘱其家属采螺厣草样品，一次煎服120克(干品用15~20克即可)，五天后溺血即控制。
但临床治疗尿血，也应防止一种偏向，即过服寒凉止血药，有时易造成弊害。如《名医类案》(卷八)曾载述：“一妇人尿血，久用寒凉止血药，面色痿黄，肢体倦怠，饮食不甘，晡热作渴三年矣。此前药复伤脾胃，元气下陷而不能摄血也。盖病久郁结伤脾，用补中益气以补元气；用归脾汤解脾郁，使血归经；全用加味逍遥以调养肝血。不月，诸证渐愈，三月而痊”。这个案例以补中解郁、调养为大法，临床上较少运用，但司命者不可不知。久病溺血中气虚者，当考虑灵活用此治法，这是祖国医学因人、因证斟酌辨治的特色，医者在治疗过程中应引为戒鉴。
七、肝炎
不少医生遇肝炎胁痛辄喜用疏肝利气之品，我在青壮年时期治肝炎胁痛，也经常用柴胡疏肝饮加减，有时服药一、二剂，肝区疼痛即见缓轻。但不少病人初服有效，嗣后复发，甚至肝痛愈甚。初不甚悟其谛理，后经业师秦伯未先生指点，加之阅历增长、读书增多，对肝病、病毒性肝炎(特别是迁延性肝炎和慢性肝炎)的治法，有较深入一步的体会。
我十分赞赏清•陆定囿有关肝病立方遣药的见解，他说：“盖此证初起即直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饮(地黄、萸肉、山药、丹皮、泽泻、茯苓、当归、白芍、柴胡、栀子、炒枣仁)，魏玉璜一贯煎(北沙参、麦冬、干地黄、当归、枸杞子、川楝子)之类稍加疏肝之味，如鳖血炒柴胡、四制香附之类，俾肾水涵濡，肝木肝气得舒，肝火渐熄而痛自平。若专用疏泄则肝阴愈耗，病安得痊”(《冷庐医话》卷三)。故我治疗迁延性肝炎、慢性肝炎大多采用此法。
有些肝炎患者，右胁肋下疼痛较甚，还可选用清•林佩琴《类证治裁》所载述之二方。因于肝郁者，用清肝汤(白芍、当归、川芎、山栀、丹皮、柴胡)；怒伤肝而胁痛加重者，用香附汤(香附、当归、川芎、柴胡、青皮)加减。如属肝燥胁痛，不宜浪用青皮、枳壳、香附、豆蔻等药，亦不宜施以大剂龙胆草苦寒泻肝之品。
慢性肝炎有明显肝脾肿大者，可用滋水清肝饮方加减方(鳖甲、柴胡、丹参、红花、干地黄、淮山药、丹皮、茯苓、当归、赤白芍、香附、栀子)，此方具有软坚、滋阴、疏肝之效能。
总之，我建议治疗肝病的，最好能学习清•王旭高所著《西溪书屋夜话录》，他治肝病的学术经验非常丰富，当前中医界治肝病的一些名家，几乎无不嘱意于此。
八、崩中
上面我讲的都是内科病狂，因为限于时间，我只谈一种妇科常见而较难治的病证——崩中。
前贤以妇女前阴“非时下血，淋漓不断，谓之漏下；突然暴下，如山崩然，谓之崩中”(见明•李梃《医学入门》)。漏下又有经漏、胎漏之分，简称曰“漏”，崩中简称为 “崩”，又有“血崩”、“血山崩”、“崩中暴下”、“暴崩”(月经期暴下名为“经崩”)等名。明•徐春甫《古今医统》谓：“妇人崩漏，最为大病”，又是临床上较为常见、须予及时处理的病证。由于崩中之主证为前阴出血，量且较多，患者及其家属，多能即时求治，当予精细辨证，恰当施治。
1．论治概略
《素问•阴阳别论》指出：“阴虚阳搏，谓之崩”王冰释文云：“阴脉不足，阳脉盛博，则内崩而血流下”。在病因方面提出“风胜”(见《六元正纪大论》)所致。这种认识较为局限，书中又未出治法。迄汉唐时期，对崩中仍缺乏辨证论治之效方(《千金要方》载述了白芷丸、禹余粮丸、当归汤、伏龙肝汤、牡丹皮汤、生地黄汤等多种治崩方；《千金翼方》亦有治崩中方，但后世临床均较少选用)。对崩中之病因、病机，亦未见有较全面的载述。宋•陈自明撰《妇人大全良方》，归纳前人有关崩中的学术经验后提出：“夫妇人崩中者，由脏腑伤损，冲任脉血气俱虚故也。血气之行，外循经络，内荣脏腑，若无伤损，则阴阳平秘而气血调适，经下依时；若劳动过多，致脏腑俱伤而冲任之气虚，不能制约其经血，故忽然暴下，谓之崩中暴下”。在治法上也介绍了前贤和他人的一些效方，但以验方性质的方治为主。如五灵脂散、独圣散(防风末，以白面清调服)；许叔微之熟艾、阿胶、干姜方及单服黄芩方；如圣散(“治妇人血山崩”，方以棕榈、乌梅各一两，干姜一两五钱，并烧过存性。共为细末，每服二钱，乌梅酒调下，空心、食前服)；如圣无比散(“治血山崩”，晚蚕沙一两，伏龙肝半两，共为细末，酒调二钱匕)等。其中有一药味较多、并无方名之通治方。书中说：“妇人崩中，无问远近，悉皆治之”，此方为“伏龙肝一斤，小蓟根、桑寄生，续断、地榆、艾叶各三两，阿胶、当归、赤石脂、厚朴各二两，生姜五两。上十味切，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绞去滓，分作三服”。从陈自明有关崩中的方治论述，体现了宋代较之汉唐时期，在治法和方药方面有了较显著的进步，而在宋以后又不断有所发展和充实。
需着重指出的是，明、清在治法中较多地采用补中益气法或补益气血法。如李梃《医学入门》中提到补中益气汤等方有“补胃厚脾，使气血自循环故道……”之效；薛己《薛氏医案》论血崩治法有“脾胃虚陷者，补中益气汤”施治之记载，其具体用法，多以补中益气汤加酒芍以治崩中、漏下，每获良效。江罐《续名医类案》载“陆养愚治王笠云之母，年四十九，经事已止半年，一日忽暴崩不止，昏晕厥逆，脉之两手沉微如丝，急以八物汤加附子、姜炭灌之，半时方醒。连进两大剂，乃至十之七八……”。又“吴孚先治俞氏妇，血淋稔载成痼疾。因幼孙出痘危险，汗泻交作，晕数次(思虚恐惧，三阴并伤也)，脉象弦大而革者，忽变数疾欲脱，奄奄一息。用人参、黄芪各一两，制附、炮姜、枣仁各三钱，五味、龙骨各一钱……”获效。此属血脱补气，兼以温摄之治法。如因湿热伤脾胃，影响“脾统血”，治宣兼顾脾经湿热，加用苍白术、苡仁、黄连、云苓等药。
明•方广《丹溪心法附余》对于血崩治法提出“初用止血，以塞其流；中用清热凉血，以澄其源；末用补血，以复其旧”。后世将“塞流”、“澄源”、“复旧”称之为“治崩三法”。方氏进一步指出，“若止塞其流，不澄其源，则滔天之势不能遏；若止澄其源而不复旧，则孤阳之浮无以止，不可不审也”。万全《万氏女科》也有类似的见解，认为治崩须掌握“初止血，次清热，后补其虚”三法，以此作为重要的治疗步骤与法则。万氏谓：“初见崩中暴下之病者，宜用止血之剂，乃急则治其标也。四物汤调十灰散治之，以血止为度。血止即服清热之剂，用凉血地黄汤主之；如血未止，再吞十灰丸；血已尽止，里热已除，宜用补中之剂，加味补中益气主之；更在早服地黄丸，夕服参术大补丸，以平为期”。万氏的学术经验，对后世治崩也有一定影响。
崩中出血量大，先用止血(即“塞流”)可避免因失治而致晕厥、虚脱。如何止血，须予辨证处理。总的原则是虚证宜补，实证宜泻，热证宜清……”。亦即不能单纯用止涩药而不知变通。所谓“澄清”则系针对病机之“究本”治法。有关崩漏之“源”，清•沈金鳌《妇科玉尺》总结有“六大端”，即火热、虚寒、劳伤、气陷、血瘀、虚弱。较多的情况是由于血分之“火热”，宜清热凉血；但虚者宜补中益气，虚寒者宜温经补血；劳损者立固气摄血。血瘀者宜活血散瘀……。所谓“复旧”，系指调理脾气、培补气血的治法，较有利于患者病体之康复。
在“治崩三法”中，止血作为首要治疗手段，我在临床上用过万全“四物汤调十灰散”的治法，结果是有效、有不效者。后来我有幸请教中医研究院郑守谦老中医，他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简称“功血”)案例颇多，其止血之治法，主要着眼于“大补气血”。方用红人参6克，炙黄茂24~45克，熟地15克，白术12克，白芍12克，阿胶(烊化)15克，仙鹤草24克，生龙牡各30克。此方确有良效。郑老认为“功血”久病患者，如用补气、育阴、潜阳、固涩冲任等法，有时效验不太理想。因为患者的妇科检查多系内膜增殖或囊性内膜增生。故他主张用祛瘀生新、引血归经法，使内膜脱落、排净(即所谓“通因通用”，待瘀去再治其本)，方用益母草12克，桃仁12克，红花6克，泽兰9克，蒲黄12克，五灵脂9克，山楂炭9克，大小蓟各15克，茜草根9克。郑老指出“功血”患者多有肾阴阳俱虚的病理。故在促进排卵方面，往往在滋，肾阴的同时，加适量的温阳药，以使真阴、真阳相对平衡，促进排卵。他常选用张介宾之左归饮、右归饮加减。患者处于排卵时所拟方，多有淫羊藿、巴戟天、熟附、生鳖甲、生龟板、苁蓉、杜仲、牛膝等味。对于延长黄体期及控制中期出血方面，则多从脾肾阳虚论治。在促进激情素水平上升方面，着重用养血补肾法(当归、川芎、丹参、鸡血藤、何首乌、紫河车、菟丝子、复盆子、枸杞子、从蓉、鹿茸、巴戟天)。郑氏的经验，我从临床验证方面确实感到得益非浅。
2．临证心得
诊治崩中，尤当着意辨析寒热、虚实及有无兼挟之证，这是确立治法的辨证依据。西医亦有“血崩”病名，多指月经周期不改变，节律正常，失血量正常；但于每一周期之间有阴道流血。所不同者，中医所论“崩中”，?
发表于 2011-7-19 05:5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