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崇拜孙思邈和他的《千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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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崇拜孙思邈和他的《千金方》





我今生最崇拜的先辈----孙思邈



提要：他的崇高品德、精湛医术、渊博学识、丰硕著述与卓越成就，赢得了当时与后来千百万人民爱戴与敬仰。

我今生最崇拜的先辈孙思邈，中国历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一座伟岸的丰碑。他是大医。他是养生保健学说之集大成者与实践者。他开创了中医药学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孙思邈，是京兆东原人（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出生于隋开皇元年，卒于唐永淳元年。活了102岁（也有说他活了141岁），他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历史上，被人们尊为“药王”。他的崇高品德、精湛医术、渊博学识、丰硕著述与卓越成就，赢得了当时与后来千百万人民的爱戴与敬仰。他永垂不朽。他与我的先祖王焘是同一代人，我们也是老乡--陕西人。

一、孙思邈----中国的医德宗师：

讲求医德是中国医学的传统美德，从《黄帝内经》起就有所论述，孙思邈则是中国最早以专篇系统论述医德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医学家和思想家，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首，论述了作为一名大医应当具备的素质修养和道德规范。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的楷模，因而被推崇为一代医德宗师，其医德学说成为中国后世医生的奉行准则。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的论述，为医务工作者指明了奋斗方向。用一颗赤诚的爱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无论贫富贵贱，不分亲疏美丑，一视同仁，皆如亲人。以最细致最耐心的态度，施展最精良的治疗，力求每一患者都得到康复。这样的医生，理所当然获得所有人的崇敬。在先前［六十年代］有人教导我们“又红又专”，如果我们将这里的“红”定位为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定位为以人为本，为祖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无私奉献，将这个“专”如实地看作专业知识，专业水平，在专业方面达到世界或者国内最高标准，那么，我们就应该说，孙思邈就是“又红又专”的典范。大医，应该就是大师级的医生。孙思邈正是这样的大师。如今社会上大师满天飞，甚至有要在几年中造就若干个“大师”的“工程”，何谓大师，成为一个问题。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其意义大大超出了医药卫生界，而成为各行各业一个重要命题。无论哪一行，哪一业，都应该和需要做到孙思邈所要求的“精”与“诚”。

在目前医生把自己视为商品，有专业人员精心设计的精美豪华包装，贴上了在中国传统文库中难以找的名字作商标，将中医的经方、古方在方名前加一个洋文鸟字就成了秘方、新药、特药，价格高出十倍、百倍。形成了看病难，看病贵，正在深深地困绕着中国老百姓，成为继续改革的一大课题。在众多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因素中，医德与医术的差距，医药保健品经营中诚信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我们与孙思邈作一对照，并努力向孙思邈学习。所有与群众看病、吃药、保健相关的部门、人员，包括医疗行政、中医西医、制药卖药的，都可以从孙思邈身上得到教益。

在医疗卫生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个沉重的问题，中医的前途问题。中医有过光辉的过去。孙思邈曾经达到一个制高点。孙思邈用他的一生证明，中医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不断前进的。而现在，无庸讳言，我们祖国的宝贵财富中医药学，由于多少年来淡化继承、忘记自我，并且盲目地违反规律地以吸取外来营养代替继承优秀传统、以外来模式改造自我而走向灭亡，或者已经名存实亡。这不是危言耸听。据统计，晚清时全国人口四万万，有师徒传承的中医八十万，到一九四九年，还有五十万，到二十世纪末，只有二十七万，能够处方的不过两三万人，而人口却达到十三亿。医疗卫生界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严肃警告与紧急呼吁。也许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管理方式都有可以商榷之处。现代化与优秀传统应该可以和谐共处。中医与西医各有各的规律，应该互相学习，不能彼此取代。让中医回归中医，用自己的规律要求、规范与管理自己，并与时代结合，与时代共进，正在成为许多业内人士的共识。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艰难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赶快行动。

二、孙思邈----唐代医药学家、思想家

1.生平事迹：

孙思邈（公元581年？——682年），中国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和思想家，京兆华原人（今陕西耀县，生于距县城东北约八公里的孙家塬村）。幼年体弱多病，医药费用几乎耗尽家产。那时的中国大地，经历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战乱，隋朝统一不久，又遭受连年征讨、徭役苛重的苦难，民不聊生，疫病流行，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孙思邈目睹社会上缺医少药死亡遍野的惨状，又亲历疾病的折磨，年少时就立志学医。他聪慧过人，刻苦用功，七岁就学，日诵千言，喜读医学典籍，博览经史知识，被人赞为“神童”。二十岁时就能谈论庄子、老子、佛典及百家学说，对医学知识更能潜心领悟。他初学医时，家乡一带狂犬病流行，人们不认识也不重视这种疾病的严重性，每年常有患者死亡。受染者求他医治，也不知如何处理，他说：“以是经吾手而死者不一”。沉痛的事实激励他加倍努力，“自此锐意学之”，全身心地钻研医、药诊治之法。结果，不仅能治好狂犬病患者，也医好自身疾病，在亲邻内外行医，疗效良好，远近闻名。孙思邈列述自已的深刻教训，告诫说：人们常说病人死亡，约有半数是由于缺少优秀医生所致，情况确实如此。学医的人必须专心致志，勤奋学习，才能通晓医药学问；如果以为懂得几种药方，就是知道一切，那是极其错误的。还说：人的生命比千金更为贵重，医药学问博大精深，济世活人任重道远，必须深入探索，精勤钻研，才能担当医生的神圣责任。他更指出：有的愚医，自以为学了三年医方，就夸口说天下没有他治不了的病，及至行医三年，才知道天下有很多病还没有可治的医方。孙思邈正是这样的严格要求自己，求知若渴，永不满足，无论切脉、诊病、处方、制药，那怕别人只有一点一滴比自己高明，虽远隔千里，也去拜访求教；为了一个秘方不惜重金总要设法得到。他酷爱读书，虽须发皆白也手不释卷；无论寒冬酷暑，坚持不懈的进行医药研究。他曾长期跋涉于秦岭、巴山、峨嵋、太行等名山大川，奔波于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甘肃等地的偏僻乡村，从事诊疗、采药、考察、著作等活动，积累了丰富知识和经验。由于他学问渊博、医术超人，享有很高的声望，帝王将相和庶民百姓对他都很敬重。隋文帝杨坚登极前曾征召孙氏为国子博士，他称病谢绝。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召他进京，称赞他年岁虽老而气色健壮，听力、视力聪敏，是一位道德和才能很高的人，准备授给官职，又被他坚决辞退。孙思邈不图名利，却乐于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吸取知识营养，对解救病人的痛苦危难，更是不避风险，全力以赴，一生执着追求的事业是精研医药，济世活人。隋朝大业年中（约公元611年），他研制治疗恶疾（麻风）、癫痫、温疟、癫狂、尸疰（类似结核）等疑难重症的丹药，因为雄黄（二硫化砷）和曾青（碱式硫酸铜）难得，虽经多次实验，均未获得成功。唐朝武德年中（约公元622年）研制玉壶丸也遭失败，但他在困难和失败面前决不退缩。以后在四川期间继续研究，又买到了足够的雄黄和曾青，终于在蜀县魏家（今成都一带）研制成有名的太一神精丹。他在太白山区曾先后逗留很长时间，有太白山人之称。太白山区生物资源非常丰富，是一处天然药库，据现在调查，生长有中、草药共171科1415种。孙思邈在这里曾进行了大量的考查和研究工作，该地至今还遗留有关他的许多纪念地。隋末唐初，孙思邈还曾在秦岭的青华山隐居，在这里曾和居住在净业寺的高僧释道宣常相往来，交流学术心得。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高尼净明久病吐利烦呕，一日一发或再发，症状危重。当时在朝太医蒋、许、甘、巢等人均束手无策，孙思邈会诊后以“霍乱”治之而愈。[8]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朝庭敕命修定《明堂》（此处明堂是指脏腑经络之书，还要把人身经脉俞穴绘为图像），在医学家甄权指导下，孙氏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校定“经图”，孙思邈还以晋代皇甫谧的《甲乙经》校核南北朝刘宋秦承祖的明堂国，发现秦图缺误甚多，于是鸠集古今名医明堂，著述《针炙经》。盛唐时期医学教育昌盛，针炙也开始独立设科，京城设立的医学最高学府太医署，针炙科是其中医学部四大专业之一；各府、州也设有地方医学，中央和地方都有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教学人员。孙思邈指出：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认为脏腑经络，关系复杂，“出没往来，难以测量，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他研究了大量文献，以甄权的明堂图为准，亲手创绘成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仰人、背人、侧人彩色《明堂三人图》，使针炙教学效果和科技水平明显提高。贞观年间，名臣魏征等编修齐、梁、周、陈、隋等代历史，恐有遗漏，曾屡访孙氏请教，思邈随口讲述有如目睹。从贞观年间到唐高宗永徽初年，孙思邈曾数次往来于川陕之间。其间也曾在长安、汉中和陇州等地方从事调研活动，救治大量病人。他善用古方，自创新方，更注意从民间或其他朝野人士以及宗教界、少数民族和外侨中收集验方和秘方。无论自己的或收集的处方，凡经临床验证有效的就编入自已的著作，广为传播。贞观初（627年）有人因五劳七伤，久病卧床，羸瘦殆死，孙氏设计了由十五味组成的人参汤，日三夜一四次分服，只一剂就“如汤沃雪”而愈。同年他用玉山医生韩光的外治法治愈丁肿30余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七月十二日孙思邈忽患热毒痢“下黑血、五内绞切痛，日夜百行”，到十五日“命将欲绝”，他自处一方（黄连、龙骨、赤石脂、阿胶、白术、干姜、当归、附子）煎服，“入口即定”。他一生曾“二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乃至移床就厕”，都自治而愈。他以切身经验强调用药应“主对相当”，热痢要“多益黄连”；并告诫说此病应“大须慎口味”，注意饮食是“将息之大经”。丁肿痈疽等化脓性疾患当时是多发病，常致严重后果，他指出此等疾患要及时处理，并密切注意头痛、发热恶寒等全身症状，他以齐州荣姥方和赵娆方内治外治合用治疗患者。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常以自用有效的苍耳根茎泥膏治法救治丁肿患者，没有治不好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七月十五日夜孙氏左手指扎伤感染，红肿热痛，迁延十天，后用一长者的蒲公英方外治而获平复。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三月八日他在四川内江县突患左额丹毒，不到一天扩散全面部，目不得开，红肿疼痛“手不得近”，且致全身热痛，县令以种种药方治疗无效，几乎毙命，七天后孙氏自处“治丹神验方”治疗，结果“其验如神”。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汉阳王患大腹水肿（腹水），医所不治，经孙氏以“治大腹水肿气息不通命在旦夕方”治疗五、六日而转危为安，还指出此人“差后有他犯因尔殂矣”。孙氏这里所指是汉王李元昌，时任梁州（汉中）都督，后因谋反罪于贞观十七年（643年）敕令自尽。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李文博因久服石药（寒石散之类），房道强盛，经月余致其消渴病（糖尿病）加剧而死。其间孙思邈曾为其服用枸杞汤好转，同时指出：“但不能长愈”。他对防治消渴病经验丰富，有独到见解，认为该病如能在饮酒、房室、咸食及面三项事情上谨慎从事，“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否则难以救治；并强调应经常注意预防痈疽感染，特别是大骨节间如发痈疽，常危及生命。他警告医者，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不可灸刺，时刻严防操作感染的危险。孙思邈在四川还为来到江州（约当今四川江津）的前宋江东王治疗重笃的脚气病获效。多年间他治疗了六百余名麻风病人，其中有士大夫和其他民族的名人，而且“一一亲自抚养”，有六十多人被他治愈。魏晋六朝以来，服用寒石散之风流毒甚广，引发许多合并症和后遗症。孙氏38岁时也服过石药，他一生多患痈疽，还怀疑病源可能与其先辈服石有关。他自已在长安服白石英粉时也曾“头痛额角如裂”。晋代医学家皇甫谧因服石致残，他又亲眼看见朝野人士中不少人因此致命，太宗皇帝之死，也与此有关。他痛切呼吁：“石在身上，万事休泰，要不可服石也”，“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他的著作中还列述了解石药毒的方药。孙思邈在其晚年著作《千金翼方》中曾专论“飞炼”，某些说法前后矛盾，但总的看来，他更重视并强调正确的食疗与体疗养生方法，严厉批判服石之风，在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孙思邈在治疗疑难痼疾和抢救重危患者方面都显示其非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同情心，一位在贞观中参加远征的将军，背部中箭“矢入四寸，举天下名手出之不得，遂留在肉中，不妨行坐，而常有脓出不止。”直到十一年后的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秋，孙氏奉命诊治，从当年冬季到翌年春，箭簇不拔自然而落。他虚心学习和研究前代名医秦越人、张仲景、华佗、葛洪、支法存的理论和经验，通过实践加以理解吸收，并善于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在各科疾病的防治、针灸、药物、方剂、食疗、养生以及中医基础理论和诊治法则等方面都有深厚造指，并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了解人民疾苦，深切感受到培养优秀医生，普及和提高医药学术的迫切性。当时虽有很多医书流传，但他感到紧急情况下检索繁难，查到治方时已失去救治机会；尤其是还存在着“钦望巫祝束手受败”、“庸医杀人枉死者半”的可悲情况。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愈于此”的崇高愿望出发，以《千金方》命名，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左右著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李治召见孙思邈，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孙氏固辞不受（《旧唐书》本传）。但《唐会要》载“显庆三年诏徵太白山人孙思邈至，......至四年，思邈授承务郎，直尚药局”。首都长安当时是世界性大都市，繁荣昌盛，孙氏在这里问学会友，博览群书，和许多知名人士常相往来。以书法诗文著名的宋令文、药学家孟诜和文学家卢照邻都象对待老师那样尊敬他。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卢照邻患病居住于长安光德坊一座府第中，结识了也住那里的孙思邈，他钦敬孙氏学问渊博，通晓古今，就如同中国古代的蒙庄子和天竺国的维摩诘一样，称赞他象扁鹊一样医术高超。照邻患麻风病，消极悲观，向孙氏请教名医愈疾的道理，孙思邈说：“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认为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时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变化，都有其正常发展规律，寒暑交替，风雨霜雪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现象。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发生许多灾难。人体和自然界一样，四肢五脏、活动与睡眠、呼吸吐纳、精气往来、生理活动也有其正常代谢规律；但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导致各种疾病。人们如果能认识并顺应那些客观规律，善于调理养生，就可能防止疾病的发生。高明的医生要善于运用药物，砭石、针灸进行防治，人体的疾病也可能获得治愈。孙氏的上述观点，反映他反对听天由命的进步思想。孙思邈在他的著作中多处阐述他的疾病观，治疗观和生死观。如说：“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无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一气也，斯乃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意思是说，人虽然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废除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但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运用各种有益方法以防治之。他指出：“善于摄生，能知樽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孙氏更重视预防；“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迫于既逝之后”。[他和卢照邻谈话还阐发先秦古籍中的论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要求医生处事要有胆有识，果断而谦虚谨慎，智谋周到细密，但行为要端正大方。他强调重视养性。不弛骋六情，勿追逐名利，自己要慎重调控，用适当的方法养生，以达到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目的。有了病就要积极治疗，不能拱手待毙。孙氏的远见卓识，也是他亲身体验中的深刻认识。他自幼多病，一生曾三患痢疾，数次感染痈疽及丹毒，还曾患中风，[32]严重时危及生命，但都因平时养护得当，有病正确诊治，且逐渐锻炼出好的体力，终能享寿百岁以上，为人类医学事业做出宝贵贡献。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以后，孙思邈在京城长安居住十多年，除诊疗工作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工作，咸享四年（公元673年）四月，他应诏随同唐高宗李治去麟游九成宫。在此前后还可能去过东都洛阳一带。太行山南麓的茱萸峰和东麓的五岩山等处都发现有孙氏采药、行医和遗迹纪念地。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他辞疾清归，唐高宗赠他良马，还把光德坊的一座府第给他居住。但孙思邈并不留恋皇室的优奖和京都的繁荣，不久就回到家乡耀县的五台山隐居，将其终生精力和智慧，献给医药学事业，完成了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充《要方》之不足，这两部著作合称为《千金方》。

孙思邈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逝世。临终嘱令薄葬，不要陪葬品，祭祀不要牲畜。但是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纪念他，并尊称他为“药王”。他的故乡孙家塬有修复的陵园，耀县五台山千百年来已被习称为药王山，闻名海内外。那里不仅有宏伟的庙宇，而且有极其宝贵的文物碑石，设立了药王山博物馆，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孙家塬和药王山每年春天都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在县城耀县还成立有孙思邈研究所和孙思邈中医院。据《唐书》载，孙氏的儿子孙行在天授年间（约691年）任凤阁待郎，孙子名溥，曾任徐州肖县丞。宋代名医孙用和自称为孙氏后代。

2.伟大贡献----孙思邈的著作

后世题名为孙思邈的著作近七十种，据考证其中近三十种左右肯定为孙氏所著，但迄今所存者主要为《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另有自注《老子》、《庄子》、《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千金月令》三卷等二十余种均已佚失。还有旧题或托名孙思邈的著作有四十余种，尚不能肯定为孙氏所著，但这些书也多已亡佚。

孙思邈的现存代表作为《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著被誉为中国唐初和唐以前的中医临证百科全书。

《备急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分为232门，合方论5300首，卷一为总论，主要论述医生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并阐述了诊断、治疗、处方、用药以及制药服药和药物贮藏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卷二至卷四为妇人方，包括求子、妊娠、分娩、难产到产后各病及妇科各病等，其中有药方540余首。卷五（上、下）为少小婴孺，从新生儿养护到儿科常见病的防治，列方320余首。卷六为七窍、包括眼、鼻、口、舌、唇、齿、喉、耳等疾患，还有面部疾患用药和美容方。卷七到卷二十一为内科疾患，先述风毒脚气，次为诸风（主要论述脑系病及中风），伤寒；其后按脏腑分类分别论述诸脏腑生理病理和有关疾患；再后为消渴、淋闭、尿血、水肿。这些卷提供各类处方2000余首。卷二十二、十二三为外科和皮肤科病，卷二十四为解毒及杂治，包括瘿瘤及若干肛门和阴部疾患。卷二十五备急（急救医学）。卷二十六食治，卷二十七养性，卷二十八平脉，卷二十九、三十针灸，内容都很丰富。

《千金翼方》共三十卷，合方论2900余首，其显著特点是：(１)卷一至卷四全部以及卷十二、十三、十四的相当部分，深入阐述药学问题；(２)创造性地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研究和运用仲景学说；(３)以大量篇幅论述养生学说和老年医学；(４)更深入地论述了针灸的具体应用，对灸法有更多的探讨；(５)二十九、三十两卷为“禁经”，唐时太医署设有禁咒科，这部分内容是孙氏搜集的禁咒之术，孙氏说“将恐零落，编为两卷”，并说“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但有的运用起来，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神鬼迷信之术掺入本书，自然是美玉之瑕，但其中涉及心理疗法，并搜集不少“禁咒”文献，可供有兴趣者研究参考。外国学者已有这方面的论文。

孙思邈的这两部巨著，问世至今千数百年，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在国际上影响也越来越大。据日本医史学家宫下三郎上世纪80年代初统计，仅日中两国现存版本即有十六种。国内外翻刻出版者，据统计由宋本至今，《备急千金要方》三十余次，《千金翼方》约二十次，两部《千金方》合刻本六次；另外还有许多评注本、节要本以及某卷的单行本十余种累次出版。近千年前，宋朝林亿称颂本书“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张璐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唯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顽上下。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对孙氏及其著作的研究日益广泛深入。国外研究《千金方》以日本最为活跃且富有成果。医学家多纪元坚等说：“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扶翊长沙，绳尺百世者，盖莫孙思邈《千金方》者焉。”多年前日本还成立了《千金要方》研究所，研究所顾问景嘉赞称此书是“人类的至宝”。朝鲜许多名著如《医方类聚》、《东医宝鉴》都引用了《千金方》的内容，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孙氏针灸学成就给以高度评价。英、美、德、法诸国都有学者从事孙氏著作的研究。美国席文（Natheu Sivin）教授和德国文树德教授等都有研究专著出版。

3.孙思邈动人的故事

孙思邈7岁时读书，就能“日诵千言”。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并对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精通，被人称为“圣童”。但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隋文帝让他做国子博士，他也称病不做。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5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皇帝还想授予他爵位，但仍是被孙思邈拒绝了。高宗继位后，又邀他做谏议大夫，也未被允。孙思邈归隐的时候，高宗又赐他良驹，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就连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以待师长的礼数来侍奉他。

一次，卢照邻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名医能治愈疑难的疾病，是什么原因呢？” 孙思邈的回答十分精彩，也足见其医学上的造诣颇深。他答道：“对天道变化了如指掌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事；对人体疾病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根源于天道变化的规律。天候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犹似轮转。那么又是如何运转呢？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发散就是彩虹。这是天道规律，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人身之气流注周身而成营气、卫气；彰显于志则显现于气色精神；发于外则为音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常度时，人体气血上冲则发热；气血不通则生寒；气血蓄结生成瘤及赘物；气血下陷成痈疽；气血狂越奔腾就是气喘乏力；气血枯竭就会精神衰竭。各种征候都显现在外，气血的变化也表现在形貌上，天地不也是如此吗？”

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了总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这就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仅从为人的角度上来讲，恐怕要做一个有气度、有担当的人，也不悖此道吧！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倍至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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